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芳華「譯」路情
世人所了解的楊絳，主要是她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但其實她在文學翻譯方面也頗有建樹，堪稱我國翻譯史上的資深翻譯家之一。先生作古之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了《楊絳全集》。九卷本的全集包含了四卷本文學譯著，一共140萬餘字，文字總量甚至超過了她的散文、小說、戲劇等原創作品。
從1948年翻譯英國文論名著《一九三九年以來的英國散文作品》到1999年翻譯古希臘哲學經典《斐多》，楊絳系統的翻譯實踐持續了大約半個世紀，也產生了代表性譯著《堂·吉訶德》。文學翻譯在楊絳的一生中舉足輕重，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使她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翻譯思想體系。她提出的「一仆二主」、「翻譯度」、「點煩」、「鍊字」等觀點，成為我國文學翻譯研究寶貴的財富。
楊絳曾經說過：「談及翻譯，這是一項苦差，因為一切都得聽從主人，不能自作主張。而且一仆二主，同時伺候著兩個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譯文的讀者。」之所以說翻譯難，在於譯者要同時做到對原文的徹底了解和用譯文適切地表達，目的是讓原文和譯文在各自文化語境中實現功能的對等。
以《小癩子》的書名為例，西班牙語的標題是「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而「拉撒路」源於《聖經·新約》里提到的一個癩皮花子，也就是俗稱的小乞丐。我國古典小說描述的潑皮無賴，一般稱為「喇子」或「辣子」，跟「癩子」是一音之轉，和「拉撒路」意義相同，所以最後譯作「小癩子」。因此，該書名的取捨照顧到了兩國讀者共同的文化訴求，堪稱運用「一仆二主」思想的典範。
再如《吉爾·布拉斯》中的seigneur一詞，本義是「封建君主、諸侯」，而楊絳根據不同句子所在的語境以及自己的母語習慣，譯成了「大爺、先生、主人」等，在原文和譯文之間尋求到一種和諧與平衡。這種處理方式，讓人感覺是原作者在用漢語寫作，絲毫沒有翻譯的痕迹。閱讀楊絳的譯本，自然驚訝於其行文之流暢，用詞之豐富，運用適合於漢語風格的文學語言，把原作的內容予以真實、貼切地再現。「一仆二主」思想就是同時兼顧原文的風格和譯文的習慣，旨在實現兩者的功能對等，讓譯文讀者和源語讀者產生相同的藝術享受。
忠實於原文是翻譯的第一要義，也是譯者最難把握的標準。楊絳認為，「要把西方語文翻成通順的漢語，就得翻個大跟頭才顛倒得過來……我試用個『翻譯度』的辭（詞）兒來解釋問題」。一般而言，「翻譯度」愈小，在文字上貼得愈近，「翻譯度」愈大，在文字上離得愈遠。有些譯者認為「翻譯度」愈小愈安全，即使譯文不通暢，至少是「信」的。但是，一味為了追求「信」而降低「翻譯度」，反而讓譯文亦步亦趨、晦澀難懂，無法「達」出原文的意境和風格。
因此，就「翻譯度」而言，首先是「信」和「達」的有機統一，「信」不能陷入「死譯、直譯、硬譯」的泥潭，「達」也不是毫無約束的「意譯」，只有在「信」和「達」的基礎上，才能實現「雅」的追求。
《斐多》是楊絳晚年的譯作，當時的她歷經風雨、洗盡鉛華，翻譯風格更顯淡定從容。對人生之思索，對人性之感悟，都完全融入到潤物細無聲的文字表述之中。徜徉其間，先哲的睿智於樸實的吐納之間和盤托出，如一股股清流浸染心扉。多年翻譯實踐的洗鍊，使她真正實現了「雅」的境界。關於「翻譯度」的精闢論述，本質上體現了「信、達、雅」的譯學思想，也是對經典譯論的一次生動註解和詮釋。
文學翻譯不是百分之百地照搬原作，譯者也不是「傳聲筒」。任何成功的翻譯，一定要有意識地發揮譯者自身的主體性，在忠實於原作風格的前提下對文字進行必要的加工，以確保譯文的可讀、可知、可品。楊絳提出的「點煩」手法，就是譯者主體性的表現之一。所謂點煩，就是芟蕪去雜，減掉大批廢字，把譯文洗鍊得明快流暢。
20世紀90年代，楊絳的《堂·吉訶德》譯本在學界引發了一些論辯和質疑，各種負面評價屢見報端，原因在於她的譯本比其他通行的譯本少了近十萬字，有可能存在刪改、誤譯等問題。而楊絳表示，她最初的譯本也有80多萬字，後來經過認真「點煩」，去掉累贅的敘述，才減到了72萬字。這並不是因疏忽犯下的錯誤，而是有意為之，也是她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獨特翻譯思想的一種體現。經過「點煩」後的譯本，內容更加緊湊，節奏更加明快。
這也說明，譯者雖然「帶著鐐銬跳舞」，但也要在忠實於原文的前提下進行適當的再創造，增譯、減譯、變譯等策略，需要加以靈活運用。楊絳譯作中精練的語句，流暢的表達，讀來如母語的原創，既是譯者發揮主體性作用的結果，也是其深厚語言功底的再現。
所謂「鍊字」，就是選擇最恰當的字。這涉及譯文的語言表達問題，更會影響到讀者對譯文的接受度。如果譯文用字準確而傳神，讀者就會喜聞樂見；如果譯文的表達佶屈聱牙，讀者就會敬而遠之。因此，譯文要向讀者忠實而恰當地再現原文的精髓和內涵，就應該關注「鍊字」，以順應讀者的審美需求和文化品位。
楊絳總結了「鍊字」的幾個主要困難：概念的定名、譯入語和譯出語沒有對應詞語、雙關語難以音義兼顧、專門術語的翻譯等。於是，她提出了對「鍊字」的要求：譯者需儲備大量辭彙，通俗的、典雅的、說理的、敘述的、形容的，等等，供其隨意運用。
在翻譯《吉爾·布拉斯》時，楊絳就分外注重對某些辭彙的遴選和甄別。比如法語remontrance是「進諫；規勸」之義，語體色彩比較正式，大都用於古代議會的場合等；而原文是布拉斯離家時父母對他的一番交代和叮囑，如果譯成「進諫」顯然違背語境而令人不知所云，楊絳巧妙地將其處理成「金玉良言」，既體現了原文的語言特色，又順應了譯文讀者的習慣，大有「點石成金」的效果。
此外，楊絳也提到了翻譯中的「注釋」問題，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風土習慣各有不同，譯者需要為本國讀者著想，為他們做注。對於具體的翻譯步驟和程序，她也有詳盡的論述：首先，以句為單位，譯妥每一句；其次，把原文的一句句連綴成章；再次，洗鍊全文。針對詩歌翻譯之難，她闡明了自己的立場，愈是好詩，經過翻譯損失愈大，而空洞無物的詩，換一種文字再押上韻卻並不難。凡此種種，她對翻譯中的諸多困惑和難題都有自己獨到的心得體悟，所言也鞭辟入裡、令人信服。
不求聞達於世，但求無愧於心。楊絳的翻譯曾經遭受過一些非議，更贏得過無數專家的認可，2004年被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授予「資深翻譯家」的稱號。不可否認，楊絳的文學翻譯思想是對傳統譯論的守正和出新，其翻譯成就也彰顯了一代翻譯名家的治學精神。
往期回顧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