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不是扒出多少希臘偽史，而是必須跳出話語體系陷阱

新文化運動前後，中國有一派十分活躍的知識分子，從其生前身後的所作所為來看，這些人是逆向民族主義的。他們被稱為疑古派，胡適就是這一群人中的傑出代表。那時，他們信奉的是西方文化，崇拜的是白人文明，而對於生他養他的中華文明，則報以不屑一顧的態度，並且還要將其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中華文明永世不得翻身。

當然，五四時期是一個特殊的時期，那個時候的普遍思潮就是認為中國不行，在亡國滅種的恐懼中，大部分人抱著「外來的和尚會念經」的想法也不足為怪。在那種情況下，如果不能夠對舊中國做一個徹底的決裂，也就不會有浴火重生的新中國。不過，疑古派作為這種思潮的集大成者，卻把它發揮到了極端。其所要打倒的，已經不僅僅是作為舊中國糟粕的「孔家店」，而是古往今來的所有中華文明。並且，當著中國的情況已經沒必要再像以前那樣「疑古」時，疑古派反而變本加厲了。

疑古派有許多著名的命題，比如夏朝不曾存在過，比如屈原是假的（胡適），比如中華文明只有3000年（易中天）……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一部紀錄片粉墨登場，至此逆向民族主義發展到了極致。什麼黃河文明，什麼黃種人，統統都是垃圾，只有擁抱藍色文明，當然也就是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才是人間正道。雖然一段時期內這種思潮有所收斂，但它從未消滅，而是以另一種方式潛伏了下來，潛移默化地轉變人們的思想。

疑古派的本質，是歷史虛無主義，它的特點是定向清除，也就是只對中華文明下手，疑古只疑中國。但是到現在，已經不是疑古派一家獨大的天下了，另一派也逐漸崛起，他們就是以何新、諸玄識、生民無疆等為代表的偽史派。與疑古派不同，偽史派的觀點是，被視為西方文明起源的古希臘在歷史上根本不曾存在，古希臘文明不僅不是西方文明的起源，而且是近代西歐人為了給自己找一個偉大光榮的祖宗而集體造假造出來的。

以何新為例，他寫了兩本書，《希臘偽史考》和《希臘偽史續考》，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當初寫《考》時本想「一石激起千層浪」，沒想到曲高和寡，應者寥寥無幾，於是後來又寫了《續考》。手邊剛好沒有這兩本書，只能憑記憶談一下主要內容，其中可能會有錯漏之處。這兩本書的主要觀點如下：

彈丸之大的克里特小島上不存在一個所謂的克里特文明，也沒有過米諾斯王國。

歷史上在希臘半島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叫「希臘」的國家或帝國。

古希臘文明並不是西方文明的起源。

今天西方文明的主體是盎格魯-撒克遜人、日耳曼人等，他們的祖先不僅與古希臘毫無關係，反而在古希臘人看來，他們只是說著鳥語的蠻族。

所謂的眾多古希臘哲學家，只有極個別是希臘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要麼是埃及人，要麼是小亞細亞人，要麼是蠻族人（比如亞里士多德是馬其頓人）。

亞歷山大大帝是希臘北方的蠻族馬其頓人，其之於希臘正如匈奴、蒙古之於中國，如果他的東征被稱作「希臘化時代」，則匈奴、蒙古的西征是否也能被稱作「中國化時代」？

亞歷山大東征是希臘人自己說的，其事迹並不見於波斯和中國的歷史文獻，因此其真實性不能確定。

《荷馬史詩》是後世託名偽作，其所描繪的特洛伊戰爭在歷史上並不存在。

西方古代史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根據《荷馬史詩》《聖經》這些神話附會的。

古希臘時代的書寫工具十分有限，不易保存的莎草紙和昂貴的羊皮紙根本承載不下那語句啰嗦、動輒上百萬言的著作，現在留下來的古希臘著作沒有一部是用古希臘語寫的，其大部分是後世託名偽作。

在千年中世紀中歐洲人根本不知道曾經有過一個希臘文明，他們是在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劫掠了君士坦丁堡之後才見到的那些著作，而那些著作卻是由阿拉伯人翻譯的。

偽造希臘歷史是文藝復興時期由共濟會資助並領導的，當時的許多藝術家如米開朗基羅都參與了這一運動。

歷史上從來不存在一個拜占庭帝國，拜占庭這個名字是神聖羅馬帝國的歷史學家編造出來的一個名字，其目的是否定東羅馬帝國對羅馬帝國的正統繼承，從而為西羅馬帝國滅亡後興起的一系列僭稱「羅馬」的蠻族國家（包括在伏爾泰看來「既不神聖，也不羅馬，更非帝國」的神聖羅馬帝國）提供正統性。

目前能夠回憶起來的只有這麼多了，不過對於今天要討論的問題已經夠了。總的來說，何新關於古希臘偽史的觀點還是比較正常的，我個人比較傾向於這些觀點。不過，要是跟諸玄識、生民無疆他們比起來，何新毫無疑問是過於保守了。從前面可以看出，何新的質疑主要在古希臘領域，涉及到羅馬的部分也多是些如何認識羅馬史的問題，何新並不否認羅馬文明的存在。但是生民無疆卻是直接否認羅馬帝國的存在，而且連帶著把古埃及、古巴比倫等都一塊否認了。諸玄識更是提出了西學根植於漢語言文字的觀點，老何看不下去，懷疑他是高級黑。

實際上，不管是何新，還是諸玄識、生民無疆，他們所做的主要是扒西方偽史。西方近代以來究竟造了多少偽史，咱也不知道，也沒地兒去問。扒偽史當然是有必要的，不過在我看來，在扒出越來越多的西方偽史的同時，在寫作和教學中跳出西方設計的話語體系更為重要。

一個顯而易見的陷阱就是，因為古希臘是西方文明的搖籃，所以現代西方文明就一定要和古希臘扯上點關係。以《光明日報》曾經報道過的一名大學馬原老師為例，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思維在許多人的頭腦里根深蒂固。如下：

這位老師說道：

西方民主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經歷了近代到現代，形成這樣一種大家熟悉的模式，有其歷史必然性，但絕不意味著，這種民主形式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即使在西方國家，這種普選制的民主常常有失效的時候。

雖然說該老師是在解釋為什麼中國不實行現代西方普選民主制，看似是在給中國辯護，其實已經掉進了陷阱里。這個陷阱就是，現代西方民主制有古希臘的傳統。

前面說過，現代西方人的祖先在古希臘時期是蠻族，如果說與古希臘有關係，那也是敵對的關係，是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勝出的蠻族也沒有繼承古希臘文明，不然就不會有千年黑暗中世紀了。如果現代西方人要找傳統，那找的也必須是蠻族的傳統，是燒殺搶掠的傳統，而找不到古希臘頭上去。另外，民主制傳統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既然古希臘的民主制可以成為傳統，那中世紀為什麼就不能成為傳統？事實上，英國法國這些國家在近代的真正崛起，恰恰是從以伊麗莎白一世和路易十四為代表的專制君主開始的。只要還處於大大小小的諸侯各自爭權的封建時期，而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就不可能出現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而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卻把英國封建貴族為了個人私權而脅迫王室簽署《大憲章》當成英國具有民主精神，甚至又聯繫到幾百年後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真是可笑又可氣。

所以我們看到，把希臘民主當成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傳統，這是西方給我們設計的第一個陷阱。從這個陷阱出發，又會形成第二個陷阱，即西方的傳統是民主，東方的傳統是專制。因為民主，所以先進；因為專制，所以落後。這在夏遇南的《世界帝國史話——亞歷山大帝國》中有很多體現，比如：

希波戰爭是希臘人聯合起來反擊波斯侵略的戰爭，戰爭的進程和結果都顯示出希臘城邦向上發展的生命力，顯示出它比東方君主制優秀的一面。

比如：

馬其頓雖受希臘影響，君主制卻是東方的。

再比如：

克雷圖斯和亞歷山大的衝突並不是個人之間的衝突，而是兩種觀念的衝突。克雷圖斯攻擊的不是亞歷山大個人，而是他逐漸擁有的無上的專制權，是他逐漸拋棄馬其頓和希臘傳統的行為。他不滿的是馬其頓的王權變成了亞歷山大個人的王權，像希臘人過去說波斯那樣，所有的人都成了國王的奴僕了。而亞歷山大所要維護的卻正是他個人的絕對權力，東方式的專制權力。

先來說說希波戰爭吧。希臘在希波戰爭中同仇敵愾，打敗了從大流士到薛西斯幾代波斯君主的進攻，最終戰爭以一紙合約告終，在這期間還有一個著名的馬拉松戰役的故事。我們一般知道的僅限於此，初中歷史教科書上基本上也只寫到這裡。事實上，希波戰爭剛結束，原本同仇敵愾的希臘各城邦很快就分崩離析，開始互相內鬥起來，到頭來又被波斯操控了。最終，馬其頓崛起後，很快就被吞併。

按照夏遇南先生的說法，如果希臘在希波戰爭中的勝利證明城邦制優於君主制，那麼內鬥直至被波斯操控乃至被馬其頓吞併，又證明了什麼呢？戰爭的勝負與許多複雜因素相關，其中人是最主要的因素，這是李德勝的著名論斷。野蠻戰勝甚至征服文明的例子在歷史上數不勝數，因為一場戰爭，就判斷哪個制度、哪個文明孰優孰劣，這恰恰是近代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是完全唯心主義的。而且在這裡，且不說希臘地區根本就沒有形成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所以城邦制壓根就是無稽之談，城邦制和君主制原本就是兩個方面的制度，哪來的可比性呢？

我們再來看看本書關於君主制的論述。在作者看來，無論是希臘還是馬其頓（馬其頓原本就是一個君主國家），都是以民主制和城邦製作為傳統的，一旦走向君主專制，那就是受了東方波斯帝國的影響。我們常說希臘民主，可實際上，希臘地區真正以民主著稱的是雅典，大多數城邦是根本不實行民主制的，斯巴達就是主要代表。斯巴達不僅是個君主專制城邦，而且實行嚴格的軍事體制，是個不折不扣的軍國主義國家。同在希臘地區，有的實行民主，有的實行專制，這是每個城邦自己的選擇，馬其頓當然也不例外。另外，被今天那些人津津樂道的希臘三哲，即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卻無一不是民主制的激烈反對者。把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最終選擇了君主專制的原因算在波斯頭上，這個鍋東方不背。這種思想在夏遇南先生的另一本書《世界帝國史話——羅馬帝國》中也有體現，不再贅述。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在其《抽籤與民主、共和》中寫道：

把雅典尊為民主的發祥地不過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神話之一。有心人很早就知道，早在國家形成之前，世界不少地方就出現過「軍事民主制」或「原始民主制」。即使國家形成之後，東方古國中也存在過民主的痕迹。基於考古發現，最新研究表明，不管是「民主」這個概念，還是成員（公民）大會這種民主實踐方式，還可能都源自東方。……然而，到了公元前5世紀，這類理念卻被莫名其妙地當作了西方獨有的東西，是西方優於「野蠻」東方的標誌。

王紹光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當然他的這本書主要是基於現有的所謂古希臘文獻寫的，並不涉及希臘偽史的內容。他認為真正能夠代表古代民主的是抽籤而不是選舉，原意可能是給那些今天崇拜西方選舉制度的人以當頭棒喝，但也有意無意地抬高了古希臘雅典民主。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看出，即便是承認古希臘文明確實存在而且很繁榮，也不能得出那些認為「西方的傳統就是民主，東方的傳統就是專制」的結論。

順便說一下，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人類社會產生以來，隨著生產力水平的發展，基本上都會經歷一個由原始共產主義到階級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在生產力較為落後的階段，原始民主制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必將過渡到專制階段。中國上古傳說和歷史中的堯舜禪讓、禹建夏朝和夏啟創立家天下，就是這一過程的典型體現。換言之，專制制度在遙遠的古代，不僅不是落後的象徵，反而代表著更加先進和文明。那些把古代雅典民主和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扯到一起瞎聯繫的人，眼裡只盯著「民主」這兩個字，卻不理解兩者之間的明顯差別，看不到雅典民主的背後是數以萬計的奴隸，現代資產階級民主的底層是廣大被剝削的無產階級。正如我一個朋友所說：

（希臘民主）其實只是氏族社會後期的一種形態，一群編教材的傻x才把希臘民主和後來的民主扯上關係。

而把西方等同於民主並貼上文明的標籤，把東方等同於專制並貼上落後的標籤，又何嘗不是西方中心主義給東方文明下的一張讓東方永遠抬不起頭來的「死刑判決書」？中國學者和教材編寫者接受了這個觀點，在裡面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豈不是另一種歷史虛無主義嗎？儘管夏遇南先生在他的書中多次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話，但是不得不說，他連一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學會。

以上我們梳理了兩種關於古希臘的話語體系陷阱，最後我們再來看看美國著名學者威爾·杜蘭特是怎麼評價被我們吹捧為西方文明起源的古希臘文明的：

亞洲文明形成了希臘與羅馬文化的背景和基石，而梅因卻誤以為希臘與羅馬文化乃是現代文明之源。當我們發現大多數重要的發明、經濟與政治組織、科學與文學、哲學與宗教，都是來自埃及和東方時，我們定會驚訝不已。

對一個西方學者而言，即使耗盡畢生精力來鑽研東方微妙的特性與奧秘的學問，也是不夠的。

——威爾·杜蘭特《世界文明史·東方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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