那些什麼事都想做的人，為什麼終歸於失敗？

那些什麼事都想做的人,為什麼終歸於失敗？

| 俞吾金

太陽光線在散射時發出的熱量是很微弱的，但如果用一面聚光鏡把光線集中在一個焦點上，那就能達到較高的溫度，甚至會使紙片燃燒起來。

人們精力的使用也與此相似，如果處在「散射」的狀態，就很難達到一定的「熱量」；只有把精力集中起來，在寬厚紮實的基礎上，鍥而不捨地鑽研一個方面的學間，才有可能達到一定的造詣。集中精力，也就是要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時間，嚴格地限制自己的學習範圍和興趣，決不心猿意馬，見異思遷。當今，我們正生活在一個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時代里，每日每時，豐富多彩的生活和各種各樣的書刊都在「誘惑」著你。在這樣的環境中，限制自己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我是六六屆高中畢業生，進大學前在廠里工作了十年。那時，我酷愛文學，熱衷於寫小說。七七年招生制度改革後，我考入了復旦大學。誰知「大門」進對了，「小門」卻「走錯」了。我被錄取到哲學系，可是我對哲學並沒有多大的興趣。怎麼辦？我決定「身在曹營心在漢」，繼續走自己的路。於是，我一頭扎進了文科閱覽室，如饑似渴地讀起外國古典文學名著來。從古希臘阿里斯托芬的喜劇，一直讀到俄國大文學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我讀了一百五十多本小說，做了近十本學習札記，並動手寫了三篇小說。結果，我的精力分散了，專業課的學習卻處於被動應付的局面。班主任發現這一情況後，多次找我談心，從哲學戰線後繼乏人的現狀一直談到文科大學生肩負的重任，勉勵我正確處理個人興趣和專業之間的關係，立足專業，為繁榮哲學而努力。老師的誘導深深地觸動了我，我開始懷疑起自己的「平行線戰術」（即文學和哲學並行不悖）來了。恰好在這個時候，我接觸到兩本書。

一本是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在這本書中，歌德反覆強調，一個有造就的人「最大的藝術本領在於懂得限制自己，不旁馳博騖」。歌德多次告誡他的秘書愛克曼說：「你得隨時當心不要分散精力，要設法集中精力。」歌德在晚年回顧自己的學習、創作生涯時，非常感慨地說：「假如我沒有在石頭上費過那麼多的功夫，我就很可能把最珍貴的金剛鑽拿到手了。」另一本是黑格爾的《小邏輯》。在這本書中，黑格爾進一步概括並發揮了歌德的治學方法。他這樣寫道：「一個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須，如歌德所說，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麼事都想做的人，其實什麼事都不能做，而終歸於失敗。世界上有趣味的東西異常之多：西班牙詩、化學、政治、音樂都很有趣味，如果有人對這些東西感覺興趣，我們決不能說他不對。但一個人在特定的環境內，如欲有所成就，他必須專註於一事，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於多方面。」

至此，我開始省悟到，這兩位文化巨人的治學方法，集中到一點，就是要善於限制自己。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啟發，我終於下決心擱下了文學，把它僅僅作為一種業餘愛好保留下來，而把主要精力全部撲到哲學上。

新的煩惱又隨之而來了。哲學本身也是一門內容豐富的科學，它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邏輯、自然辯證法、美學、中國哲學史、外國哲學史等一系列學科。這些學科都是相互聯繫、相互滲透的。誰想孤立地把其中一門學科搞深搞透是不可能的，這就要求搞哲學的人要具備廣博的基礎知識。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學科中的任何一門都擁有巨大的信息量，都可以耗盡一個人的畢生精力。因此，如果不深入地鑽研其中的一門學科，而在所有的學科上平均使用力量的話，勢必分散精力，一事無成。我經過充分的考慮，決定把自己的興趣放在外國哲學史這門學科上，並盡一切努力把基礎打得更寬厚、更紮實一些。一方面要講「專」，要限制自己；一方面又要講「博」，要融會貫通。這個關係究竟如何處理呢？我採取了以下的辦法：

一、建立一個合理的專業學習的知識結構。

經過分析，我發現，要掌握外國哲學史這門學科，至少必須同時掌握以下四門學科：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和原著選讀、西方哲學史原著選讀、英語、世界通史。這四門學科中，忽視任何一門，都會直接影響到外國哲學史的學習。因此，我把這四門學科加上外國哲學史統稱為專業學習的知識結構。特別在剛開始啃外國哲學史的階段，我把自己的精力和時間絕大部分用在這些學科上。這樣一來，我就在較短的時間內掌握了外國哲學史這門學科，並把這門學科建立在一個必要的、有一定廣度的基礎知識面上。

二、把研究的領域和了解的領域嚴格地區分開來。

所謂「研究的領域」，也就是深入進行探索，並撰寫學術論文的領域。所謂「了解的領域」，就是限於一般的閱讀和思索，並能通曉其基本原理和發展史的領域。我把研究的領域限定為外國哲學史，同時把了解的領域規定為以下的學科：西方美學史、西方倫理學史、基督教史、自然科學史、邏輯史、西方經濟思想史、政治法律思想史、近代心理學史等。這些學科，在內容上與外國哲學史息息相關，不了解、不關心是不行的。比如，熟悉和了解近代心理學史，對於研究笛卡爾以來的西方近代哲學史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當然，要熟悉那麼多的學科，在短時間內是有困難的。因此，我制訂了一個較長的計劃，決定在五年左右的時間內逐步攻下它們，以便為外國哲學史的研究提供一個儘可能廣博而又紮實的基礎。總之，我體會到，無目的的「博」是無用的，正如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的：「博學並不就是智慧。」「博」只有為「專」服務才是有價值的，了解的領域只有服從於研究領域的需要才是有意義的。

三、節約每一分鐘的時間，為形成博專結合的知識體系而努力。

對於個人來說，生命是有限的，知識卻是無限的。要想在某個方面有所造就，就一定要節約儘可能多的時間，集中加以使用。所謂限制自己，在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要合理地安排和利用自己的時間。我採取的具體措施是：

1.嚴格控制和電影、電視、文學作品接觸的時間，只准自己看那些報上介紹的、比較好的作品或對熟悉外國哲學史有較大幫助的作品(如電影《拿破崙在奧斯特里茨》)。

2.接受、借鑒別人的治學經驗和方法。這樣常常可以少走彎路，節省大量的時間，用到刀口上去。我在學習一門新的學科前，總要請教在這方面有造詣的老師，聽聽他們的意見，該讀哪些書，按照怎樣的順序來讀，這樣對自己是非常有幫助的。

由於我把自己的精力嚴格地限制在外國哲學史這門學科內，比較正確地處理了博與專的關係，思考深入了，也就有了自己的見解。從1980年9月到1982年3月這一年半時間內，我在《哲學研究》、《學術月刊》、《復旦學報》等雜誌上連續發表了九篇哲學論文，計五萬餘字，並被《國內哲學動態》雜誌吸收為通訊員。與此同時，我又考取了本校外國哲學史研究生，主攻德國古典哲學。

在新的學習環境中，我又重新回味了歌德、黑格爾的治學方法，決心在不斷開拓自己的知識面的基礎上，由博返約，對外國哲學史，尤其是德國古典哲學作出更深的思索和研究；同時，儘快把第二外語——德語搞上去，以便寫出質量較高的學術論文，為推進和發展我國的科學事業盡自己的一點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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