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晉賦中的西域書寫

漢魏晉時期，隨著認識版圖的擴大，西域成為賦家經常吟詠的對象。不過，雖然此時賦家對於西域的認識較之先秦時期已豐富很多，但他們對西域的書寫中仍滲透著很多想像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自《山海經》以降的西域書寫傳統。同時，這種西域書寫還與當時的神仙信仰和文人心態相結合，從而體現出豐富的內涵。

盛世之感與文人心態

漢代交通便利，人們的認識版圖逐漸擴大，關於西域的知識已較為豐富，因而漢賦中對於西域的書寫已比《山海經》更為徵實準確。賦家大量描繪進入中原人視野的西域神奇華美之物，如鸚鵡、車渠碗、汗血寶馬等。這些華美之物從出產地被進獻到漢朝宮廷，成為西域諸邦國的代表。

鸚鵡是被漢魏晉時期的賦家吟詠最多的西域動物。唐代之前有15篇以《鸚鵡賦》為題的作品，是這段時期描寫西域動物的辭賦中數量最多的一類。目前所存的15篇《鸚鵡賦》多為殘篇，僅有禰衡《鸚鵡賦》、曹植《鸚鵡賦》所存較為完整。

鸚鵡在中國古籍中出現的時間頗早，《山海經》中就有對鸚鵡的描述：「有鳥焉，其狀如鴞，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鵡。」正史對鸚鵡的書寫首見於《漢書·武帝本紀》，漢武帝元狩二年「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鳥」。顏師古注釋說，「能言鳥」即為鸚鵡。

漢魏晉賦家喜歡寫鸚鵡，與鸚鵡「能言」的特點有關。正如成公綏在《鸚鵡賦》中所言：「以其能言解意，故為人所愛，成之以金籠，升之以殿堂，可謂珍之矣。」可見賦家的關注點主要在於鸚鵡能模仿人類語言，並理解其意思。而「能言」與「解意」使鸚鵡具有了智性，體現出「類人化」特徵，因而較之其他禽鳥蟲魚與人更接近。

此外，賦家在描繪鸚鵡時，還經常依據人的道德準則來對其進行讚頌。如應瑒在《鸚鵡賦》中稱其「苞明哲之弘慮，從陰陽之消息」；曹植在同名賦中贊其「蒙含育之厚德，奉君子之光輝」；阮瑀在賦中更是突出其「穢夷風而弗處，慕聖惠而來徂」的品性。他們都從人的道德評判標準出發，讚頌鸚鵡有合於道德之處，並通過強調鸚鵡身上體現出的道德，進而反映鸚鵡出產之地對中華文化的仰慕。

鸚鵡的「類人化」特點還使作賦者傾向於從鸚鵡身上反觀人自身的際遇和心境。因此，這些《鸚鵡賦》的作者皆從鸚鵡之形貌特徵和言語能力出發，在讚歎之餘又同情其困於籠中的哀苦，並以此自比。因為賦家多以文才受重視，但很多時候難以實現建功立業的抱負。在他們看來，其自身境遇與籠中鸚鵡有相似之處，皆因某方面的才能而受喜愛，但被困於籠中，既無法施展才華，亦無法脫籠遠飛，賦家進退不得的怨憤與無奈常借吟詠鸚鵡而抒發出來。因此，賦家對鸚鵡的讚賞與同情，也常常帶有對自身命運的哀嘆。曹毗所言的「嘉其有智，嘆其籠樊」就是對這一點的恰切概括。

神仙信仰與樂土想像

不同於《山海經》對西域人的想像，漢代人與西域人有了更多實際接觸，所以對西域人的描繪更為細緻、真切。漢代壁畫和畫像石中有大量西域人形象，這些形象具有深目高鼻、多須、戴尖頂帽等特徵。這些形象可與漢代辭賦中的描繪相互印證。東漢末年的辭賦作家繁欽對莎車、康居及罽賓三地之人的相貌進行了描繪，稱莎車之人「黃目深精，員耳狹頤」，康居之人「焦頭折額，高輔陷無，眼無黑眸，頰無餘肉」，而罽賓之人則是「隅目赤眥，洞額仰鼻」。

唐代之前辭賦作品中的西域人書寫除了描繪西域人的外貌特徵外，還將其與神仙信仰相結合。在古人眼中，西域遼遠、危險而難知，西域人的外貌、族屬、習俗等皆與中原人不同，因此，西域人被認為十分神秘。漢代盛行西王母與神仙信仰，《山海經》中身具神力的西王母處於遼遠而神秘的西域昆崙山。因此，所居之處與西王母之國相近的西域人，便成為西王母神仙世界的組成部分。漢代人在想像西王母身邊的仙人侍者或仙境導引者形象時，便以西域人的外貌為依據。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中描述了魯靈光殿壁畫上所繪西域人的形象與姿態。魯靈光殿壁畫中的西域人，雜處於奔虎、虯龍、朱鳥、白鹿等神獸與神仙、玉女之間，這使其具有了仙異色彩。而在漢代墓葬與祠堂畫像石中，西域人形象亦常出現在仙境之中，並與鳳、羊、鹿、天馬、麒麟及其他異獸相組合。在漢代人的神仙信仰中，白鹿、天馬、虯龍等均為當時常用的象徵符號。因此，這種對西域人形象的描繪，與此時流行的「長生」觀念直接相關。此外，漢畫像中部分羽人與仙人也具有西域人的相貌特徵。從王延壽之賦和畫像石材料中可看出，魯靈光殿壁畫及畫像石上的西域人形象，是仙境的象徵，或為升仙的導引者，明顯具有神仙信仰色彩。

西域人被視作神仙信仰的代表，而西域人所居之地也被視為仙境，並寄寓了賦家美好的想像。賦家借漢魏晉時期流行的遊仙文學形式，表現遁世遺俗的心志，使西域產生了「適彼樂土」的意味。司馬相如《大人賦》中的「大人」飄然遠遊四方，曾到達西域這一仙境。阮籍受其影響而創作的賦體作品《大人先生傳》則這樣描繪想像中的西域遠遊：「遂去而遐浮，肆雲轝，興氣蓋，徜徉迴翔兮漭漾之外。建長星以為旗兮，擊雷霆之康磕。開不周而出車兮，步九野之夷泰。坐中州而一顧兮，望崇山而回邁，端余節而飛旃兮，縱心慮乎荒裔。釋前者而弗修兮，馳蒙間而遠邁。棄世務之眾為兮，何細事之足賴。」阮籍想像自身漫遊於遙遠而神秘的西域世界，在漫遊中忘卻世俗的牽累，飄然凌雲而閑適自得。這段描寫典型體現了賦家對西域之地的想像。

漢魏晉時期辭賦中描寫的遊仙，繼承了自屈原《離騷》《遠遊》而下的書寫傳統，出遊的驅動力為「悲時俗之迫阨」，而求仙活動則是為了抒發賦家個人心緒。賦中所寫的遊歷之地多為《山海經》中出現的四方極遠之境，如崑崙、三危、不周、扶桑、湯谷等。賦家在述及這些極遠之地時，並不注重對這些地方的事物作詳細描寫，而著重表現遊歷時的心境變化。因而這些地名在賦作中已經符號化，用以指代仙境，成為賦家描述求仙遠遊之事時的一種模式化表述方式。

漢魏晉時期賦家對西域之地、西域之人及西域之物的書寫，體現了當時人對西域的認識和想像。在這些賦作中，西域之人和西域之物被賦予多方面意涵，同時也反映出賦家自身的際遇、心態及理想。

（作者單位：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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