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
編者按：黃維（1904—1989年）江西貴溪人，解放戰爭時期任國民黨第十二兵團中將司令，1948年12月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經過27年的改造生活1975年被特赦，任全國政協常委、文史專員。本文是他回憶自己被俘經過及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改造生活的親身經歷。
中原野戰軍繳獲國民黨第12兵團司令官黃維的印章
一、淮海戰場被俘
我是1948年12月25日，在淮海戰役中被人解放軍俘虜的。9月間，蔣介石任命我為十二兵團司令官，負責指揮十八軍、十軍、十四軍和八十五軍。11月份，淮海戰役打響，黃百韜兵團首先被殲，徐州成了孤城，蔣介石決定把十二兵團投入，由河南西部增援徐州，以解徐州方面劉峙的困境。
本來，我是國防部新制軍官學校的校長。這個學校是由美軍顧問團提出開辦的，1947年9月開始籌備，以美國西點軍校做藍本。要培養海、陸、空三軍的核心幹部。學校設備將由美國提供，美國顧問已經有一部分到職，永久校址確定在北平，臨時校址設在漢口。但是由於各方面的原因，籌備進展遲緩，尚未招生開學。就個人的本意來說，我願意辦學，不願意帶兵。這倒不是說我黃某人怕死，當時我是從維護「黨國」的長遠之計考慮的。所以，當蔣介石把我從漢口叫到南京，要我當十二兵團司令官時，我就當面向他表示，說自己「離開部隊久了，帶兵怕有困難」。蔣介石卻對我說：「打仗是現在最重要的任務，不把共產黨消滅，什麼事情都辦不了。你不能從你個人來考慮。」於是，我從新制軍官學校校長調任十二兵團司令官，仍兼新制軍校校長。我組成兵團司令部，並赴徐淮戰場。原指望幾個月後打完這一仗就可以返回學校，可是沒有想到學校還來不及等到我回來，就已經匆匆忙忙地遷到台灣。而我呢，卻當了共產黨的俘虜。
記得在1948年9月下旬，我到確山時，除八十五軍外，其餘部隊都在駐馬店附近地區集結整訓，隨後奉命向河南西部南陽方面掃蕩，這是解放軍導演十二兵團的一次武裝遊行。解放軍把十二兵團調遣到河南西部，而在淮海發動對蔣軍的殲滅戰。到這時我才如夢初醒，知道上了解放軍的當，又急忙回師駐馬店集結待命，隨即奉命增援徐州。
我帶著十二兵團於11月初，由駐馬店地區開始行動，11月18日到達蒙城，同解放軍展開全面戰鬥。起初十二兵團取攻勢，由蒙城渡過渦河，攻下渦河北岸的解放軍陣地，在北淝河攻下了解放軍據守的坂橋集、烏集之線的陣地，進到澮河；又在澮河攻下南坪集。主力渡過澮河，眼看就要抵達離徐州不遠的宿縣了。可是這個時候，解放軍對我節節阻擊，我軍陷入了解放軍的袋形戰線，我再想往前攻，攻不動了，而背後是幾道河，後方已完全被解放軍切斷，怎麼辦呢？再這樣子打下去是不行了，於是找就想把部隊轉移到固鎮方面去。可是部隊沒有走出多遠，就在宿縣西南的雙堆集被解收軍黏住逃脫不了啦。從11月25日被四面包圍，幾次向解放軍反攻，但都沒能突圍出去。
黃維兵團被圍於雙堆集態勢圖
十二兵團是美械裝備的部隊，有12萬多人，擁有包括戰車榴彈炮在內的機動車500多輛，還有各種火炮、輕重機槍、衝鋒槍等。可是，這麼多兵員、重型武器裝備，不僅沒能幫助我們在雙堆集突圍，反而成了作戰的包袱。十幾萬人要吃飯，必須有大量糧食和柴草，機動車需要汽油和零件。當時正是隆冬季節，氣候嚴寒，雙堆集一帶又是貧瘠的空曠地帶，村民烯少，村屋零落，十幾萬人只能露天宿營，這一切困難都沒辦法解決。當時，每天急需後方支援的給養至少200噸。空軍空投的糧食和彈藥不能滿足需要，而且往往落到解放軍陣地或兩軍前哨之外，都成了解放軍的戰利品。有的雖然降落到守軍陣地以內，但由於沒有燃料和熱水，官兵們根本無法吃這種硬得像石頭一樣的麵食。
這個時候，包圍圈愈縮愈緊，解放軍天天在戰場廣播喊話，讓我們起義投誠。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也曾通過廣播和寫信，敦促我放下武器。我呢，把劉伯承、陳毅的勸降信撕得粉碎。可是這時部隊已經不能繼續生存下去了，軍心開始渙散，特別是11月27日，當我對解放軍發動全面攻擊企圖突圍奔向固鎮時，第八十五軍第一一O師師長廖運周率所部主力陣前起義，接著第八十五軍二十三師黃廣華部放下武器向解放軍投誠，在這以後，只是死守待援，等待覆滅降臨。到了12月15日，我決心突圍逃跑。這天夜裡，我已逃離雙堆集戰場三四十里路。可是，四面八方的解放軍和民眾，就像張開一張網，逃不出去，十二兵團遂遭到了全軍覆沒的命運。
二、被俘之後的頑抗
我被俘以後，思想是很頑固的。開始的時候，我想不暴露自己的真實姓名和身分，當收容所人員要我在被俘人員登記簿上報名時，我對解放軍說：「我叫方正馨，江西弋陽人，十四軍軍部上尉司書。」可是要想瞞過解放軍是不可能的。沒過多久，我的真實姓名和職務就被他們查清楚了。當時，杜聿明在陳官莊還被人民解放軍包圍著，尚未就殲，負責管理十二兵團俘虜的是解收軍中原野戰軍聯絡部長楊松青，他是黃埔四期畢業生，動員我們廣播給杜聿明、邱清泉、李彌及各軍軍長寫勸降信立功減罪，我堅決拒絕了。後來，聽說由幾位將領起草稿子，寫了封勸降信，並簽了名，只有我沒有簽。
一次，一個解放軍的青年幹部來找我談話，問我為什麼拒絕廣播和寫勸降信，要我承認自己的罪行，我回答他說：「我的最大錯誤就是打了敗仗！」不久，我們被押上火車送往後方。途中路過河南商丘車站，有一個解放軍幹部拿著照相機要給我們拍照，我故意讓他照不成，當鏡頭剛剛調準要按快門的時候，我就把頭掉過去。後來火車到徐州以北的一個車站，大概叫韓庄車站，停了好幾個小時。附近一個解放軍醫院的負傷的指戰員們聽說抓到了我，都擁到車廂跟前，又喊又叫，非要看一看我長得是什麼樣子。押送我們的解放軍幹部起初無論如何不肯，可是人愈未愈多，圍住車廂不肯離開。於是，押送的解放軍幹部就和那些圍觀的解放軍指戰員約定：看是可以看看，但不許辱罵。這才叫我和楊伯濤兩人走到車廂門口站了站，負傷的指戰員們才逐漸走開。
後來，我被轉送到河北西部的井陘，被關押在解放軍的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看守所。我被單獨關在一間房子里，和外面完全隔絕。當時我心情不好，總是想：我和共產黨及解放軍結下了那麼大的冤讎，這個冤讎是沒有法子解決的。現在既然被他們抓住了，就決不會饒恕了我。
我被關押在河北井陘的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看守所里，後來才知道，同時被關押在那裡的還有不少被俘的國民黨軍高級將領。比如在湖北襄陽戰役中被俘的原國民黨中央常委、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康澤、在洛陽戰役中被俘的青年軍整編二O六師少將師長邱行湘等人。當時，我的心情非常煩躁和絕望，心想：我跟共產黨打了那麼多年的仗，從1932年開始，直到1935年紅軍北上離開江西，我參加過對江西紅軍的多次「圍剿」，江西蘇區的紅軍和老百姓對我都有仇恨，這次淮海戰役中，我又指揮十二兵團十幾萬人馬向解放軍進攻，被圍之後又拒不投降，頑抗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仗打得非常激烈，使解放軍受了很大犧牲。
我原以為自己是要受到懲辦的，可事情卻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到了井陘看守所以後，解放軍並沒有殺我的意思，相反在生活上還處處優待我。除了一開始有一個姓張的科長來找我談過一次話，了解了一下我的情況之外，此後再沒有人來打攪我，找我的麻煩。我每頓飯是三菜一湯，一個星期配給5斤白面。這在當時來說，伙食算是相當不錯的了。後來聽說這個看守所的管理人員，無論是官還是兵，都是一個月才吃一次麵粉，他們平日只吃玉米、小米和南瓜之類的粗雜糧。我在那裡整天無所事事，就借幾本舊書來看看，或翻翻解放區出的舊報紙，心情雖然不好，可日子倒也過得安穩。
三、初到功德林時最頑固的一名戰犯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井陘看守所機構遷到北平的功德林。功德林原來是一所廟宇，在德勝門外。從清朝末年開始，這所廟宇就被改建為監獄.一直用來關押犯人，被稱作「第二模範監獄」。新中國成立以後，歸國家公安部管，叫做「北京戰犯管理處」。
功德林佔地百來畝，四周有丈把高的圍牆，院內除了一排排關押犯人的房子以外，還有運動場、花園、菜地等。剛到功德林，管理處宣布說：「政府作出決定，要對你們實行寬大改造政策。」可是那時我對共產黨的話一點也聽不進去，心想：「無非坐牢就是了，說改造只不過是好聽一點罷了！」
轉到功德林戰犯管理處以後，我感到管理和要求都嚴厲多了，並且要參加有組織的學習。管理處規定我們除了同小組裡的人以外，不許和其他組的人見面談話。我那個小組共有七人，組長王某(原某地行政專員)，副組長董益三(原屬軍統)、李宰卿(某地方團隊頭目)。另有閻錫山的舊部梁培璜、傅作義舊部陳長捷、六十二軍軍長林偉儔。我們這幾個人過去互不相識，又屬於不同派系，因此彼此心存隔閡。
那時我的思想要算最頑固了，認定共產黨的所謂的「寬大改造政策」只不過是欺騙宣傳。不過事已至此，自己也身不由己，無可奈何了。改造就改造吧！改造到什麼時候就到什麼時候吧！由於心情不好，便經常和同犯爭吵，抗拒管理人員的管理，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
我在功德林發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同犯爭執以致動手打起架來。事情是這樣的：管理處組織我們學習座談揭露蔣、宋、孔、陳官僚資本主義剝削、壓迫中國人民的書籍，我從內心就很反感。一天上午，董益三剛把一本書的一部分念完，我就說：「我不同意這本書的說法，什麼國民黨的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都是四大家族的，都是蔣介石一家的！按照這種言論，那麼共產黨現在不是有個中國人民銀行么？這個銀行也就是毛澤東一家的！」話音剛落，董益三就大聲批駁我，其他幾個人也都對著我來了。還要我寫書面檢查，反省思想。可是你批你的，我黃某人無動於衷。午飯過後，我拿出管理處發的學習筆記本，坐在桌子跟前寫起來。梁培璜以為我在寫檢討材料，好奇地湊過身來看，不料他看到的並不是什麼檢討，而是兩句罵他們的打油詩：「龍困淺灘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這下子把梁培璜氣壞了。這時，組長、副組長人多勢眾，大興問罪之師，並向我動起手來，我便回手迎戰，因為用力過猛，自己卻跌倒在地上，臉也碰破了。
值班管理員聞訊趕來，才制止了這場「內戰」。10分鐘以後，功德林的最高領導姚處長來了。他沒有斥責我們，聽取了第三者林偉儔和陳長捷的彙報，然後嚴肅地說：這是一個嚴重的事件，嚴重性在於這是發生在功德林里的第一個打人事件，打人是嚴重違反共產黨的政策規定的。過後，他又分別找我和董益三談話，指出我的發言「觀點是錯誤的」，希望我繼續學習，明辨是非。他批評董益三雖然「堅持正確觀點，要求進步是對的，但身為組長，動手打人，並不能表明進步，只能表明落後」。
1960 年10月19 日，周恩來總理在頤和園會見黃埔校友。前排左起：李奇中、周恩來、陳賡、邵力子、張治中、鄭洞國。中排左起：黃維、唐生明、覃異之、侯靜如、杜聿明、周振強。後排左起：王耀武、楊伯濤、鄭庭笈、周嘉彬、宋希濂
犯人夜間睡覺的房間里不準關燈，這是為了便干管理。但我卻認為這是不通情理，就向管理員提出「抗議」，指著一個值班的管理員的鼻子罵他。管理員受了我一肚子氣，只說這是制度，不理會我的無理取鬧。我一直佩服這位管理員有修養，夠水平。由於我當時對戰犯生活不滿，遇事抵觸，就藉筆記本當作淺發牢騷的唯一場所。有一天，我在筆記本上寫了幾首古人的詩，第一首是明朝于謙的名詩《石灰吟》：
「千錘萬附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在這首詩的右下角，我寫道：「這是于謙罵獄吏的詩」。另外還寫了石達開在大渡河兵敗時自悲英雄末路、壯志未酬的一首詩，我拿他這首詩自況。
管理處為了對我們進行教育改造，鼓勵我們多讀書，允許我們白己掏錢買書。恰好這時我的內人給我寄來一點錢，她當時被政府安排在上海圖書館。我在管理處開列的書目中挑選了幾本書，其中有一本名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蘇聯小說，並不曉得它的內容，只覺得書名還合我的性格和胃口，便買來看。誰知買來一看，裡邊是講些共產黨人如何如何的事情，大感失望。於是我就悄悄地把它一頁頁撕下來作了手紙用。不料這事又被同組的人發覺了，他們決定開會批判我，說我「侮辱革命，侮辱布爾什維克」，措辭非常嚴厲。我卻不以為然，說：「這本書我已經看完了，我現在是在發揮它的第二次使用價值，這又有何不可！」雙方相持不下，誰也不服。有人去邀請管理員來解決矛盾，被請來的管理員又偏偏是上次因為「電燈問題」挨過我罵的那一個。誰知他卻說：「黃維手紙不夠用，沒有要求多發手紙，這是他的不對；可是我作為管理員，沒有發現，這是我的失職。至於那本書，黃維自己看完了可以借給別人看嘛，大家也不要因為他處理得不恰當而作出同樣不恰當的結論來。」這一席話，說得我們幾個人都啞口無言了。
總之，那時我對學習非常抵觸，常常說些挑釁性的怪話或做些挑釁性的動作。功德林里的人，無論管理員或同犯，都認為我最頑固，事實也確實如此。
四、生病四年得到積極有效的治療
1952年開始，我害病了，結核病突然暴發。本來我身體是很壯實的，沒有害過什麼大病，可是被俘後，心情不好，對改造生活思想上想不通，於是到了1952年4月，病發了。這一病還很厲害，很兇。肺結核、腹膜結核、淋巴結核、精囊結核、副肇結核，好幾種結核病一齊暴發出來。其中特別是急性腹膜結核、腹膜炎最危險，因為腹水很多。肚皮腫脹得老高老高，兩條腿腫得發亮。從發病那天開始，我就躺下不能動了，這一躺就整整躺了四年的時間。管理處把我送進了現在的復興醫院。復興醫院那時是公安部的職工醫院，我們這些國民黨戰犯也在那裡看病。我們在復興醫院住院，事先都是由管理人員聯繫好了的，一去就可以馬上住院。那時復興醫院專門單獨划出來幾個病房，供戰犯們住院治療使用。我們住院都是單間，不和別的病人接觸，戰犯管理所派專人管理，什麼都不用自己發愁，由他們安排妥當。
當時給我治病，那是費了相當大的力氣的。那時治療結核病的藥物，如鏈黴素和青黴素，我們國內自己還不能生產，都得靠蘇聯進口，可蘇聯的鏈黴素藥物性能不好，而英、美兩國的鏈黴素質量雖然過關，卻對中國大陸封鎖。於是，我需要的藥物都是通過公安部的衛生機構專門派人到香港、澳門買回來的。所以我的病治療得很及時，很不錯。事實上，在國民戰犯中，除了我以外，杜聿明、康澤、文強，以及杜建時、范漢傑、徐遠舉這些人，都先後患有嚴重的結核病或其他嚴重的疾病，他們都和我一樣，得到了及時有效的治療。
我在病床上不能動彈，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就連小大便也不能下床，都是由管理員負責照料。長時間這樣做，真是不容易啊！中國有句俗話說：「久病床前無孝子」。骨肉親人之間尚且如此，何況我還是個戰犯，曾經是共產黨的仇人，在監獄裡能得到這樣的照料，是不敢想的！過去舊社會對待犯人是什麼樣子？國民黨對待共產黨是什麼樣子？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國民黨的監牢里，是不管犯人的死活的，死了活該！再有，就是有錢的人才能保外就醫。
在這四年當中，我的病情有過幾次變化和反覆，好幾次都差不多要完蛋了，又被搶救過來，有好幾次病情已經穩定。回到戰犯管理所休養室休養治療，可病一反覆，馬上又被送回復興醫院。我這兩條腿在病重的時候腫得油光發亮，皮膚裂開併流水，腹部水腫也很厲害。一般的腹水是可以用導管來放水的，可我患的是結核病，用導管排水會使結核擴散，只能靠藥物來排除。有一次我病情惡化又被送進復興醫院，打青、鏈黴素，每隔四個鐘頭打一針，這樣我就一連打了好幾百針，記得大概打了有300多針，當然還用了許多其他藥物。再有我的飲食，是吃小灶病號一飯，每頓二菜一湯，每天有牛奶，雞蛋、豬肉，一直吃到1958年，連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我也沒有斷了喝牛奶。正因為一方面積極有效的治療，另一方面吃得比較好，營養比較好，才使我的病慢慢地好轉過來了，到了1955年冬天，能從床上爬起來了。但這時還沒完全好，又一直休養了好幾年。在這幾年的生病過程中，我的思想慢慢發生了變化。
直到現在，我還常常這樣想：假如我仍舊在舊軍隊里，得了病就得離職回家。我黃某人的家底並不算厚，經濟力量畢竟有限，即使典當一空，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醫治10年的那一筆數量可觀的醫療費用，共產黨對於像我黃維這樣的一個戰犯如此照顧，圖的是什麼呢？這樣，我的思想才有點轉變了。
五、通過學習參觀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
我的病經過四年的治療基本穩定以後，我恢復了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正常活動。那個時候，我們在改造過程中有一定的勞動，不過我們和一般犯人的勞改不一樣，是半天學習，半天勞功，而且是力所能及的。至於像我這樣的病號，健康情況不好的，那隻不過是象徵性的勞動而已，只做一些輕微的、輔助性的勞動。比如其他戰犯種菜，我就帶著收拾一下菜種呀什麼的。種西紅柿，我就幫著鋤鋤草，蓋草帘子，以及打打尖、綁一綁架子，都是很有限度的，累了就休息，幹不了就不幹，並不是非干不可。我乾的最重的活是打草墊子。另外我還養過兔子，我對養兔子還覺得滿有一意思的哩。那個時候，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還組織大家成立了許多勞動專業小組，除餵豬、養雞、種菜以外，還磨豆腐、捲煙什麼的。杜聿明在國民黨軍隊裡帶過機械化部隊，會修理機器，又曾經組織軍隊眷屬辦過縫紉車間，懂得裁剪縫紉技術，於是就由他領頭，成立了一個縫紉小組，有十來個成員，四五部縫紉機。從此功德林里100多名戰犯春夏秋冬、里里外外的衣物，都由這個縫紉小組生產。我也參加過縫紉小組，在做棉衣、棉褥的時候，我負責鋪棉花的上作。總之都是幹些最輕微的活。後來大多數戰犯都到離北京城40公里的秦城農場勞動去了，而我和其他少數幾個身體有病的戰犯沒有讓去，繼續留在功德林養病。
至於歷次政治運動，戰犯管理所也有，但無非是大家討論討論，提提意見。1958年大鍊鋼鐵，戰犯管理所沒搞這個。三年困難時期，我們還不困難，我們照樣吃，感覺是感覺到了，那時豬肉吃得少了。我們自己還餵豬餵雞，生活沒受到什麼影響。糧食雖然也定量，每月45斤，但是虧空了另外可以報銷，等於不定量。有些年輕的很能吃，我那時也很能吃，大饅頭一頓要吃四個。
在戰犯管理所里，促使我思想發生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組織我們參觀學習，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在以前，我做了對不起老百姓的錯事，這是無可諱言的！可是，到了功德林以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我並不認識這一點。總認為，帶兵打仗嘛，各為其主，無非是兵對兵、槍對槍，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誰打勝仗就是誰有本事，打了敗仗活該。過去我進攻江西蘇區，打了多少仗，紅軍指戰員遭受多大犧牲，老百姓遭了多大殃，過去我都不認識。解放後，通過參觀、學習，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逐漸對這些問題有所認識。最大的收穫是進行新舊社會的對比。舊社會不講生產，不發展社會生產，不把發展生產當作為國為民的一件事。解放後，給我教育最深的，就是共產黨把發展生產作為頭等大事來抓。
1975年，文強（右一）、黃維（右二）等在全國政協接待美籍人士、原國民黨國防部故舊的來訪
從1956年3月開始，戰犯管理所就組織我們參觀。大家聽說要出去參觀，都非常高興，情緒很高我記得最初是參觀新中國成立後修建的最大的一個水庫——北京郊區的官廳水庫。以後戰犯管理所經常組織我們參觀各種新建設，而且每年到了「五一」國際勞動節、「十一」國慶節時，還讓我們去天安門廣場東邊的公安部大樓屋頂上專門搭的棚子里，從早晨開始，一直看到晚上放完焰火。我們觀看廣場上百萬人的群眾遊行和集會，大家都很高興。我們有生以來誰也沒有見到過這樣大的場面。解放前，要想搞這樣一個上百萬人的大集會，那是根本辦不到的呀！看看廣場上百萬群眾個個興高采烈、喜氣洋洋.那麼整齊，那麼有紀律，那麼精神煥發！這不能不使我們在思想感情上自然而然地產生共鳴和震動，確實受到很深的教育。
從1956年以後，每隔一二年就要組織我們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參觀。1957年，我們參觀了東北許多大型的重工業項目，印象最深的是參觀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過去我們中國土地上跑的汽車，無論大小，都是外國貨，萬國牌汽車，現在我們看到中國人自己生產的「解放牌」汽車，那是很有感觸的。我們這一大群原國民黨的高級將領，過去哪一個沒有汽車？可是這個時候一個個就好像從來也沒有見到過汽車是什麼樣似的，都湧上前去，東瞧瞧，西摸摸，上下左右打量著，稱讚不已。杜聿明竟然情不自禁地鑽進了駕駛室，踩著油門，開著它跑了好幾百米，大家高興得拍起掌來了。
在東北參觀以後，我們接著南下武漢參觀。在武漢又看到了不少新的大型建設項目。不過其中印象最深的還是參觀武漢長江大橋。這是我們新中國的第一座長江大橋。參觀那天恰好是大橋正式通車的前一天，大橋建設指揮部的領導親自陪同，給我們作了詳細的講解和介紹。對干武漢三鎮我是熟悉的。我在擔任國民黨新制軍官學校校長兼陸軍第三訓練處處長時，以及剛剛組建十二兵團司令部時，在這裡住過許多時間。新中國成立才不過幾年工夫，就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這是想不到的。特別是武漢長江大橋，那是個了不起的工程，在世界上也是數得著的重大建設項目。這些參觀，對我來說是教育非淺！
1959年是新中國成立的l0周年大慶。這一年我們參觀了北京的十大建築。參觀完北京之後，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又南下參觀。這次是到東南沿海，先後參觀了南京、上海、杭州一帶。這一次的參觀感受也很多。比如在南京，我們去看了中山陵，看到陵園維護得很好，而且還有新的建築，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感到共產黨對歷史還是尊重的，對孫中山先生還是很崇敬的，並沒有把孫先生一腳踢倒。總統府我們也去了，這是我過去常去的地方，現在舊地重遊，回想當年的情景，感觸很多，不能不承認失敗。
在改造期間，我們前前後後外出到南北各地參觀過好多次，特赦出來以後又參觀過幾次。這些參觀概括起來起到什麼作用呢？可以說對於我的思想轉變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過去我對國民黨不重視發展生產、不搞建設也看不慣，也知道老百姓生活很苦，對我們不滿意。每遇同好，也常暗地裡發發牢騷。可是呢，對國家的前途、人民的生計，又拿不出任何辦法來，相反，跟著國民黨愈陷愈深。現在，確有了不起的成就，這使我感到還是共產黨有辦法。
六、特赦前後
現在我談談特赦的問題。本來1955年的年底，政府就要實行第一批特赦的。把我們集中起來，向我們宣布說，要處理我們了，要加速改造。同時還宣布從此可以同家屬聯繫等等。這一來大家都很高興。可是後來發生了變化，沒能兌現。為什麼沒能兌現呢？沒向我們宣布。這一來我又產生了想法，覺得：鬧了半天，講要放我們是不算數的呀！思想又有反覆。那時，戰犯們之間常常開展問題辯論，在一次關於「我們應該堅持什麼樣的民族氣節」的大辯論中，我黃某人成了整個功德林戰犯管理處的批判中心。在學習討論會上，我第一個發言說：「我要堅持文天祥的民族氣節，決不向自己的敵人投降！」這一句話說出來以後，遭到了全體戰犯整整三天的說理批判，最後我也不得不服輸。
一直到1959年，政府才實行第一批特赦。我們功德林得到特赦的大約有10個人，有杜聿明、王耀武、邱行湘等人。當時我自己給自己算了命：「肯定沒有我的份！」因為自己的情況自己最了解。在戰犯裡邊，我的表現是最突出的思想比較頑固，知道自己不會得到特赦，所以心裡很安然。當記者來問我對特赦有什麼想法時，我消極地表示說：「這是黨的政策問題，就看黨的政策怎麼決定吧！」後來我才了解到，第一批特赦時，周恩來總理點名要特赦我，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單的，並且已經通知了我在清華大學教書的大女兒來接我出去，可是被戰犯管理所給頂住了，他們說我沒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的話，別的戰犯不服呀！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那時不特赦我是對的。
197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向原國民黨第十二兵團中將司令黃維發特赦通知書
後來，我被轉到秦城監獄，繼續接受改造。1968年轉到遼寧撫順以後，我的思想有了較大的轉變，不再和管理人員對立，慢慢向好的方面發展變化。1975年3月19日我最後一批得到特赦。我自己認為還沒有改造好，可政府卻說我改造好了，也把我寬大釋放了。現在回想起來，我對共產黨和政府對我的教育改造是非常感激的，那真可以說是煞費了苦心，對我格外地下了大功夫。就我來說，思想比較落後，接受新事物和思想轉變比較慢，可是共產黨和政府對我非常耐心，一點一滴地教育我，啟發找，對我的改造費了相當大的力氣，最後總算是把我黃某人改造過來了。
1975年3月19日，正式宣布了對全體戰犯的特赦令。那一次宣布特赦的大會開得比任何一次都隆重，許多黨、政、軍高級領導人都參加了，這是過去沒有的。在我來說，是整整改造了27年呀！也不容易呀！當我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發給的特赦通知書，回到自己的房間時，禁不住熱淚盈眶，失聲痛哭。
撫順特赦大會開過後，我們到了北京。各地的戰犯都到北京集中。我們住在新建的前門飯店。這是北京幾個最高級的飯店之一。3月25日，黨和國家領導人專門接見了我們全體特赦人員，由我代表大家宣讀了致毛主席、中共中央的感謝信。在感謝信中，我代表全體特赦釋放的戰犯，簡單地回顧了20多年來改造自新的過程，表示今後要盡晚年餘力，為祖國的強盛做點事。
這次來到北京，許多過去的老朋友都見面了，大家都很高興。政府明確宣布：立即給每個人公民權；勞動全免。有工作能力的安排工作，沒有工作能力的，由國家養起來，有病的，一律享受公費醫療；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台灣，又願意回來的，照樣歡迎。
我被特赦出來之後，面臨著一個去向問題題。我是江西貴溪人。離開家鄉幾十年了，一直沒有機會回去。那裡是生我養我的故土，於是我就提出請求，讓我回江西老家去安度晚年。可是政府沒有批准，要我留在北京，這也是我沒有想到的。北京是祖國的首都，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能留在北京.晚年還能夠為國家、為人民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當然很高興。不久，我就被安排當上了全國政協的文史專員，工資每月200元。
黃維填寫的稿件處理單
特赦出來以後，我和妻子兒女得以幸福團聚，政協還為我安排了新居，開始是永定門內東街，環境很好。我得到特赦這一年，正好碰上美國總統福特來北京訪問，我國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歡迎宴會，後來福特總統舉行告別宴會，這兩次宴會我都應邀參加了。作為一個剛剛得到特赦釋放的人員，受到這樣的禮遇，當時的心情是很激動的。回想當年我在參觀人民大會堂時曾經想：「這麼好的建築，都是現在開會的地方，與我無關。即使我將來得到特赦，也進不了這個門」。現在，事實否定了我當初的想法。1978年3月，找又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常委，按照周恩來生前的指示，政協常委是副部級的待遇，這真使我受之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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