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焚稿遺囑

2016年8月，以色列最高法院作出最終判決，卡夫卡的文學遺產都應收歸以色列國家圖書館所有。至此，這場圍繞卡夫卡手稿、歷時7年之久的訴訟終於落下帷幕。

如果考慮到在當今世界，這場訴訟有卡夫卡的顯赫聲名和規模龐大的「卡夫卡學術」或「卡夫卡工業」作為背景，其被稱為「史詩性」的訴訟，或許並不算誇張。當然，這也是一場地地道道的「卡夫卡式」訴訟，因為認真推究起來，這場把遺囑與手稿聯繫起來的「訴訟」，應該追溯到卡夫卡關於自己手稿的「遺囑」。近百年來，圍繞卡夫卡遺囑所進行的爭論，既是卡夫卡學術的獨特景觀，也是卡夫卡學術史的縮影，堪稱文壇傳奇。

在1925年出版的《訴訟·後記》里，布羅德公開了被視作卡夫卡遺囑的兩個文件。而在此之前，他已經將這兩個文件先行發表在了1924年7月17日的《世界舞台》周刊上。這是卡夫卡「遺囑」的首次面世。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在這兩個文件中，請求好友布羅德在其去世後，燒掉他所能找到的「所有文件」，而在卡夫卡去世一個半月之後，最先被發表的恰是這兩個文件。這也是布羅德整理並發表的第一件「卡夫卡遺作」。

筆者無緣得見布羅德當時對這兩個文件以及自己行為的說明（如果他有所說明的話），但結合他在《訴訟·後記》中的說明，可以猜測的是，他要以這樣的行動表明兩件事：一、他是卡夫卡指定的文學遺產「執行人」，因此有「執行權」；二、他的「執行方式」就是「發表」。第二點並不違背卡夫卡要求他「銷毀」的指令——以「發表」的形式，他首先「銷毀」了這兩個要求他「銷毀」的文件，確切地說，是銷毀了這兩個文件的約束力。

卡夫卡與布羅德的決定都令人困惑，也引發了持久的猜測和爭論。首先，若卡夫卡的遺願是真實的，他為何要這樣對待自己的作品呢？布羅德有兩個相互聯繫的解釋：一是卡夫卡為自己的寫作設置了自覺難以達到的「最高的宗教標準」，這導致他對自己的作品不滿；二是卡夫卡常常覺得已經寫出的東西會干擾甚至損害他正在以及將要寫出的東西，他很早就傾向於銷毀不成熟的舊作來避免這種干擾和損害。這樣看來，遺囑中的要求不過是這一邏輯的自然延伸。

二戰後，法國學界曾有關於卡夫卡的作品到底「該不該燒」的討論，卡夫卡的遺囑自然就成為「該燒」的自供狀。君特·安德斯認為，由於卡夫卡的作品描寫的是一個「不應當存在的世界」，無論對於他還是對於其他人來說都「沒有任何積極的意義」，因此卡夫卡「最終對其作品價值表示懷疑，甚至請求毀掉它」，倒是說明了他還算誠實。安德斯的看法在20世紀60—80年代東歐批評家那裡獲得了強烈的共鳴。在後者看來，焚稿遺囑無非是卡夫卡作為一個逃避主義者和對藝術不抱希望的個人主義者的最後證詞。

而在持存在主義立場的埃姆里希看來，卡夫卡的遺囑所見證的卡夫卡的「誠實」，則具有另一種迥然不同的含義。卡夫卡謎一般的作品對應了「真正的宇宙之謎」，他銷毀作品的遺願增加了其謎一般的作品的「嚴肅性」；換言之，通過他的遺囑，卡夫卡向讀者傳達了這樣的信息：他不是為了「愚弄讀者」或讓其作品「顯得有趣」才把它弄成謎一般的。這反而使我們更加相信：他的作品裡確實包含了宇宙之謎並進而加以探究。

似乎有意針對埃姆里希的過分嚴肅，波利策從遺囑內容的「荒誕」和表述的「誇大其詞」中看出，卡夫卡也許並不是那麼「嚴肅地」寫遺囑：「他仍在玩遊戲嗎？在下達命令毀掉自己的作品時他又一次玩起了遊戲嗎？」波利策的觀點當然不是空穴來風。「與死亡的秘密遊戲」確是卡夫卡寫作的主要靈感來源和操縱讀者反應的策略之一。細察之下，卡夫卡的遺囑具有某種儀式意味，在遺囑中他也不忘提醒自己：他要以寫作來驅趕正在迫近的死亡，他要以「寫作的權力」來「阻止它（疾病與死亡）的推進」。當然，在波利策看來，這是一個十分嚴肅的遊戲：卡夫卡「甚至想到把銷毀他的作品當作一種宗教行動，一次燔祭（a burnt offering）」，想像中的燔祭會帶來一種「神秘的自由」，激發他寫出真正值得流傳於世的「純粹而絕對的作品」。

波利策的觀點在半個世紀後有了回應。2010年，暢銷書作家羅傑·卡門尼茲出版了《燒過的書：布拉茨拉夫的拉比納赫曼與弗蘭茲·卡夫卡》。根據他的理解，卡夫卡目前流傳於世的書已經是「純粹而絕對的作品」了。在第8章中，作者把布羅德與從火中救出了拉比納赫曼作品的拉比納森相提並論——和卡夫卡一樣，拉比納赫曼也要求十分珍視自己著作的拉比納森燒掉自己的著作，「拉比納森就是拉比納赫曼的馬克斯·布羅德」。可以說，這個類比一下子把卡夫卡的作品從德語文學中拉入到猶太民族經書之列了。卡門尼茲用了一個形象說法來表達自己的意思：卡夫卡在現代的邊緣講述神話，試圖把卡巴拉的智慧「走私」到我們的時代。在這一理解中，卡夫卡顯然知道布羅德會穿過他最後寓言的「海關」，而不是像《在法的門前》中的那個鄉下人一樣痛苦地等在門外。

那麼，回到最初的問題：卡夫卡留下了毀掉自己作品的遺願，他是認真的嗎？布羅德選擇了對朋友遺願的「背叛」，他的解釋或辯解有效嗎？如果卡夫卡的遺願表達是一種策略，其真實意圖何在呢？布羅德恰當地配合了卡夫卡更為複雜的意圖嗎？

為徹底地回答這些問題，不妨先假定：布羅德執行還是不執行遺囑，或卡夫卡的作品是被燒毀還是留存下來，都應被置於一個可能世界或平行世界的背景中加以考量。如果我們以卡夫卡對布羅德的判斷（此處預設的問題是：布羅德是否是卡夫卡「最可信賴」的朋友？）為起點，那麼其間的可能性邏輯是：布羅德是卡夫卡真正的朋友，因此他懂得卡夫卡的真實意圖，或能夠為卡夫卡設定一個卡夫卡所不知道但卻真實的意圖，這樣他就不會背叛卡夫卡——無論燒還是不燒；布羅德不是卡夫卡的真正朋友，因此他不懂得卡夫卡的真正意圖，或不能為卡夫卡設定一個卡夫卡所不知道但卻真實的意圖，這樣他註定會背叛卡夫卡——無論燒還是不燒。如果卡夫卡（在判斷布羅德是否是他的真正朋友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那無論他的作品被燒還是沒被燒，也都可算是對他的懲罰，並且這個懲罰是正當的，因為連一個在身邊多年的人是否是自己的朋友都認不出，其作品又如何能「幫助人們」呢？如此看來，昆德拉在其《被背叛的遺囑》中，對於布羅德「背叛」卡夫卡的遺囑所感到的「道德義憤」，還是顯得過於武斷和不夠審慎的。

往期回顧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星 排版編輯：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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