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獎得主梁曉聲：我們不能一邊抱怨社會冷漠，自己卻看人下菜
梁曉聲七十歲了，這兩天一直在北京國家圖書展覽參加出版社安排的活動。他穿著一件運動上衣，頭髮灰白。對談結束後，他在讀者遞來的小說扉頁上籤下自己的名字，梁曉聲的字跡有些鬆散，他說，寫完《人世間》之後，現在用手寫字都有些困難。
《人世間》剛剛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得票數在五部得獎作品中位列第一。這部三卷本的小說花了梁曉聲五年時間，長達一百一十五萬字，時間跨度達五十年，從七十年代一直到現在。
《中國新聞周刊》：你是怎麼知道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消息的？
梁曉聲：當時北京電視台在我家裡採訪我，一共去了四個人，和我們的書沒有任何關係。那大概是16號，電視台要錄製，就在錄製的過程中，有人在手機里發現了這個情況。我當時肯定是要把手機關掉，必須要把北京電視台的錄製進行下去，所以不可能有你們想像中的那種激動和愉快。只要書出來，能得到讀者的認同，認同度高一些，對我就是最大的欣慰了，對獲獎沒有什麼想法。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的身體狀況如何？
梁曉聲：在寫《人世間》第三卷的時候，檢查出身體有些毛病，採用的是保守治療，我現在沒有什麼明顯的感覺。但是有一種極大的困擾就是頸椎病，會變得越來越重。就算是天氣再熱，我坐計程車，開空調的話，半分鐘就覺得說話說不出來，身上發冷。還有就是寫字困難，不但不能寫在格子里，在這個冷度下，就算寫在A4紙上，也很困難，指甲蓋兒那麼大，一頁紙寫不了多少字。開空調的話，簽售也覺得很難，拿著筆，手不聽使喚。
《中國新聞周刊》：那之後還會有什麼寫作計劃嗎？
梁曉聲：會有的，長篇的話會很慎重考慮，客觀上再想寫這麼長很難了，身體不允許。主要還是散文啊，隨筆啊，以及讀後感。
《中國新聞周刊》：寫《人世間》的這五年里，生活節奏是怎樣的？
梁曉聲：以前寫長篇的時候，生活完全顛倒無序，各種各樣的事情都有，家裡的事，朋友的事，學生的事，尤其在北京，站台的活動又多。上午一件事，下午一件事，一天就過去了。寫作等於是忙裡偷閒。
《中國新聞周刊》：平時跟年輕人會有什麼樣的交流？
梁曉聲：平時會接觸出版社的編輯，合作一直比較愉快。此外就是小區的保安，送水的小哥，還有打掃衛生的家政女工，遇到的任何一個人，我都願意聊幾句，收入啊，還有家庭狀況，這樣對中國發展進程中勞動者的狀況會有一個直接的了解。這不是為了寫提案，也不是為了別的，作為一個作家，要對自己的國家有一個準確的判斷。
樓道里拖地的一個女工，負責二十幾層樓的衛生，每天都能看到，她跟你一樣，都是一個人，不是機器，說一聲辛苦了，拖得真乾淨，她也會感到一點溫暖。你不能幫助人家什麼，人家也不會伸手，但是就是這麼一點點的暖度，是我們應該給的。我們不能一邊抱怨社會關係冷漠，自己卻看人下菜，選擇性地給溫度，而且還是向上給。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的年輕人和你們那一代人的大環境有什麼不同嗎？
梁曉聲：像八零後、九零後和零零後，這些中產家庭和底層家庭出來的孩子，他們實際上承受著社會各層面的多重壓力，這種狀態，就承受力而言，是強過我們這一代的。當然，兩者有所不同。我們年輕的時候下鄉，從事很艱苦的勞動，在這一點上，現在的孩子可能會弱於我們。
我當年在兵團，是有工資的，在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的狀態下，所有的人待遇一樣，我在連隊里餵豬的，打掃馬棚的，種菜，開拖拉機，或者當小學教師的，另一個人在兵團總司令部當首長秘書，這些差別都落在一點，咱們的工資都一分不多，也一分不少。我們勞動的時候，兵團首長來視察了，前後跟著知青幹部，我們想著，有啥牛的呢，都是勞動者，那個時候沒有不均，除非是太陽太曬，而他坐在辦公室里，有時候他也要參加勞動。
現在的年輕人，進入寫字樓，從最低端的工資開始，但是有人跟他年齡一樣大，卻開著寶馬車，穿著西服，用我們的話說，人五人六。
《中國新聞周刊》：你如何理解文化對個人的意義？
梁曉聲：你不能讓自己在文化上悲催。我是知青中最受同情的，家裡最困難，小學的時候就免費享受救濟金，你想想那是什麼要求，動不動人家說，「黨供你上學」，連買只冰棍吃，都怕同學看到。但是大家還是願意跟你聊天，成為朋友，有時你的看法還影響了他們，對你有尊敬，那是因為文化。
下鄉之前我就看了很多書，如果沒有這個，我想不悲催也不可能。文化可以讓我們理性地看待人生價值，看穿那些外在的東西。他再有錢，能住半個足球場那麼大的卧室嗎？他能把幾千億炒成一盤菜吃進去然後長生不老嗎？誰活得長還不一定。
《中國新聞周刊》：這幾年出現了一批東北的年輕作家，主要是遼寧老工業區的工人子弟，你如何看待他們的寫作？
梁曉聲：我沒關注到，不了解，但是我想他們寫工廠應該寫得不錯，有現實感，那很好，我樂於看見他們越寫越好。我們哈爾濱也有很多下崗的，但是沒什麼人寫這個。這種民間記憶進入文學是寶貴的。
《中國新聞周刊》：在你這個年紀寫作，和七八十年代寫作的時候，有什麼不同？
梁曉聲：你在年輕的時候，其實是有情緒和情感要表達，去釋放和噴發。當你被當做一個作家了，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你去證明這個身份的寫作狀態，證明你的寫作是可持續的，越寫越好，可以駕馭不同的題材和風格，這樣寫是社會批判，那樣寫也有道義的擔當。
但是到了七十歲的時候，像我現在這樣，還能向別人證明什麼？證明你那點兒才華嗎？有意思嗎？當你忘記了才華的時候，才真正開始面對文學，想著能用文學回報社會什麼。也掙了一些稿費了，想掙也掙不到了，寫作跟稿費無關，跟市場無關，跟得獎無關，雜念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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