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迅文學獎看詩歌創作經典化
「經典化」是文學作品傳播接受的重要環節。從歷時層面看，「經典化」問題參與了新詩的發生與發展進程。在手機、電腦、無線網路、數字技術等新媒體的不斷影響下，當下的詩歌創作已不再僅僅拘囿於「詩歌」範疇，而被拋入新媒體所形成的多元文化空間之內。詩歌不再只是通過傳統的文學史書寫來實現其「經典化」，詩歌創作的複雜性也與日俱增。比如圍繞第七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以下簡稱「詩歌獎」）的獲獎作品便形成了由詩評家、詩歌史寫作者、新聞媒體等因素所組構的「經典化」闡釋空間，其中既包括文學層面的有關獎項評選及其價值討論，也包含媒介層面的獲獎作品傳播及其效力思考，同時還蘊含對當下詩歌寫作存在問題的反思。
「詩歌獎」與經典新標準
從根本上說，第七屆「詩歌獎」的評選本身包含著評選者對2014—2017年間經典詩歌的自覺認知。從「詩歌獎」的發展歷程來看，它與21世紀以來的詩歌創作幾乎同步進行（自第三屆起，「詩歌獎」開始面向21世紀之後的詩歌創作），也因此具備了見證與形塑當前詩歌經典的可能性。從第七屆「詩歌獎」獲獎作品來看，當前詩歌經典的評選標準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運用古典思維與傳統意識。就當前大眾的閱讀興趣與接受習慣而言，「古典」與「傳統」佔據主要位置，這表現為《中國詩詞大會》節目熱播及「國學熱」等現象。在此情形下，第七屆「詩歌獎」獲獎作品所運用的古典思維與傳統意識，有效契合了當前大眾的閱讀期待，具備成為經典的可能性。如湯養宗的《在人間》中頻繁出現杜甫、李白、李煜等古代詩人，及魏晉、唐代、清朝等歷史時期，即代表「古典」的詩學範疇。湯養宗選擇與之進行對話，在汲取古典詩學營養的同時，也將個體寫作建構在傳統的詩學意識之上。於是，這裡的「古典」與「傳統」便不僅僅是詩歌的對象物，而成為詩人創作的出發點與思維方式，從而幫助作者以更加主動的姿態來思考歷史與現實的關係。
與湯養宗相比，陳先發的《九章》也具備這種古典思維與傳統意蘊。該詩集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形式層面的「九章」結構。正如頒獎詞所言：「陳先發的詩集《九章》具有結構上的整體性，在濃郁的現代感性中融合了格物致知的古典眼光。」尤其在「秋興九章」「茅山格物九章」「敬亭假託兼懷謝眺九章」「入洞庭九章」等部分中，陳先發藉助古典的「九章」結構，充分表達了自身對生存、死亡等問題的思考，對自然物及其品性的描摹，及對古代賢者的懷想等，具備強烈的古典韻味。
第二，關注並反思社會問題。「詩歌與社會」的關係問題在新詩發生初期便存在，並始終伴隨著新詩的發展進程。今天，以「城鄉關係」為核心的社會發展新問題受到詩人的普遍關注。在第七屆「詩歌獎」獲獎作品中，很多詩人對此問題作出了積極回應，為詩歌贏取了更大的發展空間，使之符合「經典」的標準。
杜涯的詩集《落日與朝霞》書寫詩人對鄉村的深刻情感。作者以此為根基，在對「時間」和「季節」的深刻體悟中，拓展自身對社會問題的觀察。如《歲末詩》《團結湖路的改造》《挖煤工》等詩，詩人將目光聚焦在普通百姓身上，以敘事性筆法展現其對他們日常生活的關注和反思。張執浩的詩集《高原上的野花》中也有對社會問題的思考。與杜涯的直接審視相比，張執浩採取「迴環」的方式，在城市與鄉村的「循環復現」中揭示城市的「隱痛」。而胡弦對社會問題的思考則隱含在他對城市的「衰老」想像中，如《老街》《老城區》等詩。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老」既帶有時間層面的「衰老」意味，同時又是詩人在精神層面營造的「暮晚」空間。
第三，注重自我精確剖析。當前生活的「快節奏」狀態，使現代人常常迷失自我。第七屆「詩歌獎」獲獎作品為讀者提供了與「自我」交談的可能性。詩人自我剖析在以往的詩歌中也經常出現，但受當前社會文化語境多元性與複雜性的影響，第七屆「詩歌獎」獲獎作品的自我剖析仍具備獨特價值，尤其包含了詩人對詩歌經典的期待。
詩人張執浩將自我融入他所創造的特殊「音色」與「音域」之內，並加入「修辭」的維度，無論是命運之「我」（《自畫像》），還是身體之「我」（《身體學》），抑或是擁有著「逆流和朔風」的「我」，均帶給讀者自我剖析的力量。胡弦的詩集《沙漏》將「自我」包裹於「時間裝置」之內，尤其在「蔥蘢」部分，無論時間以何種狀態出現（「快與慢」「生與死」等），胡弦都將「自我」置於由時間熔鑄的堅硬「砧板」之上，呈現自我剖析哲學。與前兩者相比，杜涯的「自我」則帶有強烈的性別意味，如《河流》《高處》《傍晚》等詩。這不僅是因為其女性詩人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我們從其文本中能捕捉到細膩與溫暖的女性之「我」。從傳播角度看，詩人對於「自我」的精確剖析契合了大眾的審美趣味，使他們在感受到詩人「自我」的同時，也能與內心深處所隱藏的真實「自我」進行對話，從而形成獨特的閱讀期待。
經典化與創作新走向
在當下的社會文化語境中，詩歌仍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詩歌獎」的設置與評選為詩歌（主要是新詩）的傳播與影響提供了有利平台，也為當下詩歌創作的「經典化」創造了可能。與此同時，這種「經典」的形塑還折射出當下詩歌創作回溯傳統的歷史走向。
從主題方面看，描寫大眾日常生活、思考社會問題是獲獎作品的重要內容。王東東認為，21世紀中國詩歌「呈現出關懷現實的社會主題，並在不斷分化中體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多元化視野」。（《21世紀中國新詩的主題、精神與風格》）這裡的「社會主題」主要表現為詩人對現實的關懷，尤其當現實以「苦難」的面貌呈現在詩人面前時，他們對現實的描摹與再現會更為深刻，其作品也能獲得更為廣泛的傳播。
杜涯、陳先發、張執浩等對農民、打工者現實命運與生存狀況的關注與書寫，既表達了詩人對寫作對象的深沉關懷，也包含著他們對社會現實的深入思考。就詩歌的社會性而言，詩人對社會問題予以關注並再現，可以充分發揮詩歌對社會文化的積極影響，同時也能為作品的「經典化」創造必要條件。
此外，在審美趣味上，第七屆「詩歌獎」獲獎作品還表現出對詩歌語言之綜合性與表現力的重視。語言是詩歌寫作最根本的要素，而新詩也是在語言變革中生成的。今天，新詩語言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已漸趨成熟。因此，第七屆「詩歌獎」獲獎作品在語言藝術方面取得了較大成就，如湯養宗的《在人間》注重「對事物隱秘結構打開方式的綜合運用，對字詞的反覆掂量」，胡弦的《沙漏》「善於在詞與句的聯繫中發現精妙的詩意」等。獲獎作品極富張力的語言特色，為當前的詩歌創作提供了極具價值的範式參考。
內在限度與藝術新探索
不可否認，「詩歌獎」的設置與評選的確為當下詩歌創作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範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經典的新準則。但需警惕的是，這種範例與準則很可能會對未來的詩歌創作帶來局限。
首先，從評價機制方面來看，「詩歌獎」僅可作為相對完善的准入條件，但絕不是寫作的唯一準則。儘管「詩歌獎」能以較為正式的形式為詩人確立基本的評價機制，但這種機制本身存在一定局限性，在確定評委、選擇評選對象等方面會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倘若詩人的創作唯「詩歌獎」的評價是從，而不是從社會生活中發掘自身對現實生存、人類情感等問題的特殊體驗，那麼他們的詩歌便可能流於平淡。因此，第七屆「詩歌獎」獲獎作品的文學價值雖然以獎項的方式得以確認，但詩人們同樣需警惕當下詩歌寫作中出現的同質化、平面化等問題。換言之，湯養宗、杜涯、胡弦、陳先發、張執浩等詩人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個人化的寫作風格，但這種寫作風格的詩學效力仍需經歷時間的檢驗。
其次，從詩歌寫作角度來說，「詩歌獎」構成了當下詩歌寫作的「評價場」，詩人們很可能會依據該「評價場」所形成的規範來進行創作。與此同時，當前的諸多詩歌獎項也形成了一定的導向作用，不僅吸引詩人的目光，也左右著讀者的選擇和判斷。因此，當創作者被「詩歌獎」的「話語導向」左右時，就會出現「為獲獎而寫作」的現象。這將對未來的詩歌創作乃至文學發展帶來負面效應。
還需強調的是，「詩歌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讀者對詩人的認識和評價。當批評者的目光聚焦於第七屆「詩歌獎」獲獎作品時，這些詩人的形象便通過其獲獎作品得以呈現並被固化下來，這既影響了批評者對其寫作歷程的整體評價和把握，又影響了讀者對其寫作狀況的全面認知。詩歌經典的形成不能只依靠獎項的獲得來實現，它還要求寫作者具有獨立的創作個性和精神品格，及能夠經受時間檢驗的寫作技能。從這個角度來看，第七屆「詩歌獎」獲獎作品雖非以「經典」的形式呈現在大眾面前，但其藝術探索和嘗試值得充分肯定，獲獎詩人需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努力突破自我，追求藝術新變，從而創作出更多的經典作品。
（作者單位：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
精彩推薦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馮楓添 排版編輯：馮楓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