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廣錩：偽梁武帝書《法華經》跋

某單位請我鑒定一批敦煌文物。其中有一件寫經，為《妙法蓮華經》卷四，首殘尾存，有尾題，卷尾有題記。據題記，該經乃梁武帝蕭衍所寫。卷後附有署名為著名藏書家李盛鐸的題跋，稱在他所得到的敦煌南北朝寫經中，「惟此為冠」。嘉德拍賣公司拍賣過一件原藏清宮，傳為晉索靖，實為隋、唐人書章草。後為故宮博物院以天價收回。這件事曾在社會上引起一陣不大不小的轟動。如果此次出現的該寫經真的出於敦煌藏經洞，真的是梁武帝親手書寫，則無疑又是一大新聞。

該寫經長272.7厘米，高25.2厘米。共存烏絲欄141行，其中末尾有11個空行，實抄經文130行，每行大抵為17字。現存4紙，每紙長度及烏絲欄行數如下：第一紙，長91.4厘米，49行；第二紙，長44.8厘米，24行；第三紙，46.8厘米，24行；第四紙，89.7厘米，44行（空11行）。該寫經卷面磨損嚴重，已被通卷托裱。

寫經首部的經文已經殘缺，起首經文為「爾時學、無學二千人聞佛授記」，相當於《大正藏》第262號《妙法蓮華經》卷四，第9冊第30頁中欄第24行。末尾經文為「隨順是師學，得見恆沙佛」，相當於《大正藏》第9冊第32行中欄第15行。所存經文為「妙法蓮華經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末尾部分及「妙法蓮華經法師品第十」全文。存品題「妙法蓮華經法師品第十」及尾題「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尾題後有題記一行，作「天監二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菩薩戒弟子蕭衍敬寫。/」題記字跡與經文字跡一致，顯然出於同一個人之手。尾紙末有一長方形朱印，文字字體甚古，但模糊難辨。不過，可以清楚辨別出的是所用印泥並非油質，而是水質。

從卷面看，此件曾由中國著名藏書家李盛鐸收藏。第一紙首部有方形朱印「木齋/審定/」一枚。第四紙尾部硃色水印之上，有長方形朱印「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一枚。第四紙後附粘一紙，上有李盛鐸題記6行。第四紙與題記紙騎縫處有長方形朱印「木齋」一枚。

題記原文如下：

「考南朝梁武帝篤學善書。凡三教/九流之學，無不深究博涉。且尤崇奉/佛教。此卷為其手寫，真非易覯之品，/希有之寳也。緣余自燉煌所獲經/卷，南北朝人所寫者，惟此為冠。慶幸/之餘，因記以昭後人之重惜。 木齋/」

題記無年月。署名下押長方形朱印「木齋」。與騎縫印同。

該卷收藏在一個木盒中，從盒蓋里側題記看，這件寫經曾流入日本，由日本某氏收藏。

經過仔細考察，這是一件民國年間偽造的敦煌遺書。民國年間偽造的敦煌遺書，有多種形態。有的遺書不偽題款偽，即在真的敦煌遺書上添寫題跋；有的紙張不偽文獻偽，即在敦煌藏經洞出土的空白古紙上抄寫文獻。有的紙張文獻全偽，即在現代的紙張上抄寫文獻。前兩種偽造的敦煌遺書祇是部分偽，後一種則是全偽。所謂梁武帝書《法華經》（以下簡稱「梁武帝法華」）就是這樣一種全偽的贗品。

理由如下：

第一、紙張有問題

鑒定敦煌遺書，紙張為第一要素。因為古代的真篆隸草，均可模仿；但古代的紙張，出於古代的造紙工藝、古代的造紙原料、古代的造紙工場特有的水土條件，又經過千百年時光的老化，這些因素，都是無法模仿的。敦煌藏經洞出土寫卷時代跨度達八百年，紙張來源也十分豐富，因此紙張的形態非常複雜。雖則如此，不同時代的紙張仍然有著非常鮮明的時代特徵。而「梁武帝法華」紙張的質料與我們現知的南北朝寫經的紙張無一相同。雖然經過作舊、托裱等處理，但仍可以看出該件所用紙張較南北朝紙張厚實，質地也全然不一。

紙張的長度也有問題。南北朝寫經隨其每紙長度不同，書寫的行數也不同。一般有兩種規格。一種長37厘米到42厘米，一般抄寫23行到25行；一種長50厘米到53厘米，抄寫27行到29行。當然，上面所說祇是一般情況，有時會有例外。但是，沒有長達90厘米的單張紙。全部六萬號敦煌遺書中，這種規格的紙也極其少見。而在社會上流傳的偽卷中，則可以見到這麼長的紙張。現「梁武帝法華」的四紙中，兩紙所抄為24行，但紙張規格不符合敦煌遺書南北朝寫經的規範。還有兩紙的長度均在90厘米左右，可謂異數。

第二、行款有問題

如前所述，敦煌遺書中南北朝寫經的行款並不統一，有每紙23行、24行、25行、27行、28行、29行等等。也有每紙行數更少或更多的。但最常見的是每紙24行、27行、28行等。「梁武帝法華」的四紙分別為49行、24行、24行、44行。頗為奇特。

第三、字體有問題

敦煌遺書南北朝寫經，早期字體為隸書，或隸書意味甚濃之楷書。隨著時代的變遷，漸漸脫隸入楷。到晚期，為略帶隸書意味的楷書。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寫經，隸書的風格不同。總的來說，字體由局促到舒展。天監二年為公元503年，為南北朝中期，此時的書法隸楷兼備。但南方的寫經傾向筆法清秀，北方的寫經傾向字形滯重。「梁武帝法華」看起來屬於隸楷兼備，偏重於隸書的風格，但入眼給人一種不自然的感覺。從總體看，拙而做作。所謂「不自然」、「做作」，固然是鑒定者的一種主觀感受，但我的經驗，第一眼得到的這種感受很重要。仔細分析，這種感受建立在大量接觸敦煌遺書所形成的對敦煌遺書的總體把握的基礎上，也建立在對所鑒定遺書的總體風格的感受上。

一個人生活在隸書流行的時代，雖然當時流行的隸書的形態、筆畫或許凝重沉滯，但這個人天天寫隸書，他寫出的遺書筆畫流暢，氣韻通貫。相反，一個人寫慣了楷書，當他摹仿敦煌遺書中的隸書時，為了摹仿得真，要盡量顧及原字的種種特徵，這種心態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則運筆作勢，氣韻自然板滯，從而顯得做作與不自然。有長期臨帖經驗的人，當亦有這種感受。

第四、文獻有問題

該件抄寫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之後部分及「法師品第十」全文。該羅什譯《妙法蓮華經》當時甚為流行，本來應該沒有問題。但問題出在分卷上。

根據歷代經錄及敦煌遺書實際調查，《妙法蓮華經》有七卷本、八卷本、十卷本等三種不同的卷本。分卷雖然不同，內容完全一致。不同卷本的卷品開闔情況如下表所示：

表：《妙法蓮華經》不同卷本卷品開闔表

現「梁武帝法華」有尾題，為卷四，卻截止到「法師品第十」。這種分卷法，與上述三種卷本無一相合。至今在敦煌遺書中也未見先例。也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第五、題記有問題

梁武帝畫像

「梁武帝法華」卷末題記作「天監二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菩薩戒弟子蕭衍敬寫」。「四月八日」是佛誕日，佛教寺院一般會在當天舉行灌頂法會。在這一日寫經供養，自然具有特殊的意義。但問題在於，根據歷史記載，雖然在天監二年，梁武帝也曾有過一些佛教活動，但當時他還沒有舍道入佛。梁武帝正式宣布舍道入佛，是在天監三年（504）。這一年的四月八日，梁武帝發表《舍道文》，謂：

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眾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啟瑞跡於天中，爍靈儀於像外。度群迷於慾海，引含識於涅盤。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跡娑婆，示生凈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為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宗乃湛說圓常，且復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數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跡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舍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按照佛教的慣例，信仰佛教必須舉辦一定的儀式。對居士來說，就是受三歸五戒與菩薩戒。梁武帝何時受菩薩戒？史傳闕載。但我們可以根據有關資料推得。

發布上述《舍道文》的三天後，亦即同年四月十一日，梁武帝下詔督促群臣也舍道入佛，謂：

朕舍邪外道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跡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偽就真，舍邪入正。[]

四月十七日，有人響應梁武帝的號召，表示願意舍道入佛，請求准予受菩薩戒。

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啟云：「……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啟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舍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啟。」[]

由此可見，在當時，受菩薩戒是接受佛教信仰的必備手續。既然梁武帝在天監三年四月八日大張旗鼓地宣布舍道入佛，則可以想見，他必然在此前不久，很可能是當天，舉行了受菩薩戒的儀式。無論如何，不可能在一年以前已經受了菩薩戒，而要到一年以後，再宣布舍道入佛。在此，由於作偽者的文獻功底與佛教知識的缺陷，使贗品露出明顯的馬腳。

我以為，作偽者正是利用天監三年四月八日的《舍道文》中「梁國皇帝」云云，再加上敦煌遺書中常見的「菩薩戒弟子某某敬寫」之類的題記，湊成「天監二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菩薩戒弟子蕭衍敬寫」這條題記。

第六、印章有問題

應該說，作偽者具備了相當的古代文史知識，知道古代的印泥均用水調製而成。因此，捺在「梁武帝法華」卷末的印章也是水印。但問題是，像梁武帝這樣的人所寫的佛經，應該捺個甚麼印呢？史傳闕載，無可考察。但作偽者又不死心，一定要造出個印來，以便結結實實地唬人。但既然史傳闕載，便祇能憑空劃虛。不過憑空劃虛更容易露出破綻。所以一般作偽者的心態，到這種時候，就給你搞一個模模糊糊，似是而非的東西，讓你無從查考。「梁武帝法華」卷尾的印章就是這樣一個東西。

細察卷尾印章，看來應有兩行六個字，但點畫斷斷續續，文字模模糊糊。最後一個字，隱約可辨，似乎是個「院」，其它五個字的辨識，就在虛無縹緲間了。

第七、作舊勉強

本件給人很明顯地給人一種有意作舊的感覺。

為了把新寫的經卷偽裝成經歷千百年風塵的古物，需要作舊。但有意的作舊，總是不能替代千百年風塵的自然侵蝕。本件也是如此。本件全卷四紙雖然完整，但卷面磨損較為嚴重，且通卷磨損均衡。要造成這樣的效果，有幾種方法，一是無數次地反覆打開、捲起，並且捲起的時候一定要特別使勁，有意加強卷面的摩擦。二是用另一物體，反覆摩擦卷面。再就是埋到沙堆中摩擦。誰會這樣去對待一件由梁武帝書寫的如此珍貴的寫經呢？祇有作偽者。

按理說，下了如此大的功夫造出來的一個偽卷，不應在作舊方面這樣馬虎，露出這樣明顯的破綻。是否作舊者害怕把這個著名帝王抄寫的佛經搞得過分破舊，品相搞得太差，會損折它的市場價格；而不作一些舊，則不像是一千多年前的古物。所以如此處理？這種心態還可以再研究。如果我的上述推測可以成立，則作偽者在作舊方面並非很馬虎，而是很動了一番心計的。

作者方廣錩在查閱敦煌寫經

下面就要談到李盛鐸了。

李盛鐸，生於1858年，死於1937年。字椒微，號木齋。江西德化（今九江）人。1909年，清政府學部咨甘肅，收購殘存敦煌遺書並押解送京。當時由何彥升辦理此事。1910年，敦煌遺書從甘肅敦煌押解到京，首先被送到何彥升的兒子何鬯威家。何鬯威便夥同岳丈李盛鐸，以及劉廷琛、方爾謙等人肆意竊盜，每人各得數百卷精品。

李盛鐸所得敦煌遺書後大多流入日本，中國公私諸家亦有收藏。上個世紀市場上出現一批敦煌遺書偽卷，據傳不少與李盛鐸有關。李盛鐸所藏及託名李盛鐸所藏敦煌遺書，往往鈐有「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敦煌石室秘籍」、「李盛鐸印」、「兩晉六朝隋唐五代妙墨之軒」、「木齋審定」、「木齋真賞」、「麐嘉館印」、「木齋」等印章。

「梁武帝法華」鈐李盛鐸印三種四方：「木齋審定」印一方，卷首；「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一方，卷尾；「木齋」印兩方，騎縫處與題記後。

前兩種印，藤枝晃先生髮表過專題論文，附有這兩種印的多幅照片，充分論證了這兩種印有各種形態。北京圖書館有「木齋審定」印，為鐡線篆，與「梁武帝法華」所鈐完全不同，也可以證明藤枝晃的觀點。藤枝晃沒有指出在他文章中被示眾的諸多印章，到底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不過我們知道，李盛鐸死後，他的藏書印連同藏書落到書賈手裡。李盛鐸因收藏敦煌遺書而出名，據說有的書賈為了提高藏品身價，在自己收集的真真假假的敦煌遺書上蓋上李盛鐸的印章；亦有書賈為了提高藏品身價，自造李盛鐸印章鈐印在真真假假的敦煌遺書上。

因此，目前外間流傳的敦煌遺書，鈐有李盛鐸真印者未必是真的敦煌遺書；鈐有李盛鐸假印者未必是偽卷。這次同時讓我鑒定，與「梁武帝法華」同一出處的另一件敦煌遺書，首尾亦鈐有與「梁武帝法華」一模一樣的「木齋審定」印與「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雖然有此兩枚印章，雖然該件的貞觀年道宣書寫的題款為偽，但原件的確是南北朝晚期的敦煌遺書，品相甚佳。因此，在日本大阪某收藏家所藏的李盛鐸藏品的主體部分公布之前，在對李盛鐸的用印規律進行充分研究之前，僅憑目前的流傳品，想要僅依據李盛鐸的上述印章，就做出敦煌遺書真偽的鑒別，恐怕難得要領。

最後要講講李盛鐸的題記。筆者此後特意到北京大學圖書館考察了李盛鐸手跡，此偽卷題跋與李盛鐸手跡完全不類，可以肯定並非李盛鐸所書。

由此，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偽卷。

[] 《廣弘明集》卷四，載《大正藏》第52卷第112頁上欄。

[] 《廣弘明集》卷四，載《大正藏》第52卷第112頁上欄～中欄。

[] 《廣弘明集》卷四，載《大正藏》第52卷第112頁中欄～下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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