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重大的政策轉向？學界關於漢武帝《輪台詔》的兩種觀點

文史 08-24

在學界，以輪台詔為載體的漢武帝晚年政策取向問題有兩種主流聲音，一種是以田餘慶先生《論輪台詔》為代表的政策轉向說，另一種是辛德勇教授主張的策略性調整說。

（輪胎古城）

田餘慶先生的《論輪台詔》將征和四年頒布的輪台詔看作一次成功的「罪己以收民心」的嘗試，認為它「澄清了紛亂局面，穩定了統治秩序，導致了所謂的『昭宣中興』，使西漢的統治得以再延續近百年之久」。田氏同時指出了武帝朝的一項重大矛盾，即追隨武帝的政用法之臣屬與追隨太子的「寬厚長者」的衝突，而矛盾最終在征和二年的巫蠱之禍時爆發。對此，田先生認為：江充充當了深酷用法的臣僚的代表，秉承武帝意旨，憑藉黨與的優勢，用非常手段摧毀以衛太子為代表的「守文」的政治勢力，這也許就是巫蠱之獄的實質。

（田餘慶，1924~2014）

辛德勇教授《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一文對田餘慶先生的經典之論做出了有理有據的批駁。辛先生從史源角度論證了輪台詔只是針對西域軍事問題所做的局部性調整，而非朝廷大政方針的改變。他認為《資治通鑒》中採錄的「漢武故事」的荒誕記載不足採信，並進一步指出司馬光在《通鑒》中為己意率意取捨史料的問題，把《通鑒》中的武帝形象看作司馬溫公為其政治需要構建而成的。

（辛德勇）

輪台詔是在征和四年頒布的，兩年後漢武帝便去世，一個帝國的政策轉向很難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何況武帝晚年的身體、精神狀態本就不佳。因此，考察武帝晚年的政策，需要考察公認的武帝政策繼承人——霍光——主政時期的內外施政，尤其是昭帝時期。

對於霍光，田、辛二人看法有別。田先生把霍光看作把武帝時期政策轉向「守文」方向的執行者、護航者，而桑弘羊才是興利政策的深酷法吏的代表。辛教授則認為包括霍光在內的武帝託孤重臣都維持了漢武帝一以貫之的窮兵黷武的對外政策。

霍光可謂衛氏家族在巫蠱之禍後的倖存的「獨苗」，就出身而言，他理當傾向衛太子的「守文」政策。昭帝朝對匈奴政策可見《漢書·匈奴傳》。李廣利投匈奴後，漢軍「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武帝駕崩後，匈奴也對武帝一朝的戰事「罷極苦之」，「自單于以下欲有和親計」，放歸蘇武、馬宏。約在始元六年，匈奴寇五原，「少利」，並與烏桓爆發衝突，「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匈奴及時撤兵後，霍光也未收兵，而是「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二十萬卒討伐匈奴，但未有所得，之後再無大規模行動。

霍光主政時期，漢朝對匈奴有戰爭行動，但多是自衛反擊性質，或是利用匈奴與烏桓、烏孫等其他民族的矛盾，趁隙以攻匈奴，絕非武帝時期那樣侵略性、主動性十足。

有人因漢武帝託孤桑弘羊以及霍光排斥儒生、任用酷吏而認為霍光主政期並未出現向「守文」的政策轉向。這則有必要理清楚「守文」這個概念。辛德勇認為守文「對外為慎興征伐，對內則為寬治民生，節用財力」，而這其實正符合霍光所為。《漢書·霍光傳》贊他為政時「百姓充實，四夷賓服」，《昭帝紀》也稱「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

（武帝留下的兩位輔政大臣：桑弘羊與霍光）

也有學者強調了守文與儒家思想的緊密聯繫，並以霍光拒斥儒學、不學無術而認為霍光並非「守文」政策的推行者。但在筆者看來，作為漢武帝政策轉向目標的「守文」，也許並非意味著政治的全盤儒家化。漢武帝時期是儒學崛起的時代，但武帝同時也承襲了文景時代的酷吏政治，法家臣僚、法家思想在武帝時代從未匿跡。儒學更像是漢武帝改無為為有為的變速器，其儒法雙軌並行的統治方略幾乎貫徹了整個在位期。因此，很難想像，漢武帝所做的政策調整會完全棄法崇儒。

筆者大膽猜測，武帝的守文理想，就民生政策上傾向於文景之治的「不折騰」類型，但在統治策略上，則更像漢宣帝所言的王霸雜用的漢家制度。另外，即便是文景時代，也有酷吏存在，故而不能因為武帝臨終前拔擢桑弘羊這樣的法家代表而否認輪台詔後政策明顯的與民休息的色彩。更何況桑弘羊相比酷吏更似計相，對他的延用，田先生「以刑輔德」的概括相當準確。

（收錄田先生論文的文集《秦漢魏晉史探微》）

對於辛文的商榷，學界已有許多。筆者看來，辛教授的雄文論辯邏輯嚴密且擲地有聲，但細節處不乏值得推敲的地方，且有重側面猜度而無視正面鐵證之嫌。例如他以「戾」的字意、劉據身邊人的品質等側面證明戾太子確實有過施行巫蠱，但戾太子本傳中也寫明「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又有田千秋、壺關三老的鳴冤與武帝建造的思子宮，這些證據難道不是直接言明戾太子的冤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