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當時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王國斌、李伯重等加州學派的學者提出清代經濟發展屬於由市場規模擴大、勞動分工與專業化生產帶來的斯密型增長。
資本主義萌芽論、斯密型增長論等諸多研究理清了清代中國經濟發展的若干成就和趨勢，有力地反駁了「中國經濟長期停滯」論。當然，要全面揭示出清代中國經濟發展自身的固有特徵與長期影響，還需進行全方位的考察。
近年來，已有不少西方學者開始從國家規模的角度來探討清代經濟發展有別於歐洲小國經濟發展的特殊性問題。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麥迪森（Angus Maddison）和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等西方著名的經濟學家在其著作中都認為18至19世紀的中國無論是在經濟總量、人口總量還是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和出口能力上都遠超經濟正在迅速崛起的歐洲，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我們以此為切入點，從清代經濟發展的大國優勢條件、獨特的發展模式及其這種模式的局限等角度來作更為深入的梳理。
01 三個優勢條件
清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國優勢條件與歐洲小國相比，清代中國具有經濟發展的三個優勢條件，分別為豐富的自然資源、數量眾多的人口和龐大市場規模。
從17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的200年間，清代統治下的國土面積增加了近2倍，已達到1200萬平方公里，這是任何一個歐洲小國所無法比擬的。在幅員遼闊的國土上，清前中期中國所擁有的水土、林木和礦產等自然資源和人口資源都十分豐富。
據史志宏的最新研究，從17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全國的耕地面積從7億畝增加到13億畝，而且耕地擴張地區主要來自於中西部地區，至19世紀中葉中西部地區的耕地面積佔全國耕地面積已到達2/3強。與此同時，中國人口的增長速度也很驚人，從17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的200年間，中國人口從1億增加到4億，增長速度是同期歐洲的2倍多。
儘管由於清初以來的海禁和一口通商政策導致清朝國際貿易規模不大，但是其國內貿易的規模卻很龐大。
正如同時代的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形容的，「（清朝）中國幅員這麼廣大，居民是那麼多，氣候是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這個廣大的國內市場，就夠支持很大的製造業，並且容許很客觀的分工程度。
就面積而言，中國的國內市場，也許並不小於全歐洲各國的市場」。
根據我們的研究，從17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清代全國的貿易總量增長了3倍，而同時期經濟發達的英國和荷蘭僅分別增長3%和2%。
值得注意的是，規模龐大的國內市場是由一個包括流通樞紐城市、中等商業城鎮和農村集市三個層級，且運作自如的全國城鄉市場網路體系所支撐的。因此，比同時期的歐洲、日本、東南亞國家，價格機制在18世紀的中國國內市場中具有更強的調節作用和整合力，其統一的國內市場已初具規模。
清代前中期特有的「規模優勢型經濟發展模式」依託於大國的資源規模、人口規模和市場規模等方面的綜合優勢，清代經濟發展擁有了大國優勢條件。
02 三種生產模式
在前工業化時代，自然資源和人口資源是經濟發展的初始稟賦和基本條件；市場規模則是優化前兩種資源配置，提高勞動生產率，激發經濟活力的主要條件。由於三種優勢條件的結合方式不同，清前中期各個區域形成了三種具體的生產型式。
廣泛存在於各個區域的是一種自然資源、人口資源與農村集市結合的粗放型生產，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為主要生產組織，以發展自給性很強的小規模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為主要內容，與小農經濟聯繫緊密的農村集市僅僅扮演為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生產提供必要的生產與生活資料的功能，並不具有大規模商品集散地的功能，我們可以稱這種粗放型發展型式為「小農粗放型生產」，其最大的成就是支撐著清前期大量耕地的持續開墾與人口的持續增長。
在各個區域交通便利和市場化水平較高的地方，受到省區內貿易和全國性長距離貿易的激勵，部分小農或工匠依託當地的要素稟賦優勢形成了以家庭農場或家庭作坊為主要生產組織的資源密集型或勞動密集型專業化生產。這種稱之為「家庭型的專業化生產」主要出現於流通樞紐城市、中等商業城鎮和承擔大規模商品集散功能的農村集市等附近。
第二種發展型式在國家或商人的投資下很容易變成第三種發展型式，即「規模型的專業化生產」，它的生產組織即為過去學界認為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的「有一定數量僱傭勞動力的手工業工場或農場」。大多數規模型的專業化生產分布於流通樞紐城市和中等商業城鎮，僅有少數分布於承擔大規模商品集散功能的農村集市附近。
後兩種生產型式推動了一批專業化生產市鎮的形成，如生產絲織品的蘇州盛澤鎮、生產瓷器的景德鎮、生產鐵器的佛山和印刷書籍的四堡，等等。
同時，在全國範圍內初步形成了專業化生產的區域分工新格局：
東部地區依靠豐富而廉價的人力資源優勢，主要從事棉布、絲綢、瓷器、紙張、書籍和其他製成品的勞動密集型產業；
在中西部的平原和盆地吸引著東部地區的移民從事糧食、棉花、糖、茶、煙草和其他經濟作物原料種植與加工的勞動密集型產業；
在中西部的丘陵和山地則吸引著東部地區的移民從事藥材種植、木竹加工、礦產開發和其他山貨加工等資源密集型產業；
西部的草原則從事牲畜養殖和皮毛加工等資源密集型產業。
更重要的是，少數大宗商品的生產在全國範圍內呈現出明顯的集聚趨勢。
如棉布的生產，受到清初政府的政策鼓勵，各省棉織業全面展開，至19世紀初已主要集中於東部和中部的江蘇、浙江、直隸、山東、福建和湖北等省；絲織業也出現了同樣的集聚趨勢，嘉慶之前的絲織業廣泛分布於大約11個省，至道光年間已集聚到江蘇、廣東、山東和貴州等省。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隨著永佃租的盛行，出現「一田二主」「一田三主」的現象，土地所有權、租佃權、轉租權、經營權的分離，無論廣度和深度遠超明代。一些租佃農戶僱工規模性經營榨油、榨糖業，成為第三種生產經營型式中的一個亮點，甚至產生農業資本主義萌芽。
總之，上述三種生產型式與各地區不同的資源稟賦、交通便利程度和市場化水平相匹配，其核心都是依託於清代中國豐富的資源規模和人口規模和多層次的大國市場等方面的綜合優勢，它們共同構成了清代中國特有的「規模優勢型的經濟發展模式」。
03 清朝GDP的大跨越
這種發展模式的最大成就體現於國家經濟總量的不斷提高，從17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清代中國的經濟總量年增長率為0.44%，佔世界GDP總量的20%上升到30%。
清代前期規模優勢型模式的發展局限也是相當明顯的。由於清前期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已經超過了經濟增長率，所以當時人均GDP指標一直在下降。從17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清代中國人均GDP總量下降了37%；至19世紀中葉，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英國的人均GDP是清代中國的4倍。儘管如此，18世紀的中國仍是亞洲人均GDP最高的國家。同時期北京、蘇州和廣州等大城市非技術工人的生活水平仍與南歐、中歐國家相當。具體來說，清前期的規模優勢型發展的局限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各地區的小農粗放型生產向後兩種專業化生產的轉型相當緩慢，遲滯其轉型的最大障礙還是來自於市場規模的限制。清前中期，由於各地分散的農村集市向省區性市場和全國性市場的開放度有限，導致向中等商業城鎮和流通樞紐城市輸送和接受的商品只有數量的增加，而品種則較少增加，且主要局限在少數與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商品，如糧食、棉花、棉布、生絲、絲織品、鹽、茶、鐵、銅、瓷器和染料等。
其中，糧食、棉布和食鹽就佔了上述大宗商品交易量的80%左右；況且長距離貿易在清前期貿易總量中的比重始終沒有超過1/3。也就是說，全國城鄉市場網路體系還未能充分發揮清代中國所具有的市場規模優勢，這正是大量小農處於維持基本生存的粗放型生產模式之下，而遲遲未能向專業化生產轉型的主要原因。
第二，清前期出現的兩種專業化生產——家庭型和規模型的專業化生產在推動經濟發展上也存在著極限，即斯密型增長論者所說的資本與技術的局限。清前期的專業化生產的構成屬於一種「超輕結構」，即生產規模最大的專業化生產來自紡織業（棉布生產屬於家庭型專業化生產絲綢生產屬於規模型專業化生產），機械裝備製造和礦冶業的比重則微不足道。而缺乏資本與技術突破正是「超輕結構」形成的主要原因。在「超輕結構」下，各地各行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有限，從而也就無法發揮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口資源的潛在優勢。
可見，在市場體系、資本和技術等種種制約下，清前中期已經形成的規模優勢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並沒有能夠將清代中國所具有的三種大國優勢潛力充分釋放出來，助推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文章來源】
徐毅：《大國優勢與清前中期經濟發展模式的再思考》，《社會科學文摘》2019年第7期，第100-101頁。
【原發於】
徐毅：《大國優勢與清前中期經濟發展模式的再思考》，《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10-1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