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專家馮俊：要有一輩子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

馮俊 1958年1月出生，先後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常務副院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務委員（副部長級）。出版《開啟理性之門——笛卡爾哲學研究》《法國近代哲學史》《後現代主義哲學講演錄》等10餘部專著和文集，主編《西方哲學史》，主持翻譯《勞特利奇哲學史》《法國哲學史》《牛津西方哲學簡史》等。

正在進行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是一項重要內容。

從哲學殿堂到對外交流，從國民教育到幹部培訓，從行政管理到黨史研究……馮俊一路走來、一路創新，始終不變的是「實事求是」的追求和品格。

【從武漢到北京，經歷名師的教誨與熏陶】

1977年，在農村生產隊、水庫工地和縣城裡工作了3年多，平常「喜歡看書和寫點東西」的馮俊參加了高考，成為恢復高考第一屆大學生。原來的文藝青年從此邁入了哲學的王國。

碩士階段，馮俊的導師是哲學史專家陳修齋和楊祖陶。陳先生鼓勵學生，要在專業上敢於同西方一流學者相抗衡，「不是在國人面前大談希臘、羅馬和蘇格拉底，在洋人面前講《周易》、談老莊，而是和西方學者爭論他們的學問，與國人討論中國的學術」。

博士階段，馮俊先後成為龐景仁、王玖興和苗力田這三位名師的弟子。主持翻譯10卷本《亞里士多德全集》的苗先生告誡弟子，哲學是對智慧的無盡追求，很可能最終沒有結果。但在追求的過程中，可以鍛煉人的思維能力，可以讓人站在千百年智慧積疊的高峰上觀景、瞭望。

從武漢到北京，從馬列理論到歐洲哲學史……憑著這樣一股勇氣、一種銳氣，馮俊堅定地求知愛智、砥礪前行。

解放周末：上世紀80年代是一個火熱的年代，為何選擇哲學這一看似「冷門」的專業？

馮俊：當時的實際情況，跟現在想像的並不一樣。那個時候，文科學科沒有這麼豐富，法律、應用經濟學之類的專業很少，文史哲反倒是「顯學」。我從小就對理論有興趣，覺得文學、歷史都挺好，但哲學更引人思考、更講求思辨，鑽研下去更有「挖頭」。

我是1978年初進入大學校園的。伴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各種西方哲學思潮競相湧入，大學裡掀起了「薩特熱」「尼采熱」等。

當然，追流行和做學問是兩回事。哲學不好學，西方哲學更不好學。苗力田先生要求我們掌握「三門活語言、兩門死語言」，兩門死語言就是希臘語、拉丁語，三門活語言就是英語、法語、德語。他說，把這五門語言學好了，把哲學家的原著讀好了，你才可以寫文章。

苗先生的這個要求，想達到很難。嚴格來說，我們這一代人有先天的不足，小時候就沒怎麼學外語。我學外語主要是上大學之後開始的，還算有點學語言的天賦，但離苗老師的標準還差很遠。西方哲學的很多經典原著，如康德、黑格爾的書，常人看來像讀天書一樣難懂。沒有對哲學強烈的興趣、沒有一種意志和毅力，是很難讀下去的。所以，選擇西方哲學，就是選擇了吃苦，選擇了學術之路。

解放周末：象牙塔內的潛心讀書時光，是不是給以後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馮俊：在武漢大學，陳修齋先生給我們上第一課時就說，學哲學就要有一輩子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要把做好學問視為天職。這些理念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後來儘管做了很多行政工作，但學問從來就沒丟也不敢丟。

在人民大學攻讀博士期間，我的第一位導師是龐景仁先生，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集》、康德《未來形而上學導論》都是他翻譯的。他1942年拿到法國巴黎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在歐洲任教，1946年回國做教授，是中國第一批能夠招收博士的導師。龐先生的語言能力特彆強，英語、德語、法語精通，還懂梵文、日文。他對學生非常嚴格，為的是督促我們打好基礎。要我們看的書，他都親自到北京圖書館去借，而且會先看一遍。

解放周末：苗力田先生是個怎樣的人？

馮俊： 龐景仁先生去世後，王玖興先生和苗力田先生負責指導我的博士論文。王先生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在我博士學習的最後一年即1987年，苗先生的博士生導師資格也批准下來了，所以我算是在他手上畢業的第一個博士。苗先生當時是教研室主任，對我挺欣賞，就讓我留校工作。

在苗先生身邊工作的那些年，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熱愛哲學、重視教育、珍愛學生的人。他認為，哲學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大智慧。哲學史研究必須以材料為根本，要讓材料自己說話。

苗先生還有個近乎苛刻的觀念：治思想史者，50歲之前只是打基礎。在這個階段，要「多讀、多想、少寫」，要耐得住寂寞，下筆要慎重。

【脫離時代、脫離人民，這不是真正的哲學家】

1994年，馮俊受國家公派，去英國牛津大學做高級訪問學者。

按照規定，他需要找一位聯繫導師。這樣一個人，既要研究英國哲學，又要懂法國哲學，還要有些熟悉中國哲學。

翻閱牛津大學哲學系100多名教師的資料後，馮俊找上了阿蘭?蒙特費奧里（Alan Montefiore）。

「蒙特費奧里先生具有多元文化視野，又有高度的政治責任感，還有著廣泛的國際交往。」馮俊回憶，在牛津的這段訪學，聽過貝爾納?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安東尼?肯尼（Anthony Kenny）等一批大家名家的課，讓自己經歷了一次哲學理論的深度洗禮，也見識了哲學家應該具有的品質。

解放周末：在牛津大學，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馮俊：在牛津的一年時間裡，差不多聽了20門課。那裡還有個哲學學會，每個月基本上召開一次學術討論會。通過參加這些活動，我開闊了眼界，開始認真思考哲學家應該要有怎樣的品質。

一要有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希臘文philosophia、英文philosophy一詞，我們翻譯為「哲學」，本意就是「愛智慧、追求智慧」的意思。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熱愛真理、追求真理。愛智慧就要為了知而求知，不要有功利目的，不要太講個人得失，不被其他利益所左右。從古至今，這個精神是不變的，是優秀哲學家的共同品格。

二要實事求是。尤其是，要原原本本地讀原著、悟原理，這是基本功。我後來跟我的博士生說，寫論文要搞清楚三個層次：第一個是研究的對象，或者是某個哲學家、或者是某一本著作，本身是怎麼說的？你要搞得很熟很透。第二個就是別人讀了這些哲學家的這些書之後有什麼看法？哲學家的思想出來之後，同時代的人以及其他哲學家甚至後面很多不同流派的哲學家、研究者， 對他的這個觀點是怎麼看的，也要梳理清楚。第三個才是你怎麼看這個哲學家的觀點以及其他人的觀點，繼而提出你自己的見解和新觀點。

三要眼界開闊，具有把世界看透的能力。普通人可能想些具體的事情就行，但哲學家要想大事，要往全局去想、往遠處去想。哲學家從來都不是狹隘的、封閉的，不是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的。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辯證法。

四要關注社會、關注人生。哲學表面上看沒多大用處，但其實是「無用之大用」，是對未來社會、未來生活的先知。哲學家跟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不太一樣，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也關注社會、關注人生，但哲學家更抽象思辨，既要把握時代精神的精華，又要有一種批判性思維。

現在有些哲學研究者喜歡孤芳自賞，只研究很小的問題，研究個人的感受，而不關注他人、不關注社會，脫離時代、脫離人民，這不是真正的哲學家。

解放周末：從世界範圍來看，哲學正在發生什麼變化？

馮俊：我的一個感覺是，20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跟以前是很不一樣的。

在18、19世紀，哲學是世界觀、方法論，對國家乃至世界都發揮著一種意識形態的引領、指導作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思想日益多元化，哲學的學科、流派也在不斷分化。尤其是經歷了反形而上潮流之後，人們不太喜歡講宏大敘事，而開始把哲學具體化、技術化、應用化，往零散、碎片的角度去發展。由此，哲學就變成了一種語言分析、概念分析，變成對傳統哲學觀念的解構，變成知識分子的個人體驗以及對社會現象的簡單批判。

解放周末：「哲學已死」的說法也許言過其實，但「哲學無用」一說似乎頗為流行？

馮俊：對於哲學的功用，不同的時代是有著不同理解，不能一概而論。

在亞里士多德那裡，他就是為了知而求知，而不是因為學了哲學後可以去賺錢、可以去當官。如果摻雜了功利目的，把它當成敲門磚或者一個手段，就不純粹了。

既然沒有任何功利目的，那就無需問哲學有什麼用。你要問有什麼用，就俗氣了。所以，古希臘哲學家很坦然地把哲學叫作「無用之學」。

一個有意思的故事是，希臘的第一個哲學家泰勒斯喜歡觀天象。有一天。他在觀天象的時候，不小心一腳掉到水井裡。女僕笑話他：「眼睛老看著天上，忘記了腳下，路都走不穩了。」

泰勒斯夜觀天象、仰望星空，表明哲學家關注的是宇宙、自然、社會人生的總規律、大道理，是一種遠大的抱負。後來，康德進一步在《實踐理性批判》中講，我頭頂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這兩個是我最敬畏、最敬仰的。

這個故事還有一個後話：泰勒斯通過仰望星空、觀測天象，預測到第二年橄欖要大豐收。於是，他把所有榨橄欖油的油坊和機器都包了下來。後來，橄欖果然大豐收，人們都需要榨橄欖油。於是，「佔得先機」的泰勒斯大賺了一筆。泰勒斯並不是個財迷，他只是想告訴世人，哲學家真要講功用，是講得過普通人的。金錢是有價的，但知識是無價的。

不過，到了近代歐洲，比如笛卡爾和培根，他們就講哲學是有用的。笛卡爾把哲學描繪成「人類知識之樹」。第一哲學，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本體論或形而上學的部分，是樹根；物理學，也就是現在關於自然界各種基本規律的學問，是樹榦；各門具體科學是樹枝，果實是結在樹枝上，最後我們都要到樹枝上去收穫智慧之果。

比如，機械學創造各種機器是為了減輕體力的負擔，醫學則是為了讓人的身體變得更健康，倫理學則是讓人做有道德的人、有精神修養的人。所以說，搞哲學是要有用的，是要摘果實的。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這種力量就是認識自然、改造自然並為人類謀幸福的力量。在這裡，求知愛智也是有用的。

【不能有「帽子」的是人才、沒「帽子」的就不是人才】

1995年，37歲的馮俊成為人大哲學系最年輕的正教授。第二年，組織上又安排他到校部機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

幾年後，馮俊成為人民大學副校長。在擔任副校長的近8年時間裡，他先後分管過國際交流、本科教學、人文學科和國際學科建設、實驗室建設、學報和期刊社、出版社等工作，還是黨委常委、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併兼任人大哲學院首任院長。

在主管國際交流工作期間，學校與世界上100多所大學建立校際關係，每月都有世界知名學者來校講學，平均每星期有一次國際或多邊、雙邊的學術研討會，學子們成為國際交流活動的重要參與者。

「現在的年輕人，好學、睿智、機敏，具有良好的專業功底、嫻熟的英語表達，這都讓人倍感驕傲。」馮俊如是感言。

解放周末：從您的觀察來看，中西方大學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馮俊：無論是西方傳統，還是中國的傳統，大學肯定都是做大學問的地方，是教書育人的地方。這是一個根本的功能。

西方的大學經歷過了好幾個階段，工業革命之後，像德國的洪堡大學，除了教書育人之外，還特彆強調科學研究，注重教學、科研的統一；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像美國的很多州立大學，還要求學校得有社會服務，要為周圍居民上學提供方便、提供服務，還要服務於地方的經濟建設。

中國的現代大學制度是從西方引進過來的，有100多年的歷史。改革開放以來，很多大學撤銷合併，重新變成綜合性的。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都有很大程度的進步，許多大學正在朝著「雙一流」的目標邁進。

但是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現在我們的大學也出現了一些「頑瘴痼疾」。

例如，在教學科研的考評上，唯西方的馬首是瞻，出現了一種越來越西方化的傾向。很多大學十分看重在西方排行榜上的排名，在人文社科領域，很多高校關注的是，老師在西方哪個權威雜誌上發表了多少文章。引進「洋博士」的時候，工資也是一個個談下來的——你在哪個大學畢業，在國外權威雜誌發了三篇文章，就給你25萬；學校名氣差一點，刊登文章的雜誌層次低一點，就給18萬。一些高校的歷史學專業、中國史專業，竟然也必須要「洋博士」，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毛病。

還有一個量化考核的問題。每一篇文章都要看被引的次數有多少、影響因子是多少。研究中國社會、中國經濟問題，你對中國的發展和建設發揮不了作用，沒有任何影響，西方社會的影響因子再高又有什麼實際意義？研究中國，還是得對中國有貢獻！

另外，在很多場合，都要問你是不是「某某學者」，是不是「某某人才」。好像有頭銜和帽子的才是人才，沒有帽子就不是人才。真正安心做學問的，板凳一坐十年冷，沒有什麼特別的頭銜，你就能什麼待遇、什麼津貼都不向他們傾斜嗎？說不定他們當中一些人會出更好的成果、做出更大的學問。

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當然有國際通行的標準，但不能將其絕對化。歸根結底，還得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從為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發展服務的角度出發。

【理論走入誤區，就容易走錯路，容易喪失精氣神】

2008年7月，馮俊從北京來到上海，擔任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常務副院長。

如果說井岡山和延安兩所幹部學院側重於重溫黨的歷史、增強理想信念，那麼中國浦東幹部學院除了進行革命傳統、紅色基因的教育外，更要強調「向前看、向外看」，提高領導幹部的改革開放意識和現代化建設本領，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

「這是一個講改革開放的地方。」馮俊意識到，不僅要給中國幹部講與時俱進的理念、講不同地區的改革開放經驗，而且要肩負起向外國學員講好中國國情、講好上海最新發展的責任。

為此，他先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情詞典》（中文簡體和繁體字版、英文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論綱》、《中國故事叢書》（10種，中英文版）、《中浦院書系》（50餘本）等。

在滬工作7年半，馮俊又回到北京，走進中央黨史研究室。對於這一轉變，他的概括是「三個沒有變，兩個用得上」。

最近，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他的《學習新思想》一書，體現了他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深入學習和理解。

時代在發展，思考不停歇……

解放周末：從「國民教育」到「幹部培訓」，中間的轉換難嗎？

馮俊：確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跨越，既跨行業又跨地區。

我做事有兩個特點：一個是組織讓幹什麼就幹什麼，另一個是干一行就要學一行、愛一行、專一行。要麼就不幹，要干就把它干好。

我是高中畢業後回鄉當農民，當大隊的團支部書記、水庫工地民兵連長，後來在縣供銷社、縣財貿辦工室工作。不同的崗位，不同的工作，磨礪了鍥而不捨的精神。這可能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風格和特點。

同時，搞哲學的人去搞幹部教育，還是有一些理論優勢的。而在大學期間，馬列原著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我恰恰啃得很深、很細，這對後來的工作很有幫助。

更重要的是，按照中央的辦學要求，我們要把學校辦出特色，既要有一般黨校、行政學院的共性，又得有中浦院自己的個性和特點，具有不可替代性。否則，全國黨校兩三千家，多一家少一家是不是無所謂了？

中浦院的特色，一個是講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故事、講好改革開放的故事，讓全國的領導幹部來學上海、學長三角是怎麼搞改革開放的、怎麼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

另一個就是國際化，跟外國人講好中國故事，實際上就是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在我離開上海之前，學院一共給130多個國家、50多個外國政黨培訓過眾多黨派領袖、政府官員。我們收集了外國學員的「百問」，都逐一進行解答，講完了還要跟外國人交流。

解放周末：從中浦院調到中央黨史研究室工作，您又有什麼感觸？

馮俊：從中浦院到中央黨史研究室，我覺得可以用「三個沒有變，兩個用得上」來概括——

「三個沒有變」是，黨校和幹部學院姓黨，黨史也姓黨，堅持黨性原則沒有變；向黨中央看齊沒有變；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沒有變。

「兩個用得上」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世界觀和方法論，可以用來總結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中浦院是講改革開放的實踐創新，現在搞黨史研究是對改革開放進行理論提升和歷史總結，以往的積累都能用得上。

解放周末：正在進行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是一個重要內容。在您看來，怎樣才能做到知史愛黨、知史愛國？

馮俊：守初心、擔使命，首先得了解初心和使命是什麼？到哪去了解初心和使命呢？顯然，我們需要學習領悟黨史、新中國史。隨著經歷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老一輩慢慢的離去，年輕的70後、80後甚至90後的黨員幹部對黨史知道得不多不細，黨史、新中國史這個學科越來越需要、越來越重要，黨史和文獻工作者的責任更加重大，尤為需要把黨史、新中國史記錄好、編寫好、宣傳教育好。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回過頭來看，歷史性的考試我們考出了好成績，為長期執政積累了經驗，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體現了出來了。總結歷史經驗，我有幾點感受：

第一個就是，70年來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進行理論創新，不斷地使黨的指導思想與時俱進。這是我們成功的一大秘訣。為什麼蘇聯垮下去了？列寧、斯大林有自己的理論，但蘇聯後面就沒有新的、正確的理論了。理論走入誤區，就很容易走錯路、喪失精氣神。

第二個就是，70年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當今世界，哪個政黨敢說要讓所有人脫貧？除了中國共產黨，沒有哪個黨敢這麼說？即使有敢說的，也沒有能力真正這麼做。

第三個就是，70年來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當然，我們要開放包容，要學習西方文明的優秀成果，學習人家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但最終還是要紮根中國大地、回到獨立自主上來。

黨史、新中國史，我們知道的越多、學得越深，就越能感覺到，紅色政權來之不易，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之不易。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