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寫於不惑之年
每逢年關臨近，總覺有些忙亂和慌張。街市上人流比往日擁攘了許多，豐慶路一帶的批發市場更是車水馬龍，川流不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遇上年關口迫近，心緒反倒不寧了起來，人們急匆匆的腳步，讓我心裡感到愴然。時間於我，在這個交結處，愈益變得緊迫。我在生活里身不由己地漂浮多年，時間與我擦肩而過的強烈感受，使我更加凄惶。我看見自己走在路上，佝僂著腰背，生活的手一再將我拒絕。
隨著年歲的增長，對年節的興味也比從前寡然了。年節永遠屬於童年。小時候，曹伯叔總是在年三十天麻麻子黑的時候，送來一隻「叮噹」和兩根鑲在麥稈上的老刀糖，擺放在我的枕頭旁。曹伯叔有一手做「叮噹」、制老刀糖的手藝，除夕上，一年的生意就算做到了頭，餘下的時間為街坊鄰居的小孩趕製些新年的耍貨。大年初一醒來，因為有曹伯叔前一夜送來的東西，新一年的開頭就有了欣喜和亮堂。郝旗、晉安和王正的「叮噹」，大約在年初三未過，已被吹破，老刀糖也基本沒了蹤影。我的「叮噹」，在正月十五打燈時還是嶄新的，老刀糖我也捨不得吃，通常插在我家過年備用的凍豆腐上，一天舔上幾口，這樣從初一到十五的年節里，嘴裡天天都是甘甜的。
我們家的孩子多，新年裡不可能都添置新衣服，但我媽每年都要為我納一雙新鞋。她讓我雙腳踩在報紙上，取下我的新鞋樣，就開始打糨糊，把舊衣服的袖口、領子和破損的地方剪掉，一層一層貼糊在南牆上，每天還不忘用一隻木槌在上面敲打，來回滾動上好幾遍。等到那些「被糊」干透，貼得更加牢實，我媽就從牆上一塊一塊將它們揭下來，照著我的鞋樣剪裁，在上面蒙一層新白棉粗布，一針一針縫納。有好幾次，我半夜裡醒來，看見母親仍在燈下為我納鞋底。她不時習慣性地把手中的針頭在自己的頭髮里磨搓幾下，並安撫我安穩睡覺，告訴我新年定有一雙新鞋等著我穿。
我新年的衣服絕大多數是用我大哥的舊衣服翻新的，身量的合稱勁，毫釐都不差。有一年穿的藍褂子，胸前的口袋特別大，布料的顏色也不一致，我穿著卻絲毫不覺怪氣，只是遺憾口袋不能裝東西。
我穿上用我爸的呢子中山裝改制的短大衣，心裡很是牛氣。有幾年，走親戚時，我媽就給我穿上，回到家又讓我脫下，疊起來放在我家的樟木箱子里，怕弄髒。我學齡前唯一的照片就是穿著那件短呢子大衣照的。那也是在新年裡，我父親的一位同學，路過西安，我們全家和他一同去大芳照相館照的，算是一個留念。那張照片我現在還保存著，從中能看到那時我家的生活雖然艱難，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被我媽收拾得乾淨整潔。
我不是愛懷舊的人，但我的生活留下的只有回憶了。往事與我有了割不斷的絲縷。我在其中見到的第一個人是我媽。她已辭世多年，而我仍然覺得她還活著。這些年，每當我難受的時候，便獨自搭上長途汽車，到長安杜曲的塬下去看她，在她的墳頭坐一個下午。雖然聽不到我媽的隻言片語，我卻能從中得到寬慰。每年的臘月二十七，我們幾個孩子去看她，這已經成了規約我們幾個生命路向的坐標：她領著我們來到這個世上，我們不會讓她離我們而去。每一年的起始，我們都要回到她的身旁，再從她身旁重新上路。
我們兄弟姐妹生在普通人家，過的是平常日子。但我媽是個好強的人，生活再艱難和辛苦，她都不會鬆勁，不輕易放棄自己的想法。有好幾年，父親下放農村，她一人帶著我們一群孩子，老家的親戚勸她回到鄉下去住，她硬是不肯。年節上把屋裡上下和我們幾個的吃穿打理得井井有條，還要為街道居委會義務工作，幫忙照顧巷子里孤寡老人的生活，大半夜還同幾個居委會幹部巡察治安。儘管那會兒生活平淡簡單，但因有我媽在，年節來臨前，我們總還沒有失去期待。
我們家有口大生鐵鍋，是我媽拿她結婚陪嫁的金戒指，在南大街寄賣行當出的錢買的。它放到我家的大灶爐上正合適，為的是給來西安串聯的紅衛兵燒開水喝。我記得那會兒一到黃昏，巷子里就停下一輛輛的解放牌汽車，一隊隊外地串聯的紅衛兵從車上下來，要在我們巷子住宿。我媽引著這夥人，一家一戶地安頓，剩下跟在她身後的幾個，是要在我家留宿的。她事先已把我家另外兩間大房子拾掇停當，只等他們來住。這時候，我和大哥在風箱灶爐上燒開的一鍋水，正好也派上了用場。之後，又由我拉風箱燒水，我大哥提水添柴火，將我家四個大暖水瓶灌得滿滿的，我媽提著，引著我，再去串聯的紅衛兵的住處挨家巡察一番。
我小時候生得白胖，臉圓圓的，頭又大，討人喜歡，做完我媽分派的活兒，我還愛鑽在這些外地人中間聽他們說話。他們也愛拿我逗樂。聽他們說說笑笑我心裡高興，想著有朝一日也要去外面走走。我當時覺得這些串聯的紅衛兵人蠻好的，他們在我家住一宿後，有的把自己的毛主席像章從胸前取下來，悄悄放在我家桌子上，有的留下自己的照片作紀念。一個女孩，跟我媽道別的時候還哭了，她大概是見我媽一人帶著五個孩子，又為他們忙活，實在不容易。我媽沒有文化，也不識字，平時話又不多，只是勸人家莫哭。臨了，那女孩將她的紅格子圍巾系在我媽的脖子上。這些人有的後來還給我媽寫過信。有一年過年串門子，我家從前的老鄰居還說，時常有外地模樣的人，在我家原來住的地方打問我媽的去處。
我有一頂嶄新的軍帽，是在我家住過的一位姓孫的北京紅衛兵給的。帽子里的紅章子蓋得十分清晰規整，章子的空格處，端端正正寫著一個「孫」字。它上面有一種好聞的味道，耐得住聞，味也悠長。我太喜歡那頂軍帽了，以至於從此就夢想著成為一名軍人。平日里，我捨不得戴，也不敢戴。西安那時候街上搶軍帽的人多，我只在家裡的鏡子前戴，在過年的時候戴，在晚上睡覺時戴。也是過年，我媽出門送客人，我戴上那頂軍帽，又裹上我媽的頭巾，趁著夜色，走在巷子的馬路牙子上。這當頭，一隻手已將我的頭巾撕拽掉，一把搶走了我的軍帽，黑影兒，在我眼前晃動了幾下，便沒了蹤跡。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我什麼都不幹，每天都站在院子大門口，看過往的人頭上戴的東西。
世事和人生，從那個晚上起在我頭腦里種植了灰暗的顏色，直到我長大上學，幹了工作，凡事遇上了，都認了扛了，躲得遠遠的自己療傷，憂鬱的個性愈發突出，不可救藥。直到現在，在年關口上，竟然還會有莫名的惆悵。
翻過新年，我就四十朝上了，黃土埋過身子半截，所謂的不「惑」。而我卻時常在迷惑中，生命於我更像是一種無法言喻的東西，我對它的所知，便是我仍然對它有所不知。長久以來，我也像所有人一樣，在日子裡日復一日地工作勞動，並且在勞動中有所期待，而寂寞和孤獨更像是我忠實的朋友，在迂曲漫長的時間迴廊里，常跑來照看我，守護我，伴隨著我的左右。
今天夜空高而又闊。我不知為什麼又坐在夜空下獨自發獃。世界變得安靜下來，安靜得讓我能聽見自己的心跳。我感覺得到自己的身體的溫軟，內臟也顯得十分柔弱。我清楚地觸摸到了自己內心對身體的察覺，還有從前年節里發生的事情。它們敏感細微，響動的時候像瓷器一樣松酥易碎。我還感覺到了自己的呼吸，它在身體的表層收放，源於內心的傷痛和回憶。
年味在我看來，更多地蘊涵著盼望，這盼望也只是盼望本身而已，就像我曾經在20世紀末熱切盼望著千禧年的到來，就像我小時候盼著過年。我在期待里，看到周圍人們的相繼離去，包括我的母親。時間可以改變一切，而無法更改死亡。我除了悵然，心裡總覺得空空蕩蕩。生命就像擊鼓傳花，輪到誰，誰就得起身，在多米諾骨牌的效應里，一個一個倒下，身不由己。
在生命的輪迴里，光明與黑暗的象徵交錯形成的力量關係，支配操縱著人們的行為，死亡則於終結處守候。我在光明之中所感到的透明的黑暗，讓我在這二十幾年裡，像一根雞毛在半空里，飛呀飛，飄呀飄。沒有分量，也沒有根基，隨風躥升，落在地上也摔不死。
我已經被時間打磨得光亮油滑，氣力和心勁於我也變得距離遙遠。大道理不是我這樣凡俗的人能講的。只是在年關上，還沒有丟失記憶。那些過往生活之中的小事情，還有一些微暗的熱量，讓我不致在北方寒冷的冬季里凍得失去知覺。我還念想著那頂我所珍愛的軍帽，那些簡樸、單純的生活讓我明白的事理，我母親持家的本領，所有這些我還記得的人事，讓我在紛擾的年關口上變得安靜，讓我確信以往的日子與我之間的牢靠關聯性，讓我在新年的第一天推開房門，感到雪後的天氣和我憂鬱的本性，原本就是生活本身的意味。
摘自杜愛民《明月青山》
趙振川是長安畫派代表畫家，曾受教於石魯、何海峽、方濟眾等。杜愛民深得陳忠實、賈平凹、熊召政、蘇童等的喜愛與推薦。兩人聯袂繪畫作文，展現西安古城的人文歷史現實。畫於厚重深沉中不失靈動，宏闊幽遠中更饒意趣，看似隨意而獨具匠心；文基於歷史、關照生活，平淡又深刻，敞亮而曲折。圖文似毫無關聯又融合得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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