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身份證」長啥樣？從「魚符」到「腰牌」，樣式功能大不同

導讀：身份證是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它既是個人信息的外在標識，也是社會管理的重要工具。今天，如果不帶身份證就外出，幾乎可以說是寸步難行。

在古代，古人也非常重視「身份證」，因為經濟、文化、制度條件不同，古代的「身份證」又各有其特點。

比如，公認的史上最早的「身份證」，可以算是隋唐時期的「魚符」與「魚袋」，它們為官員所特有，普通百姓沒有這種待遇。

宋代時「魚符」被廢除，但官員仍然佩戴「魚袋」。到了明代，明人改用各類「牙牌」作為京官們的身份標誌。清代，出現了更為複雜的「腰牌」，其適用範圍擴大到了官民通用。

古代多數王朝限制百姓自由流動，如確需流動，則要開具「過所」、「路引」等憑證，上面註明其個人信息，因此，這些憑證也應屬於古代「身份證」的一種。

上面種種古代「身份證」，都包含哪些玄機與故事呢，讓我們一一道來。

一、隋唐時的官員「身份證」——「魚符」

「魚符」產生於隋朝，在唐朝發展成熟。

《隋書·高祖紀》記載:

「開皇九年，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十年，冬十月甲子，頒木魚符於京師官五品以上......十五年，五月丁亥，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銅魚符。」

這裡我們看到，最初的「魚符」是木頭做的，後來改為銅製，而且分雌雄兩個，以便於勘合校驗，並且它們只頒發給五品以上的京官。

到了唐代，「魚符」發展成熟，並分為了兩大類，一類強調功能性，另一類則強調裝飾性。

1、功能性較強的「魚符」：

（1）用於地方官員任免。這類「魚符」，通常作為勘驗地方官員真偽的憑據。它為銅製，分為左右兩部分，左半部分留在京師，右半部分留在地方。如果有新官上任，需攜帶左半部「魚符」，地方上拿右半部分與之勘驗後，才能證明這位新來的大人是不是冒牌貨。然後，新官與舊官完成交割。

（2）用於調動軍隊。這類「魚符」跟古代的「虎符」

功能上是一致的，只不過樣子上一個是魚，一個是虎。而它在使用方法上也很有趣，《唐律疏議·擅興》記載，它是：「長官無，次官執」，也就是說，皇帝調動軍隊時，命令使者帶著「魚符」的左半邊前往軍營，軍營的副統帥拿出「魚符」的右半邊與之勘合，二者一致才能發兵。

而完成任務後，使者必須馬上將左半邊「魚符」帶回。 這裡面，體現了古代君王高超的御人之術。

（3）用作出入通行證。古代皇宮宮門、京城城門皆是防禦重地，出入這必須校驗「魚符」，經過衛士勘合無誤後，方能入內。

（4）外國使者入境憑據。在唐代，外國使者進入大唐，也需要校驗「魚符」。《新唐書·車服志》記載：

「蕃國亦給之，雌雄各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其國。朝貢使各齎其同魚而至，不合者劾奏。」

也就是說，外國使者前來朝貢，必須帶著他們那一半「雌魚符」，與大唐存檔的「雄魚符」勘合以後，才能證明其身份，此舉也是為了杜絕冒充者。

2、裝飾性較強的「魚符」

在唐代，「魚符」除了銅製以來，還有幾種其他材質，如《唐六典·符寶郎》所說：「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根據隨身佩戴魚符的材質，就可以判斷其身份特徵，「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徵召。」因此，不同身份的人戴不同的「魚符」，不能僭越。

「魚符」往往還刻有官員的姓名，如果某一職務為其專屬，則只刻官名。

雖然官員均隨身佩戴銅「魚符」，但只有五品以上者，才能得到皇帝才給的「魚袋」，《舊唐書?睿宗記》記載：「魚袋，著紫者金裝，著徘者銀裝」。

唐代，官階高低以官服顏色直接體現，不同品階的官員，其盛放「魚符」的袋子「魚袋」也不盡相同。

因此，看唐代官員品階和身份高低，只要觀察他們的官服和佩戴的「魚袋」就可以了。

「魚符」和「魚袋」興盛於唐代，但隨著唐代的衰亡，「魚符」制度消失，只有「魚袋」制度仍然在宋代使用。

後來，這件能夠顯示地位等級差異的象徵物，在宋代由於賜發過濫，失去了象徵價值，而逐步被廢棄。

二、明代的京官「身份證」——「牙牌」

「牙牌」，由象牙製成，是明代的一種身份證明以及出入皇宮的通行證件。

關於「牙牌」的詳細功能性記載，是在《明史·輿服志》中：

「凡文武朝參官、錦衣衛當駕官，亦領牙牌，以防奸偽，洪武十一年始也。其制，以象牙為之，刻官職於上。不佩則門者卻之，私相借者論如律。牙牌字型大小，公、侯、伯以勛字，駙馬都尉以親字，文官以文字，武官以武字，教坊官以樂字，入內官以官字。」

明朝各類文武官員和錦衣衛，凡經常出入宮廷的，都需要佩戴「牙牌」，「牙牌」分為勛、親、文、武、樂、官等不同字型大小。

內廷太監也要佩戴「牙牌」，按照其職能部門不同，分為「內官監牙牌」、「御馬監牙牌」、「直殿監牙牌」、「尚衣監牙牌」、「內使牙牌」、「御前答應牙牌」等多種類別。

按照明朝律令，「牙牌」只限持牌者本人使用，嚴禁將其借給他人，《明會典》規定：「有牌不帶、無牌輒入者杖八十，借者及借與者杖一百。」而且，一旦持牌者被摘取了「牙牌」，往往意味著連官職也一塊丟了。

與唐朝的「魚符」相比，「牙牌」不分職位高低皆可佩戴。而且，它只用來作為京官出入宮門的憑證，地方官沒有佩戴「牙牌」的權力。

所以說，明朝的牙牌，算是宮禁制度的一種，並非大眾化的身份標識。

三、清代的大眾「身份證」——「腰牌」

如果說「牙牌」的大眾屬性不足的話，那麼，清代的「腰牌」則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販夫走卒均可佩戴。

按照使用人群的不同，清代的「腰牌」主要是分為以下幾種：

1、宮中「腰牌」

跟明代的「牙牌」一樣，宮中「腰牌」也有「出入證」的屬性。宮中「腰牌」一般為木質，尺寸各異，由內務府統一製作。

在一些清宮劇中，我們經常看到有人盜取「腰牌」，潛入皇宮的橋段，其實這種現象並非完全戲說，它在清朝歷史上確有其事。

由於最開始的「腰牌」上面沒有持牌人的詳細信息，極易造成混用、借用的現象。而且，無論什麼人拿著腰牌都可以自由出入紫禁城，也極易出現安全隱患。

嘉慶八年（公元1803）年七月的一個晚上，值火班（消防隊）里一個叫閻良的步兵，借了別人的「腰牌」混進皇宮，跟平時與自己不和的御膳房廚役相遇並發生口角，閻良一怒之下將其殺死，旁邊勸阻的太監也被刺傷。

此事讓嘉慶大為光火，命令嚴懲兇手，嚴查借用「腰牌」者。可諷刺的是，十年以後，居然發生了更為嚴重的天理教起義軍攻入紫禁城的事件。

道光時期，皇帝命人在「腰牌」上面寫上所屬部門、發牌年號等名目，並且用火印戳記，以為防偽。咸豐元年，又要求將持牌者的姓名、年貌等個人信息寫在牌上，以便查驗。

2、民間的「腰牌」

「腰牌」在辨識身份、加強安保方面，確實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在清朝也被廣泛應用於民間諸多領域。比如：

（1）「關隘腰牌」：最初在一些邊境關卡上，官府設立「腰牌」制度，以防止他國難民、流民從邊境進入大清。這種方法很快得到了推廣，許多內地的商稅關卡也逐步複製、實行起了「腰牌」制度。

（2）「船戶腰牌」：對運河和沿海的船戶、水手、水上客商等發放的「腰牌」，牌上刻有他們的姓名、年貌、籍貫等信息，以備查驗。這樣不僅加強了對這些「船戶」的管理，也能打擊海盜、河盜等不法之徒。

（3）「強盜腰牌」：這種「腰牌」非官方配發，而是民間盜匪受官方的啟發，自行發明創造。乾隆時期，江浙一帶的土匪常製作「腰牌」，作為同夥的憑證，相當於「土匪工作證」，以便結黨打家劫舍。但結果是，官府憑藉這種「腰牌」按圖索驥，將其一網打盡。

四、既是「通行證」又是「身份證」——「過所」

古代，為了保證社會安定和稅收征繳，往往要在來往道路上設置關卡，無論是官還是民，都要在過關中出示經由官府審發的通行證。這就是所謂的「過所制度」。

而「過所」中因為含有大量個人信息，我認為，也可以算作一種古代的「身份證」。

「過所制度」早在戰國時期已有雛形，《史記·商君列傳》中有：「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之語。

這句話的歷史背景是：商鞅從秦國出逃時，想要投宿館驛，但因為手裡沒有「通行證」而被拒絕，商鞅最終被逮捕，並遭車裂而死。

唐代是「過所制度」的成熟期。那時的百姓若想要離家遠行，需要由所在郡縣的官吏簽發「過所」，也稱為「路引」、「公憑」。

而其中的內容包括：申請人和陪同人的姓名、籍貫、年貌、身份，所攜帶的物品名稱、數量，攜帶牲畜的名稱、口齒、數量等等。

「過所」一式兩份，官府留檔備查一份，申請人持有一份。由此來看，那些武俠片中的大俠們想隨便到處晃悠，在現實中，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結語：古代的「身份證」樣式繁多、功能不一，除了以上介紹的主要品類外，還有「度牒」這一類僧侶所持有的職業「身份證」。但總體來說，古代的「身份證」更像是一種通行證和介紹信，跟現代意義上的身份證有很大區別。

參考資料：《史記》《隋書》《舊唐書》《明會典》《明史》《唐代文官服飾文化研究》《檔案里的清代腰牌》《明代牙牌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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