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霄：方廣錩先生香港訪敦煌遺書記
四個月前，我在博客上公布了兩件「脈望館」收藏的敦煌遺書，一件是日本文求堂主田中慶太郎舊藏的「晉人寫經」兩紙，另一件是「海日樓」沈曾植舊藏的一本敦煌殘片集。3月19日我突然收到「水源之形」發來的一個紙條：「 此件是否現歸先生收藏？可否拜觀、著錄？方廣錩上 」。方廣錩的名字我以前見過，因為讀過幾篇先生有關敦煌學的文章，包括先生提出敦煌遺書的「廢棄說」，知道他是一位敦煌學研究的大學者。當時正有網友根據照片懷疑我公布的田中舊藏寫經的真偽，原本我公布資料的目的正是提供給敦煌學專業人士研究，看到方先生的紙條，一時興奮，就立即寫了回條：「 方先生, 您是研究敦煌遺書的專家, 不知您對我公布的一件田中慶太郎舊藏寫經是如何判斷的？想聽聽您的意見，不知可否賜教？後學林霄叩首。」方先生回條如下：「 林霄先生：剛給您發一紙條，收到您來的紙條。鑒定敦煌遺書，一定要看原件。田中那件，從照片看，感覺還行。但未看原件以前，不能做最後結論。謹頌 時祺！方廣錩。2013 年3 月19 日。」隨即我回覆方先生說我住在香港，隨時歡迎方先生，於是雙方互留了郵箱。
次日方先生來函：「 我確有意到香港調查散藏敦煌遺書，不知除尊處外，香港何人、何單位亦有收藏？如蒙賜知，不勝感謝！謹頌 時祺！方廣錩。」我以我所知相告。4月底，方先生來函告7月上旬將來香港中文參加學術會議，期間打算安排數日考察香港公私收藏敦煌遺書，方先生根據二十多年前的一個展覽圖錄，提供了以下香港公共機構藏敦煌遺書的線索：「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北山堂、香港藝術中心、香港大學藝術館」，希望我幫忙聯繫安排行程。我欣然應允，於是一時充當了方先生的聯繫人。還算順利，各個單位都很願意提供考察的方便。只是聯繫期間開始都有個插曲，當你問是否可拜觀貴單位的「敦煌遺書」？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我們沒有」，再問有沒有「敦煌寫經」？才會回答「有」。
7 月6日晚，先生到達香港，下榻位於沙田的香港中文大學的雅禮賓館。約好次日上午到賓館接先生。7日上午我如約到了雅禮賓館接先生，先生六十開外，體型矮壯，精神矍鑠，頭髮花白，深度近視，聲音如鍾，背一雙肩包。一見便有親近之感。一個陌生人素未謀面，也未經人介紹就能相識，全賴現代網路的發達，改變了人類的交往方式。
到了「脈望館」，先生從雙肩包中取出一件《趙城藏大般若經》手卷複製品和文集《隨緣做去，直道行之——方廣錩序跋雜文集》作為見面禮。然後再從包里取出事先備好的紙張、手電筒、測紙厚度儀、放大鏡、軟尺、鉛筆。讓我驚訝的是，先生已經提前將我公布的寫經以及殘片共41件的文獻內容檢索列印出來。看先生的工作方式讓我吃驚，每一張紙要量尺寸，驗紙質，數行數，定年份，定經名，文中的「倒乙」符號、塗改增減字，蟲眼、蟲繭、烏絲欄定位針眼一一記錄，還要記錄收藏者的題跋、藏章印文、藏章尺寸，記錄是否原軸、原天竿、原縹帶、原護首。每一件藏品的著錄包括十四個大項，這是方先生自己設計的《世界敦煌遺書總目錄》的著錄體例。
方先生從1984年開始，致力於編寫《世界敦煌遺書總目錄》，已經進行了近30年，目的是要給全球的敦煌學者提供一個平台。至今已經完成世界上最大的中、英、法、俄四大收藏機構編目初稿，其中「中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圖書館」三萬多件的藏品全部上手核對審定並主持出版。還調查了大陸、台灣部份博物館、圖書館及私人收藏，日本、印度等地的收藏。其中台灣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國內兩個私人收藏家的敦煌遺書圖錄，年內即將出版。從三十來歲的青年，到如今已成了六十多歲的白髮者。
我先拿出的是沈曾植舊藏《唐人寫經集錦》殘片冊，這本殘片集有38片，於是產生了38條著錄，方先生事先根據我在網上公布的照片已經將每一殘片的文獻內容查核好，沒想到這一冊就讓方先生工作了一個上午。同時，方先生一件件告訴我每一個殘片的年代、紙張、經文。如此一張張對照，就發現我拍的照片少了兩張。這一本冊頁最早有5世紀晚期到6世紀早期的北朝寫經，最晚到9到10世紀歸義軍時期的寫經。這一本殘片集，收集了上下五六百年間的寫經標本。
方先生上手觸摸，對著光線察看，再用放大鏡檢查，嚴謹而專註，然後就會告訴你這是什麼紙，什麼時代，範圍不超過一百年。還有紙張之別：麻紙、經黃紙、經黃打紙、以及是否有填充料等等。方先生的鑒定方式是首先鑒紙，然後鑒字，因為哪一個時期出現哪一種紙張，是有標準件可查的。字體的結字筆法也能體現出時代風格。因為這是基於方先生目鑒上手過三萬多件寫經的基礎上，這不僅是經驗所致，更是標準系統的建立，因為敦煌6萬件以上的存世遺書，其中有明確紀年的題記足夠多，足以建立各類紙張、字體風格的標準。掌握這些標準，再加上三萬多件上手的經驗的反覆驗證，造就了方先生的目鑒功夫，按照先生的話說，這只是「賣油郎」的功夫：「熟耳，無他。」
日本敦煌學的前輩藤枝晃先生曾經語出驚人說，日本公私所藏的敦煌遺書98%都是贗品。方先生並不認同。先生告訴我說，他在與藤枝晃學生交流中問過對方一個問題：「你們在鑒定敦煌遺書時，當第一感認為有疑問時，主要從什麼角度去考察真偽？」日本學者回答的是「鑒字」，方先生說：「我更看重紙。所以你們是敦煌遺書鑒定中的"字流"，而我是"紙流"。」日本學者沉吟道：「原來是"字流"與"紙流"（的區別）啊！」。日語中的「流」，相當於漢語中的「派」。相對於日本學者主要關注文字的風格與寫法，方先生更加關注紙張的特點。方先生告訴我，至今沒有人能夠仿造出唐代以上的紙張。即使過去的造紙材料、造紙工藝、造紙工具、填充材料可以勉強複製，造紙廠周圍的水土條件卻無法重現。方先生告訴我，前些年他與同好仿製北宋《開寶藏》時，曾尋訪多家手工紙工廠，以求仿造與《開寶藏》相同的紙張。大多工廠怯步，最終只有一個工廠願意嘗試。結果是耗盡大量時力，也只能彷彿大概。
午飯回來接著工作，我給方先生看的第二件是大隋大業十二年的《四分律藏》卷十三長卷，全卷28紙，未經托裱，每紙長43.5cm，首不全，總長1155.4cm，先生一節一節地量紙的長度，量了幾張後告訴我，這種紙從六世紀下半葉到隋朝，乃至初唐都在使用。這一件的紙張入潢，經過打制工藝，且砑光上蠟，從紙張到字體皆符合時代標準。這件最珍貴之處在於，尾紙有寫於「大隋大業十二年（616年）歲次丙子二月戊午朔十五日壬申」，計232字的長篇題記。該題記不但記錄了寫經的緣起與心跡，還記載了隋代民間大藏經的規模。十米以上長卷已屬難得，再加上二百多字的題記，達到入選「珍貴古籍名錄」的標準。方先生還記錄了此卷的硃砂批改、蟲洞。他說：這件寫經屬於近些年出土的古代寫經，但與敦煌遺書同樣珍貴。從某種意義上說，敦煌遺書保存數量較多，非敦煌寫經因偶然因素才能保留至今，數量稀少，且反映了古代其他地區寫經的狀態，可以與敦煌寫經相互對照，更加值得珍視。
然後我拿出的是田中慶太郎舊藏「晉人寫經」卷，此卷前面粘貼了大量手寫文字、複印資料，是日本藏家、學者手寫，日文說明的關鍵部份經方先生解讀，內容是這一卷在日本的流傳經過，交易價格，原貌及相關其他部份的下落等。此捲紙張保存甚好，墨跡如新，未經托裱。方先生測量了這兩張紙長寬、厚度，再就光驗紙。然後確定地告知，此殘卷年代為公元4世紀晚期到5世紀早期，即東晉十六國期間。原卷內容為敘述釋迦牟尼十大比丘尼弟子的行狀，殘卷存4人。這十大比丘尼弟子的名字在《增壹阿含經》卷三「比丘尼品第五」中有記載，但記敘她們行狀的經典，前此沒有發現過，應屬亡佚的早期譯本。這個寫經未被歷代經錄著錄，未被歷代大藏經所收，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加上年代高古，保存完好，雖然篇幅不長，也能達到入選「珍貴古籍名錄」的標準。記得我第一次在網上以此卷請教先生，先生說一定要看到實物才能下結論。今天考察實物後給出明確答案。兩年前，當我將此卷攜往國家圖書館找李際寧先生鑒定，他的意見與方先生一致。
最後看的是一卷「摩訶般若波羅蜜卷第三十五道樹品第七十一」，未經托裱，尾紙另紙接款識：「菩薩戒弟子鄧元穆敬寫」。款識字跡與寫經字跡不同。方先生說，這一寫卷的本體為六世紀晚期所寫，尾紙上的尾題及鄧元穆款為唐代所寫，尾題卷次與首題不同。兩者皆真，但原非同卷，後來被人拼接在一起。目前發現的鄧元穆款識寫經，包括這件共有八件，款識分兩種，另一種帶有鄧元穆結銜，王國維曾經依據該鄧元穆結銜確認前人對「弱水府」的考證。八件兩種鄧元穆款識字跡相同，乃同一人所書，從各方面信息分析，鄧元穆款識沒有問題。但八件寫經中好幾件都有拼接經卷的現象。此外，部份寫經的卷次起訖也有問題。因此，是否部份寫經曾由書賈做過手腳？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之後，方先生欣賞了幾件明代書法，當看到明代書家喜用的「金粟山藏經紙」，非常認真地查驗，對照標準的金粟山藏經紙，先生提出了一個新的議題，饒有趣味。
7月8日，我陪同方廣錩先生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這裡藏有寫經類藏品十二件。其中十卷是「北山堂」利榮森先生的捐贈。文物館的助理主任李志綱先生負責接待我們。
有一件經過托裱後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前有張大千題「晚唐人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後面饒宗頤先生題跋的觀點與大千相左。饒先生依據避諱，定為盛唐時期。方先生依據紙張字跡，認可了張大千的判定。先生對寫經的避諱問題是這樣談的：首先，避諱範圍不適用於佛教寫經。其二，避諱之類特定的寫法會成為某種書寫習慣，乃至某些人的書寫偏好而代代相承，甚至超過了本朝。比如宋代常見「世」字缺筆，到了五代宋初還有人使用武周新字。其三，有些字，如「愍」字缺筆，六朝已經出現，在沒有新的證據之前，應視為異體字，但常常被人誤以為是避李世民諱。語氣中看得出方先生對饒宗頤先生萬分尊重，但隨著時代認識的進步，又不能停留於前輩的認識判斷。
另一件未經托裱，尾紙以及尾軸完整的唐寫經，讓我見識到了什麼是盛唐時期的「經黃打紙」，以及原軸的材料與模樣，此卷上保留了一處蟲繭的遺痕，先生還提醒我看看。不僅是蟲繭，甚至連蛀蟲的蟲眼也與南方不同。
另有一件晚唐吐蕃時期的寫經，看上去首尾完整，甚至保留了原護首及經名，還保留了敦煌當地芨芨草製作的天竿和縹帶殘根。其縹帶的織法與現今看到的某些日本縹帶一樣，可見日本人將唐朝的織帶工藝保留到了現代。此卷通卷被火燒殘，包括尾部的木軸。開始方先生認為是在出土前就已遭火燼，但是細看尾軸，說這根軸並非敦煌原軸，應屬收藏者後配。然而木軸火燼的痕迹又與通卷火燒形態吻合自然，於是對是否出土前遭到火燼存疑。果然，次日得李志綱先生郵件告知，此件捐獻者有說明在二戰期間曾遭到火燼，疑問由此解決。
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意外看見一卷北宋「皇佑元年三月」的傳世寫經，典型的北宋南方寫經風格，字體肥厚，墨色如漆，既非《金粟山藏經》，也非其他已知的北宋藏經。但是都屬於同一種類型或同一種造紙工藝的紙張，紙張沒有入潢。可惜已經托裱，看不出背面的印章。因此也查不出這部寫經的寺廟。但與明代書家們喜用的「金粟山藏經紙」相似，關於昨日的「金粟山藏經紙」議題，找到了一件相關物證。
7月9日，上午十點半，我們如約前往香港藝術館及虛白齋，館長司徒元傑先生熱情接待，並安排鄧慶燊先生和區碧鴻女士陪同考察，他們拿出的寫經類藏品有五件，四件經過托裱手卷，一件冊頁。
其中敦煌寫經兩件，一件原來定為北朝寫經的，由於用的是經黃紙，唐代才出現，而且字跡也屬於盛唐，所以改定為盛唐。另一件原定為唐代的寫經，方先生進一步確定為吐蕃時期寫經，這個時期敦煌被吐蕃王朝佔領。
其中北宋南方寫經三件，皆非敦煌出土。第一件為清宮舊藏《石渠寶笈》著錄的《出曜論》卷第六，「海鹽金粟山廣惠禪院大藏」是標準的「金粟山藏經」，已托裱狀態。依據原籤條以及後面的乾隆詞臣題跋，當時的詞臣們：梁國治、劉墉、彭元瑞、董誥、曹文植、金士松都將其定為唐人寫經，依據是「避唐諱」。可見在敦煌寫經未出土之前，人們都不知道真正的唐人寫經是什麼樣子，多將北宋寫經當做唐人寫經。
第二件也是清宮舊藏北宋南方寫經，由於首尾殘缺，又經托裱，不能確定為哪一個禪寺的寫經，也是基於一樣的錯誤認識，清宮將其定為「唐人寫經」。這卷寫經的上下邊的空白處已經被割去。本人藏有一件祝允明小楷《黃庭經》，用的正是這種被割下的寫經紙窄條拼接成冊頁，然後打烏絲欄格再寫字。紙質相同，又都入過潢。因此判斷，在明代由於宋紙的珍貴，有人將這種寫經的空白邊拼裁成冊再使用。此卷上下空白處的被裁切，可能正是明朝人所為。
方先生依據八十年代的展覽圖錄，告知香港藝術館還有一件隋人寫經殘卷，而非虛白齋藏品，工作人員說要查找其他部門才能回覆，約好午飯後再來。午飯就在附近尖沙咀的中式茶樓吃，先生堅持要請我。飯後我們再回到藝術館，他們已經從其他部門找到那件殘卷，並且將上午未看的一件冊頁一起供賞。
隋人寫經殘卷保存良好，有8米多長，未經托裱，紙張、字跡都是隋人無誤。因此方先生認可原來的標識：隋代。其中「愍」字缺筆，若有人依此判定為避唐諱，就會產生斷代錯誤。
另一冊頁是傳世北宋南方寫經，十七頁，由兩種不同的寫經殘本裁切合併成冊，小字七頁，大字十頁。為尚不明確的北宋南方寺院寫經，紙質與金粟山藏經紙相類，也與其他南方同時期寫經相類。後有清人徐用錫、左斐章、翁方綱、吳榮光、伊秉綬、祁雋藻、許乃普等人題跋，曾為葉夢龍所藏。所有題跋皆指認為「唐人寫經」。最早定為唐人寫經的是清初的徐用錫（魯南），後人皆沿其說。可見清人多將北宋南方寫經當做唐人寫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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