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順政權在北京的42天里，對明朝的制度和機構作了哪些變革？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從德勝門進入北京內城接管明政權，四月二十九日稱帝，第二天逃亡西安。前後算起來，李自成在北京城共待了42天。時間雖短，但大順政權在北京還是建立了一套新的制度。

三月二十四日，大順政權正式對明朝官制進行了改革。明內閣改為天佑殿，翰林院改為弘文院，六部改為六政府，文選司改為文諭院，六科給事中改為諫議，十三道御史改為直指史，太僕寺改為驗馬寺，尚寶寺改為尚璽寺。廢除了詹事府，裁併太常寺、鴻臚寺，所管事務歸禮政府。地方官巡撫改為節度使，布政司改為統會，兵備改為防禦使，知府改為府尹，知州改為州牧，知縣改為縣令。

對明朝軍事制度所作的改革為：五軍府改為五軍部，正總兵改為正總權，副總兵改為總制，守備改為守旅，把總改為總旗。限定太監的人數不超過千人。大順政權在襄陽和西安已經兩度組建政府，至此，國家機構更加完備化。這一制度比明朝時期精簡，一時為農民利益服務，有個新的面貌。

這一天還公布了對原明朝官員的任命。仕明三品以上官員僅有個別人得到錄用，如原兵部尚書侯恂授工政府尚書，原工部侍郎葉初春、禮部侍郎楊汝成、戶部侍郎黨崇雅均授原官。大順政權把錄用的重點放在四品以下的原明官員。

原翰林院、詹事府官員錄用49人。主要有：庶子楊觀光先授兵政府侍郎，很快升任禮政府尚書，檢討梁兆陽授兵政府侍郎，少詹事項煜授大理寺丞，諭德韓四維授弘文院修撰，庶吉士周鍾授檢討；史可程等10人仍授原官；檢討傅鼎銓、庶吉士王自超、待詔高來鳳，俱改授從事。還有一些翰、詹官員改授外任官。

原明科道官錄用27人。六科給事中的授職大致情況是：劉昌為太常寺卿，高翔漢為都直指使，戴明悅、光時亨、申芝芳、朱徽、彭琯為諫議。十三道御史主要有：塗必泓、蔡鵬霄為直指史，衛楨固、裴希度改弘文院庶吉士。科道官也有一些外任的。

原六部官員共錄用65人，其中著名的有：禮部郎中劉大鞏授大理寺卿，吏部員外郎金煉色授諫議，戶部主事張鳴駿授直指使。六部官員改外任的均以郎中或主事改授縣令。

原明地方官員錄用的有：順天巡撫宋權授順天節度使，豫楚總督任浚授四川防禦使，山西布政使參議王則堯授順天府尹，陝西監軍道陳之龍授陝西節度使，河南驛使道呂弼周授淮安防禦使，周壽明授揚州防禦使等，計約十餘人。

據《小腆紀年附考》的統計，約有200人被錄用為大順政權官員。而有的文獻記載原明朝廷中史館辦事、京營衛幕雜流、各衛指揮、千百戶、各衙門效勞聽用，候缺官及舉人、生員等俱投遞職名，希望被錄用。二十三日一天，於午門外聽用者即多達4000餘人，大約被大順政權錄用的只有其中一小部分。

那些沒有得到官職的原明官員四處活動，希望自己在新朝能撈到一官半職。他們走吏政府尚書宋企郊的門路，也有不少人到牛金星、宋獻策那裡鑽營。北京城裡的原明官員，為了能擠進大順政權，簡直使出了渾身解數，算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這些進士出身，平日里標榜氣節的人，並非一定要從一而終，他們力求尋找各種理由為其行為辯護。吏部官員王孫蕙在大順軍入城時告訴家人不必害怕，「吾自有定心丸在此」，他命家人取來竹竿，拴上黃布，寫上「大順永昌皇帝萬萬歲」九個大字，懸掛門前。

少詹事項煜則理直氣壯地說：「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兵科給事中龔鼎孽，新娶秦淮名妓顧媚為妾，每見人則稱：「我願為明朝殉死，奈何小妾不肯！」

不過，原明官員們費盡心機的鑽營並未取得好的效果，吏政府尚書宋企郊明確告訴他們：大順政權不是明朝的延續，錄用部分明朝官員乃是穩定北京城的社會秩序而採取的一項措施而已，如果你們想託庇新政權繼續作威作福，那就大錯特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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