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收入國家農業研發公共投資現狀、改革方向及其政策啟示

為更好地刻畫高收入國家農業研發公共投資現狀及其改革方向，本文對高收入國家農業研發公共支出的必要性及其作用進行了闡述；對其投資現狀及問題進行梳理，對其投資政策和體系的改革方向進行分析；最後，在總結高收入國家在農業研發投資領域政策改革創新經驗和做法的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以期為我國農業研發投資政策的改革提供政策啟示和路徑借鑒。

在當今的高收入國家中，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經下降到相當低的份額，然而由於天然的基礎性和弱質性特徵，農業仍然是各國政府普遍關心的一個重點領域，引導農業科技提質增效是各國政府公共支出的重要目標。

長期以來，高收入國家農業研發領域的公共支出增速領先於農業生產總值的增速，持續投入的農業公共研發資金成為高收入國家農業增長的主要動因，也是許多農業強國在國際市場上取勝的關鍵。

我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家，1979年農業佔GDP的比重高達31.3%，之後伴隨著整個國民經濟的騰飛，農業也在不斷發展，2018年佔GDP的比重已經下降到7.2%（2014年高收入國家農業貢獻的GDP中位數為1.7%）。儘管各國的基礎和稟賦各異，但在經濟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下降已經成為必然態勢。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表明，農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下降時期，反而更加需要政府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和強度，在資源和勞動力約束下（土地、勞動力等向其他產業轉移），農業科技水平的提升成為驅動農業增長的重要動因。

在經濟總量和財稅增長呈現「新常態」、農業GDP貢獻度下降的大背景下，是否需要繼續加大對農業科技研發的投入？如何拓展農業研發的資金渠道？農業公共研發投資領域如何布局？在這一系列問題的回答和探索上，高收入國家農業研發公共投資的經驗值得我們參考借鑒。

1 農業研發公共支出的必要性及其作用

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美國、澳大利亞和法國等高收入國家的農業產出增長几乎可以全部歸因於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可以減少生產中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等投入要素的使用量，正因為此，農業生產中的投入要素用量並不能有效解釋農業產出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1961—2014年，高收入國家農業產出規模呈現持續性增長態勢，而同期的農業生產要素投入規模在經歷緩慢增長後（1961—1980），呈現明顯的持續性下降態勢，伴隨著投入的「減少」，產量反而「增加」，這正是源自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

高收入國家政府通常傾向於將相當大比例的公共研發支出用於農業領域，原因之一在於農業技術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農業技術創新（如新種子）難度較大、成本較高，但技術的擴散和複製卻相對便宜，這使得創新者很難從研究中獲得全部好處；另外一個原因是，一般的農場通常太小而無法開展自己的研究，即使是大型農場，也幾乎全都只是小型企業，農業創新研發實力有限；此外，農業生長條件多樣化、複雜化，農業技術必須適應不同地區需求。同其他行業相比，農業生產對氣候的依賴性強，農業產出具有不確定性，增加了市場失靈的現實性和農業投資的風險性，由於缺乏完善的保險投資體系，私人資本很難投入大量資金到農業研發領域。

20世紀下半葉，高收入國家成功實現了農業增長從資源依賴型向生產率主導型的轉型，這主要歸功於農業研發的投入和工業投入在農業中的應用。1961—2014年，高收入國家的實際農業產出增長了98％，而總投入則下降了14％；20世紀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農業總投入緩慢增長，此後步入持續下降態勢；同時，投入的組合也發生了變化，資本和物質投入組合代替了勞動力和土地投入組合的主導地位。農業產量的增長和投入的下降意味著全要素生產率（TFP）在這54年間翻了一番多。

TFP的增長通常反映了規模經濟、研發效應、技術進步、要素配置、勞動力素質等多種因素對農業產出增長的貢獻。高收入國家的農業研發對TFP增長具有重大影響，Fuglie的研究表明，公共和私人領域的農業研發成為高收入國家TFP增長最顯著的貢獻因素，Heisey通過對高收入國家公共農業研發進行計量模型研究發現，公共農業研發已成為高收入國家TFP增長的主要動因。

農業公共研發不僅為高收入國家TFP增長做出了重大貢獻，同時也具有顯著的「溢出效應」。許多研究已經對這種效應進行了評估，並將生產率提高帶來的收益與研究投資成本進行了比較，發現TFP增長帶來的經濟收益高於研發投入成本數倍。此外，農業研究領域的公共投入產生的社會收益（衡量「溢出效應」）可以媲美其他公共領域，且高收入國家農業研究公共支出具有較高的平均回報率。1949—2011年，美國公共農業研發投資的平均社會內部收益率（Social Internal Rates of Return，SIRR）為17%；1959—2012年，法國公共農業研發投資的SIRR高達30%；1953—2007年，澳大利亞公共農業研發的SIRR為28%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估計值是社會回報率，而非私人，這意味著其中還應包括目標研究地區和其他潛在應用地區的生產者經濟利益，甚至消費者的收益。公共農業研發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回報，關鍵原因在於它可以產生大量的「溢出效應」，眾所周知，農業研發成果在不同的技術條件和地區具有廣泛的應用價值。然而，知識溢出可能受到環境條件變化的限制，例如溫帶國家的農業研究在熱帶國家應用較少，反之亦然，因為各地農民種植的農作物種類和生產條件可能大不相同。

公共研發溢出效應的存在，意味著其社會回報率（基於總體經濟影響評估）遠高於其私人回報率（公司可以從中獲得的收益）。因此，私人公司往往對這類研究投入不足，特別是在溢出效應可能特別大的基礎科學和「前商業科技平台（Pre-Commer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tforms）」領域；同時，在環境保護、食品安全和營養工程等經濟回報率低的應用研究領域，私人公司的投資意願也可能存在顯著的不足。

此外，高收入國家的大學和公共研究機構開展了許多開創性研究，使生產力取得重大進步成為可能。這些研究可能特別有助於彌合基礎生物學理論研究和其農業應用之間的差距。絕大多數農業科學和生物科學中名列前茅的大學都位於高收入國家，特別是在美國，這些大學為全世界下一代農業科學家的培養貢獻了相當大的力量。在主要的學術期刊中，高收入國家的科學家的論文引用遠高於其他國家的科學家，也就是說，當今高收入國家的公共農業科學是全球農業科學研究能力的主要引領者。

2 高收入國家農業研發公共投資強度及規模變化

2.1 高收入國家公共農業研究強度呈現差異化態勢

20世紀60年代開始，由於工業和第三產業的快速增長，高收入國家農業生產總值佔GDP總量的平均比重整體性呈現明顯地下降態勢，儘管農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度在不斷降低，但是高收入國家普遍加強了農業研發公共投資強度。

從表1可以看出，20世紀60年代初期，高收入國家當時的公共農業研發強度水平普遍不高，1960—1964年的公共農業研發強度均值為0.83%，強度最高的加拿大（1.98%）和最低的希臘（0.05%），其強度標準差僅為0.54%。此後50年間，這些國家的公共農業研發強度整體呈穩定上升態勢。2013年，高收入國家公共農業研發強度均值為3.13%（強度標準差為1.90%），是1960—1964年均值的3.77倍。比利時、丹麥、荷蘭和法國等西歐國家增長尤為顯著，2013年比利時的公共農業研發強度高達10.2%，美國、澳大利亞和以色列等農業強國的農業研發強度也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日本的農業研發強度2009年達到6.35%，這表明高收入國家在經濟發展歷程中，不斷加大了農業研發的公共投資支持力度。

以2013年的公共農業研發強度數據為評價基礎，採用K-均值聚類分析方法，可將31個高收入國家分為4類。其中，比利時位於第一類（極高強度，公共農業研發強度高達10.2%）；丹麥、日本、瑞士、德國等6國歸為第二類（高強度，均值5.05%），英國、愛爾蘭、以色列、盧森堡等13國歸為第三類（中強度，均值3.16%）；美國、紐西蘭、義大利等8國歸為第四類（低強度，均值1.45%）；四類國家的公共農業研發強度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

從表1數據的局部特徵分析可以看出，高收入國家公共農業研發強度整體呈現的穩定增長態勢在2009年出現了顯著性逆轉。通過對比2013年和2009年的數據可以發現，31個高收入國家中，有21個國家的公共農業研發強度出現明顯下降，3個國家的不變，僅有7個國家的出現提升。

將表1的數據按照地區重新整理歸類，計算出每個地區高收入國家公共農業研發強度平均值（圖2）可以明顯看出，各地區的變化趨勢具有連續性。1960—1994年，6個地區的公共農業研發強度相對集中，此後在增長態勢中出現分化，2013年，西歐和亞洲的公共農業研發強度處於最高位，地中海和中歐地區的公共農業研發強度處於低位。6個地區的公共農業研發強度峰值出現在不同時期，大洋洲的公共農業研發強度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呈現下降態勢，而剩下的5個地區在2009出現峰值後，呈現出明顯的下降態勢。

2.2 高收入國家農業研發公共支出規模面臨持續縮減挑戰

從表2可知，從總體上看，高收入國家的農業研發公共支出在20世紀下半葉迅速增長，從1960年的39.3億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86.5億美元。在經歷了2008—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後，農業公共研發支出不斷縮減，2013年已縮減至176.3億美元。雖然各個國家的農業研發公共支出遵循不同的投資模式，但近幾年總量卻呈現下降趨勢。2013年，從地區層面上看，除亞洲-大洋洲的農業公共研發支出有小幅上升以外，其他各地區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國、日本、法國、德國、韓國的農業研發公共支出在高收入國家中位居前五位，擁有比較完整的公共農業研發體系，每個體系的投資至少在10億美元。

將表3中國家按照地區劃分，計算出每個地區高收入國家農業研發公共支出變化趨勢（圖3），由圖可以看出，1960—2000這40年間，北美洲、西歐、亞洲-太平洋三個地區的高收入國家農業研發公共支出規模增長迅速，地中海和中歐地區的高收入國家農業研發公共支出規模儘管也呈現增長態勢，但是增長幅度相對較低；2009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北美洲、西歐高收入國家農業研發公共支出率先呈現持續性下降態勢。

目前，全球農業生產變化的環境條件不容樂觀，氣候變暖、淡水資源減少、土壤退化、新的病蟲害等都可能對農業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如果沒有穩定的新技術和應對這些挑戰的方法，農業生產率和產量可能會下降。高收入國家農業研究公共支出持續性下降，有可能導致全球農業生產技術效率增長放緩，只要全球市場對糧食和農產品的需求持續上升，任何程度的農業生產率增速放緩都可能導致糧食價格上漲、環境資源壓力增加（如將森林和草地轉化為農田，以滿足日益增長的糧食需求），形成「糧食需求增長-環境壓力變大」的惡性循環。

3 高收入國家農業研發投資政策改革創新經驗和做法

3.1 拓展公共農業研究資金來源渠道，優化考核評價激勵機制

稅收收入是公共農業研發資金最主要和穩定的來源，在高收入國家經濟整體增長放緩、甚至明顯下降（金融危機）時期，稅收收入的增長也相應放緩和下降，公共財政對農業科技的轉移支付和投入能力必然減弱，這是高收入國家農業公共研發麵臨困境的直接原因。擴大稅收來源、增設新的稅收項目、設立專項基金等方式成為危機應對的首選策略，然而，增加稅收往往與經濟不景氣環境下的「減稅」背景不相符，因而只有少數國家採用這種方式來增加公共農業研究資金。利用整合思維，將傳統的非農業科研資助納入公共農業研發資助體系，成為較為普遍的做法。有實力的大公司、基金會等傳統的非公部門為農業公共研發提供援助、捐贈，也成為拓展公共農業研發資金的重要來源。這些替代來源已成為支持農業大學和研究機構研究的中堅力量。此外，提高科技人員積極性提升公共農業研發績效也成為高收入國家應對農業公共投資放緩的重要途徑。

美國強調農業公共研發的受益者應該為公共農業研發「付費」，通常的做法是向農場主直接徵收與農業研發相關的稅，或者通過相應的產業協會執行「代扣會費」機制，為農業研究和市場推廣籌集資金。農場主繳納的專項稅收直接與其生產經營狀況掛鉤，充分體現了「誰受益、誰付費」的原則。通過對農產商品銷售額的估算，2014年美國向農業生產者徵稅了約10億美元資金，其中約18%的資金被投向國立農業大學，主要用於資助農業科研工作。美國孟山都、杜邦先鋒、陶氏益農等生物技術和農化領域的大型國際研發公司成為美國農業市場化研究的主力，也為美國公共農業研發部門提供資助、捐贈和智力支持。美國對農業公共研發資金管理相對完善，對各種研發資助項目、補助等開展績效評估成為常態，定期對績效評估政策本身做出評價和調整，對公共農業研究和推廣人員給予優厚待遇和收入激勵，此外也支持農業科員人員參加研發項目的後期推廣並回報分享；2018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對11個基因研究項目給予了1億美元的科學家獎勵，其中5項直接與農業研究相關，通過榮譽和利益激勵，提高了科學家對關鍵性、基礎性農業問題研究的積極性。法國農業科研管理和資助涉及到了眾多部門（國家研究局、教育研究與技術部、食品與漁業部等），公共農業研究機構的研究經費來源也具有多元化特徵（國家財政、地方政府投入，慈善組織、企業、歐盟資助等），法國最大的農業科研機構——法國農學院（INRA）注重從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兩個維度考核科研人員，4年考核一次，賦予了科研人員相對寬鬆的研究周期。澳大利亞公共農業研究機構採用靈活的機制激勵農業研發人員，一方面倡導「吃苦耐勞」的農業科研精神，另外也制定了充滿彈性的獎勵和激勵機制，例如對取得研究成果的農業研發人員可以享受長達一年的休假。

3.2 公共研發聚焦「前商業」研究，鼓勵私營部門在農業研發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儘管農業具有基礎性和弱質性，高收入國家的私營部門一直都是農業生產體系中的主導力量，政府的力量更多的是體現在引導、扶持和激勵方面，充分利用市場力量、發揮公共資金的「槓桿效應」，歷來都是高收入國家農業發展的重要戰略性策略。一些高收入國家的公共農業研發投入降低，消極影響表現明顯，英國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使大多數大田作物的公共植物育種私有化，導致整體研發下降和生產率停滯不前，然而也有案例表明，利用市場力量可以激活私人部門的農業研發，荷蘭在公共研發體系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為生物發明和創新提供更完備的知識產權，並為農業生物技術商業化應用制定監管協議，一系列改革成功激發了更多的公私研究合作，更為激進的是，在種子和食品領域，合併了政府和大學的農業研究機構，建立了公私營聯合研究體，產出了一系列高水平農業科技成果，荷蘭的食品和農業也因此在歐洲繼續保持領先競爭力，成為向其他國家出口高附加值種子的主要國家。美國在農業領域的私人研發也有相當大的增長，與其他高收入國家相比，美國為生物技術育種商業化創造了更有利的市場和監管環境，近幾年來，美國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甜菜的轉基因普及率持續維持在90%以上，大量的市場種植需求刺激著私人部門的轉基因育種研發投入；2019年4月，美國農業部動植物衛生檢驗局（Animal and Plant HealthInspection Service，APHIS）在聯邦公告（Federal Register）上發布了與巴斯夫轉基因油菜品種有關的環境評估草案和植物有害生物風險評估草案，徵求公眾對該轉基因油菜品种放松管制的意見，有望取消對這種「保健 抗除草劑型」轉基因油菜籽的管制，正是由於相對寬鬆的監管環境和程序化公開審批流程，私營部門的農業科技巨頭持續性地對先進育種技術進行投資，使得美國在基因育種方面保持世界絕對性領先地位。私人農業科技研發首要考慮的是成果的市場化應用價值和市場回報率，對於那些商業應用價值較低，或者暫時不具有商業研究價值的前商業研究（Pre-Commercial Research）領域，無法對私人資本構成吸引力，而從系統、協調和長期的視角來看，這部分研究「空缺」具有未來價值和成長價值，因此需要公共農業研發資金進行「補位」式投入；隨著私人作物育種量的增加，美國公共機構僱傭的育種技術人員數量下降，公共育種計劃越來越多地關注前商業研究以及小麥、大麥等商業應用價值較低的作物育種，這種變化在某種程度上釋放了一部分公共農業研發資金，有助於緩解公共研發支出縮減的困境。

3.3 調整農業研發領域，重視與農業密切相關的生態、環境、健康等廣泛性的社會目標

高收入國家為了應對研發資金投入缺口，鼓勵農業研究資金來源的多樣化（包括從上文提及的公共衛生、能源、環境等非農業部門獲得資助資金），將更多的主體和利益相關者納入農業研發範疇，這必然導致農業研發目標多元化的局面。在此背景下，財政資金支持的農業研究從生產導向轉移到其他領域的研究，比如食品質量和營養、食品安全、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以及農產品新用途（生物燃料）等。一項研究評估發現，美國公共農業研究支出構成中，面向「農業生產」的投資份額從1975年的66%下降到2007年的57%；美國公共農業研發機構健康加工食品研究中心（Healthy Processed Foods Research Unit，HPFRU）利用生產葡萄酒的副產品（廢棄的葡萄籽），開發出一種具體促進健康功能的麵粉，其降低人的膽固醇的特殊功效正處於臨床試驗階段，有望為葡萄種植者和美國釀酒業開闢新的市場空間（年銷售額預計達400億美元），這項研究被美國農業部農業研究局列入部門2018年度的五大成就。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英國公共農業研發投資增長開始呈現放緩態勢，政府對農業研髮結構進行應對性調整，一部分公共農業研發投資逐漸由「提高農業生產力導向」轉向環境保護、食物營養和農業溫室氣體減排等領域。發展「生物經濟」被認為是當前「化石資源經濟」向「可持續經濟」轉變的可行路徑，隨著生物經濟的發展，農業、林業、水產養殖和漁業等部門將扮演向低碳經濟過渡的關鍵角色，因此生態和環境友好型的「生物經濟」成為近年來高收入國家農業研發的重點支持領域。為了支持生物經濟的發展，法國2017年初審議通過了《A Bioeconomy Strategy for France: 2018-2020 Action Plan》，加大對生物經濟領域的研發和應用投資，以期通過生物經濟發展實現經濟轉型。

4 高收入國家農業研發投資體系改革對我國的啟示

一是進一步加大財政對農業研發的投入，優化考評機制，提高公共農業研發效能。國家財政對農業研發的投入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具有重大影響，而TFP增長帶來的經濟效益要高於研發投入成本數倍。但農業科研具有公共產品特性，相較其他行業而言，非政府性資金投入農業領域會面臨更多的困難。世界農業強國的發展經驗表明，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過程中，農業科技研發和應用至關重要。農業作為我國的基礎產業，其發展離不開國家財政的強有力扶持。近年來，隨著國家創新驅動發展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國家對農業科技研發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但是，考慮到我國農業GDP的比重，以及我國農業發展的階段，公共農業研發投入總體上看仍需要提高強度。據統計，我國農業科研投資強度（即農業科研投資占農業GDP的比重）僅為0.77％，同期全國的科研投資強度為1.7％，而農業科研投資強度的國際平均水平一般是1％，上文分析可以看出，高收入國家的公共農業研發強度為1.45％～10.2％。基於此，為更好的發揮農業研發的「溢出效應」，帶動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我國需要參考高收入國家的發展經驗，提升農業公共研發強度，把持續增加對農業科研的投資作為政府農業發展的長期導向，以此更好地促進農業技術研究，把依靠科技進步作為促進農業生產率提升、彌補農業資源不足的主要手段。同時農業研發投資的領域應圍繞產業發展的重大需求重點投入，形成「拳頭」優勢。為更充分地發揮公共農業研究投資的帶動和引導作用，還需要通過優化現有農業研發考評機制，來調動農業科研院所、高校等部門的科研人員研究積極性。通過常態化、全面性的公共農業研發投資績效評估，加強財政資金的使用管理，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通過薪酬激勵、職務收益分享等手段引導農業科研人員潛心開展前沿性和實用性研究，提高科研效能，促進農業生產效率的持續提升，提高農業產出效率。

二是創造良好環境，優化農業「研發-轉化-應用」鏈條，鼓勵和引導私營資本在農業科技創新研發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長期以來，我國農業研發領域的資金主要來源於國家財政直接性投入，社會資本投資比重較低。高收入國家的實踐表明，一個良好的可持續性農業投資系統，必然要求資金來源和渠道多元化，以滿足不同層面、不同領域農業研發對資金的需求。從世界各國橫向對比來看，我國非公部門的農業科研投入比例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私人資本參與農業科技投入積極性不高的原因具有複雜性，其中農業科技研發產品「需求端」問題最為突出，首先，我國廣大的農業經營主體規模偏小，對高科技附加值農業生產要素的購買意願和支付能力均有待進一步提高，「需求不旺」成為制約私人部門農業研發的重要原因；其次，農業科技成果知識產權保護、研發人員收益分享等問題也需要進一步解決和優化。近些年來，我國政府逐漸加大了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培育，農業生產規模得到進一步提高，這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加市場收益的需求最為迫切，是農業研發的重要需求方，對此，可以探索部分高收入國家踐行的農業研發「誰受益、誰付費」機制，激活私人資本參與農業研發。同時，政府應加強對農業科技創新成果等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通過市場監督、違法整治、等手段，落實商標法、專利法、新品種保護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通過保護知識產權，達到保護創新、激勵私人研發的目的。鼓勵非公部門在商業化前景好、獲利能力強的領域進行技術研發，可以通過政府農業研發引導基金、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資助、貼息補貼、政府購買等等方式支持和鼓勵非公部門對農業科技進一步投資，將公共農技推廣平台向私營農業科技公司開放，整合不同主體的推廣資源，提升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應用水平。通過發揮公共資金的「槓桿效應」，激活市場力量，將市場手段和非市場手段有機結合，形成「研發-推廣-應用」農業科技鏈條，逐步建立穩定的多元化農業科研投資格局，逐步減少對市場化程度高的領域的直接研發投入，釋放公共農業研發資金，更多地關注「前商業」研究領域，有效填補農業研發的「空缺」領域。

三是面向未來農業模式，關注廣泛的社會目標，優化公共農業研發資助領域，進一步提升農業基礎研究的「質」和「量」。目前我國農業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農業發展在實現「吃飽」目標的前提下，追求「吃得好」「吃得健康」。在這種宏觀矛盾轉變下，保供給、保生態、保收入成為農業發展的中心任務，因此，我們需要拓寬農業發展目標，由追求「量」逐漸轉向「量」和「質」並重的狀態，與此對應，農業公共研發和投資也需要順應這種趨勢和轉變。高收入國家農業研發政策改革表明，農業研究從生產導向（Production-Oriented）轉移到其他領域（食品質量和營養、食品安全、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以及生物經濟）成為一種共同趨勢，因此，我國未來農業研究資助體系應該充分考慮這一世界性趨勢，優化農業公共研發資助領域，逐步加大對食品安全、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營養工程等需要政府直接扶持而私營資本不願投資或者投資意願較低的研究領域的投入，以期實現更大的社會效益。變化的環境條件和農業生態（氣候變暖、淡水資源減少、土壤退化、出現新的病蟲害）對農業產生提出更高的要求，維持農業生產穩定增長，需要不斷地研發新技術來應對這些日益複雜的挑戰，因此，要進一步加強農業基礎研究，強化創新示範引領作用，密切重視國際社會呼籲的「氣候智能型農業」（CSA）發展模式，增強農業生產系統的柔性，加強生物經濟、基因工程等領域的基礎研究，結合我國農業生產實踐，對關鍵技術的應用和推廣進行深入研究，開發具有不同地域特色、不同生產條件「適行」的「四良」（良種、良法、良技、良具）；跟蹤相關領域的研究前沿，通過重大技術的進步和應用，提升農業科技水平，依靠技術進步和要素配置創新，邁向農業強國。

研究所簡介

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IITE）成立於1985年11月，是隸屬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非營利性研究機構，主要職能是研究我國經濟、科技社會發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戰略性、前瞻性問題，跟蹤和分析世界科技、經濟發展態勢，為中央和有關部委提供決策諮詢服務。「全球技術地圖」為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官方微信賬號，致力於向公眾傳遞前沿技術資訊和科技創新洞見。

地址：北京市海淀區小南庄20號樓A座

電話：010-82635522

微信：iite_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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