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過去，草坪上的復旦學子一如當年意氣風發

夏夜，復旦大學納涼晚會。男生女生在草地上圍坐一圈，幾對在中央跳著舞，夜色中白衣飄飄，笑容燦爛……

類似的畫面，我們仍能在今天的復旦校園裡捕捉到。而我手中的黑白照片，出自68年前的《解放日報》——

那是1951年，在大學生參加軍事幹校熱潮中，不少人因體檢不合格而被淘汰，復旦大學為此加強體育活動，開設集體舞就是項目之一。學生們為豐富集體舞的形式進行了再創造，比如輕快的烏克蘭舞、有勁的蘇聯紅軍舞、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舞、抗美援朝舞……

這群風華正茂的青年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代大學生——即使那時只有18歲，今天也已86歲了。

要找到他們並非易事，我把照片發給了復旦宣傳部、校友會、老幹部處和退管委，請幫忙打聽，始終沒有進展。線索斷了幾周，宣傳部又打來電話，歷史學系有位老教授，名叫餘子道，1951年正在復旦念書，或許他記得當時草坪上的故事。

轟炸機陰影下的集體舞

余老先生今年88歲，至今仍每天工作10小時，還經常在校內外主持課題討論。我按約定時間去歷史學系找他，走到辦公室門外就聽到他清亮的聲音傳來。

1949年10月，18歲的餘子道從寧波老家來到復旦大學新聞繫念書，成為了解放後復旦大學招錄的首批大學生。畢業後，他留校工作，從未離開過復旦校園。

當我把老照片遞給他時，老人的記憶盒子一下被打開了。

「集體舞是當時最普遍的一種校園文化活動，受蘇聯文化的影響，幾乎每次青年團活動都跳。」餘子道介紹，因為沒有大的室內場地，跳舞地點大多在復旦燕園旁、當時新聞館前的草地，或是登輝堂前的大草坪。同學們圍坐一圈，拍手唱歌、手風琴伴奏，最常跳的是《喀秋莎》。

上世紀50年代初，沒有手機、電腦，大學生活照樣豐富多彩，有歌詠比賽、板報比賽，籃球和排球比賽、讀書會、朗誦會，登輝堂每周播放好幾場蘇聯電影……扭秧歌作為解放軍文工團帶來的新文藝，在大學生群體里也相當流行，校學生會專門組織了一個秧歌隊。

但餘子道說，看似歡快愉悅的大學校園其實仍未擺脫戰爭陰影。上海宣告解放後一段時間，周邊很多島嶼仍被敵軍控制。

49級新生入學後的大約一年裡，學校上空還不時盤旋從浙江舟山飛來的國民黨空軍轟炸機，但復旦師生並沒有被頭頂的槍炮聲嚇倒。1950年2月，學校一度因轟炸斷水斷電，便給每個學生宿舍發墨水瓶和燈芯，點煤油燈照明，還發動學生們挖井取水。

1950年5月某夜，國民黨飛機又來轟炸，我地面部隊的高射炮對空開火。「我們都跑出來看，看到敵機被擊中，整個學校歡聲雷動，同學們在宿舍外面跳舞、唱歌、歡呼。那可是轟炸上海的國民黨飛機第一次被打下來！」餘子道對此印象極深。

寧波農家子弟圓大學夢

根據教育部發布的《中國高等教育質量報告》，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全國大學生只有11.7萬，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0.26%。當時青年能上大學的本就鳳毛麟角。出身貧寒的餘子道，家裡三代務農，父親在他16歲時過世，母親是不識字的家庭婦女。解放前，他在杭州念高中，還沒畢業就經地下黨介紹參加了浙東地區的游擊隊，接著又跟隨南下的解放軍會師後參加接管了寧波城。

在當時，高中生已算是高學歷人才。餘子道本可留在寧波軍管委公安部工作，成為一名公安幹部。但他一心想念書，聽說上海招考大學生後，立刻奔來投考。

那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解放後第一次舉行大專院校統一招生考試，招生學校包括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交通大學、上海醫學院等8所學校。在1949年9月《解放日報》刊登的新生錄取名單中，餘子道找到自己的名字時，幾乎不敢相信。

「從外地農村到上海復旦讀書是破天荒的事情！我們村方圓20公里，我估計自己是唯一考出來的大學生。」餘子道後來得知，自己之所以能考上，是因為在軍管委工作期間接觸過不少黨中央文件，政治科目考了近乎滿分，彌補了理科成績的不足。

與他同時進入復旦的學生大都來自上海本地，普遍受過良好的基礎教育。全校學生人數加起來不過2000人左右。

「我本來是沒條件讀大學的，更不可能在上海生活。我能上大學，全是靠助學金。」餘子道感慨，國家那時已開始支持經濟條件差的學生上大學，只要考試成績符合錄取條件，學校就收。他幾乎是全班最貧困的學生，學費、生活費被全部免除，就連過冬的棉衣也是學校發的。

就這樣，在幾乎沒掏一分錢的情況下，餘子道順利讀完了大學。

新中國新上海新復旦

新中國初期的復旦大學，煥發著一派新氣象。「就像毛主席說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餘子道記得，那時學生一周上6天課，每天早晨7時還要集合跑步做操。

1949年11月12日的《解放日報》記錄了當時的校園氛圍：「復旦大學在解放後第一學期開始上課三星期以來，全校同學在新的學生會領導下和新的學習觀點的指導下，學習上顯然是有了很大的轉變。整個校園充滿了濃厚的學習氣氛，這種蓬勃的氣象是以前所未見過的。圖書館、參考室、閱覽室等場合，以往本是考試前『抱佛腳』的所在，現在經常擠滿了同學，連閱報的地方都有人在自修。據圖書館管理員的約略統計，本學期來借書的數字增加了百分之十。上社會發展史時，聽課人數竟激增至一千餘人，把偌大的登輝堂坐得滿滿的……」

隨著新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浪潮的到來，各行各業急需大量人才，大學生群體愈發受到國家高度重視。

餘子道讀書期間，正值上海解放初期，校內先後離校參加革命和建設工作的學生達到1200餘人。除了大部分參加軍事幹校，成為人民解放軍，奔赴西南和華南，還有一部分被派往上海軍管會和人民政府，進入黨政軍機關工作。

1950年，當時的政務院提出，要對高校畢業生實行有計劃的統籌分配。

「分配面向全國，特別側重經濟文化欠發達地區和邊遠地區，因為那裡更需要我們。這對於我沒什麼困難，因為我本來就是農村出身，更不用說早就立志報效祖國。我身邊的同學也都不留戀大城市，希望到大西南、大西北，去更廣闊的世界鍛煉！我們有這種氣概。」餘子道說。

1952年，由於國家急缺人才，政務院發出指令，全國的大三在校生和應屆畢業生同時畢業。復旦新聞系的這兩屆學生全部被分配至新華社，培訓兩月後，被分到全國各分社及新聞單位工作。讓餘子道略感遺憾的是，已打包好行囊準備去北京報到的他，最後被學校黨組織留了下來。

「不管被分到哪裡，都要發揮作用。我給自己樹立了目標：做一個德才兼備的新中國建設者，一個腳踏實地的教育工作者。我一生都在朝這個方向努力。」

採訪結束，余老師和我一同走回曾經跳舞的草坪留影。又是一年畢業季，身著學位服的學生們與我們擦肩而過，再過不久，他們就將奔赴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用青春丈量大地，用知識回報祖國。他們或許不知，眼前這位老者，也曾與他們一樣。

「我要爭取為復旦工作到90歲。」重新站在草坪的中央，餘子道舉起了老照片，對著鏡頭微笑說道，一如當年意氣風發的青年。

如今的餘子道與當年的老照片合影。本報見習記者 司占偉 攝

老照片出自《解放日報》資料圖片：1951年7月20日，在復旦大學舉行的納涼晚會上，男女青年歡笑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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