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時空」李毅婷 | 蔡世遠復性明善論及其對台影響
作者簡介：
清華大學中國史博士，浙江師範大學邊疆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閩台思想文化、台灣書院、華僑華人與文化傳播。
摘要：蔡世遠主張收心養氣而明善復性。復性始於立志，莫要於主敬，又須致力於躬行。以此為基礎，其將復性明善與為政治民相聯繫，指出治國治民應以修德為根基，修德與事功殊途而同歸。其進而強調性命之學與事功均於民有利，二程、朱子之學乃是對實際政治大有裨益之學。其又通過1篇學記、2封書信、1篇贈序，將其復性與為政思想運用其中，影響台灣社會。
關鍵詞：蔡世遠 復性明善 為政以德 台灣
蔡世遠（1681年～1734年），字聞之，號梁村，福建漳浦縣人，因世居梁山，而被「梁山先生」。蔡世遠出生於閩中理學望族蔡氏，其幼受庭訓，少承家學，自幼接受二程、周敦頤、張載、朱熹等理學家思想的影響。年長後，又師從朱子學家張伯行。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蔡世遠考中舉人，四年後，又考中進士，入選為翰林院庶吉士。進京之後，他受到文淵閣大學士李光地的賞識。在李光地的啟發之下，蔡世遠對程朱理學又作了進一步的研究。蔡世遠所受理學思想教育深厚，為其進一步闡釋朱子理學思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接受程朱理學思想教育的同時，蔡世遠還廣泛學習經史子集之書，講求經世致用之學。這些求學、受教經歷，都對蔡世遠的儒學思想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鑄就其講求經世致用的追求，成為清前期實學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復性明善論
蔡世遠言道：「世之學者苟能不懾於卑賤，收其心，養其氣，子以入聖賢之奧不難矣。」只要學者能拋開身份貴賤的藩籬，收心養氣，終將成為聖賢。可見收心養氣乃是其修身論的重要內容。那麼收心養氣究竟有何功效，為何可使人成聖成賢呢？
首先，收心，即是讓人摒棄氣秉與習染對人之本心的負面影響，使心恢復到人之自然本心的狀態。蔡世遠認為，人心生來便有生生之理，生生之理仁善的特質體現於心，於是心便成為社會道德的起點。其文曰：「嘗聞之安溪李文貞公曰：『以父母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愛之民物。』是心何心也？即元善之長資始，統天之心也 。」他借用李光地的話，指出：以父母的慈愛之心對待兄弟，天下便沒有不友愛的兄弟；以祖宗之心與族人互敬互愛，天下便沒有不團結的族人；以天地仁愛之心對待百姓和萬物，天下便沒有不可愛的民物。父母之心、祖宗之心和天地之心都是仁善慈愛之心。因而，所謂心是萬物本體「生生之理」的體現，即是至高的善，是世界眾善的基礎與根源。
其次，養氣，即是培養積蓄義理之氣。蔡世遠認為，義理之氣本身就是一種剛正浩大的正面精神力量，是決定人品高低的標準。培養義理之氣對一個人成為有用之人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其評價藍鼎元的一段話中，蔡世遠道出了心中對義理之氣與「用」之間的關係，其文曰：「雖然義理之氣，氣也；血氣之氣亦氣也。有用之用，用也；觀其所養，亦用也。鹿洲得無有未純於義理之氣，恃其用而果於一用乎？鹿洲今年且過五十，磨礱浸潤，學益粹養益深，蓄其氣以裕其用，以發之於文。」在他看來，藍鼎元之所以有用於一時，乃因其精純於義理之氣，品德正大高尚，而非有賴於其政治才能。積蓄培養義理之氣可充裕有用之用，精純的義理之氣成就了君子高尚的品德，亦成就了君子的可用性。這就道出了養氣對於君子修身養性、君子可用的作用。浩大剛正的義理之氣勝於血氣之氣，這是正面向上的精神力量對物質生命訴求的勝利。有用之用與觀其所養之用的差別，很可能亦在於精神層次的高低。蔡世遠曾言：「蓋以忠孝之理蘊之於心，則為所性所命之精發之於用，則為事父事君，憂國理政，仁民育物之實，古之大忠大孝者。恩怨不得而毀譽，時世不得而磨滅，俎豆千秋索隆如山嶽炳曜如日星不可掩也。」其所謂「用」乃是「所性所命之精」之所發，是忠孝之理。所謂「所性所命」即生生之理、元。也就是說，忠孝之理乃是生生之理的精髓發於功用，是來源於宇宙本體、生命源頭的根本道理。忠孝之理具體的表現為，孝敬父母、忠於君王，憂國憂民，治國理政，仁愛百姓。這種忠孝的行為，不因恩怨、歷史而被詆毀或掩蓋。可以說，忠孝足以使人永垂不朽。一個人養氣可以發揚充裕來源於最高本體「生生之理」的忠孝之理，使人能夠保有與生俱來的忠孝之理，並使之發揚光大。換句話說，養氣的根本作用亦在於保持或復歸人之本心（本性）。總而言之，無論收心還是養氣，最終目的皆是使人恢復、保持宇宙最高本體賦予的人本性中的仁善本心、忠孝之理。簡而言之，收心養氣皆可復歸人之本性，即復性。
蔡世遠十分推崇復性。首先，收心養氣而復性是人向聖賢靠攏的根本途徑。他盛讚楊時「可死可辱，而浩然之氣剛大常伸，是則莫大之氣節也」。在其看來，楊時一生潔身自好，以探究義理、探究道為己任；不求仕進，不以個人政治得失為意；不畏強權，敢於與蔡京一黨作鬥爭，敢於批判盛極一時的王安石新學……楊時的上述種種美行，歸根結底皆是其平日明善復性之功。其次，致力於復性的學問是傳承儒家道統的根本標誌。其言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大明，孔子之道至孟子幾息而復明，孔子孟子之道至周、程、張、朱久息而復益明。凡其循循啟迪，皆使人復其性而已。」從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到孔子、孟子，再到二程、朱熹等兩宋五子，所傳承的道統本質為復性說。其又言道：「故其（程頤，引者注）時日，與邵堯夫、張橫渠諸人剖抉性命之精，以復性明善為要，以近里著已為功，上以接孔孟之傳，下以開考亭之緒，使士知所重者在此不在彼也。」明確指出，程頤與邵雍、張載三人剖析挖掘出性命之學的精要，以復性明善為要，從而接續了孔孟之傳，開啟了朱子之學的緒端，使士人了解到儒家學說所重者乃復性之說。其道統說與朱熹一樣，都否認了漢儒與唐代李翱、韓愈在儒學傳承中的地位。他強調復性之說為儒學學說的要領，又指出是否致力於復性明善則是是否承繼儒家道統的標誌，可知其以承繼儒家道統為己任，更是以傳承道統的責任感提倡復性明善。此外，蔡世遠也有重視漢學的看法。其文曰：「輕漢儒者，以為徒事訓詁而少躬行心得之功，不知代經秦火，漢儒收拾於灰燼之餘，賡續衍繹，聖人遺經賴以不墜，漢朝得收尊經之效，定四百年之基，六朝反之而替，唐貞觀因之而昌，漢儒之功其可掩乎？」漢儒確實多從事訓詁，而少躬行性命之學，但是由於漢儒的努力，儒家在經歷秦火之後方能流傳下來，也是由於漢儒的努力，儒學方能定於一尊。漢儒的功勞不可否定，但其功勞亦與性命之學相關。在他看來，「聖人之道具於經，故必知道而後能明經。然傳經亦所以存道」，所以「漢儒有傳經之功，宋儒有體道之實」。漢儒之功在於為宋儒保存了體道的典籍，使得性命之學得以傳播。他雖然把漢儒排除在了道統之外，但是並未否認漢儒對道統傳承的功勞。
蔡世遠認為，復性之學「其要有三：曰主敬，曰窮理，曰力行。不主敬，則無私之體何以澄之；不窮理，則天下古今當然之則何以考之；不力行，則所謂道聽塗說而已，何由有以復其性之本然哉？」主敬即以虔敬之心澄明人之本心，窮理即窮究萬事萬物之理，力行則是要求將主敬、窮理不懈地躬行下去，將窮理所得的道理落實於實踐中，只有這三者相結合才能真正實現復性。在朱熹的思想中，持敬為窮理之本，力行不歇則是持敬、窮理的基本要求。蔡世遠的思想與此相近。其亦主張以主敬為要，同時強調躬行力行之重要性。他教育寧化五峰諸生道：「程子論學之功，莫要於主敬，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然此際加功最難。過於矜持，則苦而難久，稍寛緩又便怠弛。惟立志既堅，躬行又力，用謝氏心常惺惺之法，常自提撕斂束，自然坐立，不至放佚，心體不至昏怠，以此窮理，心極清明，以此克己，氣極勇決。更日加涵養，自然徳成而學就。所謂徹始徹終工夫也。」為學修身莫要於主敬，心無旁騖，一心向學，一心持敬修德。但做到主敬卻是最難的，必須立志堅定，躬行又力，用謝良佐時時保持警醒之心的方法，自然就心體不至於昏怠了。在此基礎上，進行窮理、克己，自然可以實現心極清明、氣極勇決的境界。之後又日日加以涵養，德成學就指日可待。蔡世遠將這一過程稱作「徹始徹終工夫」，可見主敬是復性為學之要，但絕不能脫離了力行這一徹始徹終的工夫。他曾稱讚自己的父親「論學以躬行為本，不以空談性命為高」。其又曾言道：「不加體察躬行之功，徒誇閎博雕鏤之用，先儒之所羞稱也。」躬行既為先儒所崇尚，又為其父所重視，是不可忽視的為學工夫。
突出力行的工夫後，蔡世遠還主張復性應當以立志為最初的步驟。他平日諄諄教誨學生的內容很多，其內涵「大抵以立志為始，以孝弟為基，以讀書體察躬行克己為要」。立志是為學的開始，孝悌之道是為學的根基，而最關鍵的功夫莫過於躬行克己。他又稱讚自己的老師道：「其學以立志為始，復性為歸。」立志是為學的開始，而最終目的為復性。可知立志是為學復性不可跳過的最初步驟。對其而言，確立正大而堅定的志向，然後徹始徹終地力行下去，終將實現復歸本性的目標。其言道：「學者患於無志。有志矣，又苦不能篤實；篤實矣。又苦不能曉事。」他還認為，儒家先賢的學說皆始於立志：「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此立志之說也。張子曰：『學者當以立志為先，不為異端惑，不為文采炫，不為功利汨。』此立志之謂也。吾子勉之。此志一立，則凡所讀之書皆近里著已也，所行之事皆若有規矩準繩在前，不知其所以然而自化也。世遠不敏，竊謂孔子之所謂立身行道，穆叔之所謂立徳、立功、立言者，要皆自立志，始於以馴致其功，揚其名而垂之不朽。」孟子與張載都曾明確提出立志的觀點，孔子和穆叔也都將修身養德立身之道建立在立志的基礎上。因而學人讀書、做學問都應當以確定遠大志向為開端。
明確了復性以立志為始，蔡世遠又提出了其心目中的遠大志向。其文曰：「年富力強，何事不可為？只直捷要學聖人。夫求為博雅，則限於資；榮顯富厚，則限於命。惟直捷要學聖人，可以操之自我。眼前立大志向，定大規模，隨所讀之書，自體心驗，隨所行之事，遷善改過，開其學識，使益宏裕，養其德器，使益堅定，斯已矣。」學人應當以學做聖人為志向。追求淵博雅正，則受限於天資條件；追求富貴顯達，則受限於命運。只有學做聖人，是可以由自己決定的，是可以通過自己主觀能力而實現的。確立了這一大志向之後，通過讀書，增長學識，身體力行，不斷地遷善改過，培養提高自己的品德，最終成為接近聖賢之人。立遠大志向即是學做聖人，而學做聖人的過程即是道德完善的過程。在蔡世遠的思想中，人本性即善，因而道德完善的過程即是復歸本性的過程。如此一來，立志自然能實現復性。值得注意的是，蔡世遠不僅明確提出應當立志學做聖人，而且也指出了富貴顯達、淵博雅正皆是命中注定，不可強求，唯有學做聖人、修養品德可通過後天努力實現。這又從「命」的角度論證了復性以立志為始的合理性。
蔡世遠還認為應當學人以重振道南學派為志向，與其提倡復性說以承繼儒家道統的主張相一致。其言曰：「凡我同人，亦望其希賢聖飭廉隅，循循不息以振道南之緒而已。此言非迂也。以此言為迂者皆無志庸碌之尤。」有些士人以學聖賢、重振道南之緒為迂腐，在他看來，這種人只是庸碌無遠大志向之徒。所以他大力批判士人勢利，不能立大志向；批判禪學迷惑擾亂人心，妨礙士人立志復性，阻礙了理學的傳播。其中，他最痛恨勢利之弊。其文曰：
「世遠竊以今世之病大半在於勢利，詞章其後焉者也，禪學又其後焉者也。士子束髮受書，凡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教其弟者，不過以拾科第取利祿為急務，身心性命有如外物，甚或攀緣趨附，以為進身之階，幸而得志，則以持祿固位肥身保家為長策，其有能卓然自立成一家之言，以垂不朽者有幾人哉……今之以詞章自名而不雜於勢利者，實未數數見。」
指斥勢利之心為當世之大弊。勢利之心，使士人求學只為考取功名、博取利祿；中舉之後，又趨炎附勢以晉陞官階；官階晉陞之後，又以保持祿位、增殖財產為務，一生汲汲於功名利祿，完全忽略了修心復性之學。勢利之心對復興明善之害可見一斑。其又言道：「余謂今之人不患其兼愛，但患私利之心一起，自至親以及民物，鮮不秦越視之矣。惟由分殊而推理一，事天必如事親，然後元善之心常洽，而親親仁民愛物，胥是賴也。」墨家兼愛之說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追求私利之心。追求私利之心一起，親人、百姓皆被無視。所以他希望士子們能夠不汲汲於功名利祿而考科舉，勉勵他們樹立遠大志向，「使為天下所不可少之人，匪徒為天下不可少之人，又當為一代不可少之人，匪徒為一代不可少之人，又當為千百代所不可少之人。志銳守堅，捐其所甚利，而追其所必至，自然日進於高明，臻於光大。」在其看來，堅守遠大志向，減損心中好利之心，自然能日進於高明，日臻於光大，成為世界上不可或少之人。
二、為政以德論
在元氣宇宙論與復性明善論的基礎上，蔡世遠又闡釋了其以德治國的思想。在儒家學說的傳統中，修身立德一直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大學》有云：「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個人道德修養好，家庭就會和睦融洽，國家就能安寧繁榮，乃至整個世界都能和平共處。因而上自天子下至普通百姓，都應該修身養德。所以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指出應當將以德治國作為治國的根本方針，絕對不可變更。朱子言道：「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若君主以德治國，便可無為而治、天下歸心。所以朱子又云：「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只要君主道德完善、以身作則，即可無為而治。正由於統治者品德高尚具有如此顯著的作用，因而歷代儒者皆十分重視道德修養和以德治國。
這些思想都在蔡世遠的著述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與延續。其言曰：「惟由分殊而推理一，事天必如事親，然後元善之心常洽，而親親仁民愛物，胥是賴也。」只有由分殊而推理一，侍奉天子如同侍奉雙親，然後元善之心便能常常和洽，而互愛團結親人、仁愛百姓、珍愛萬物，皆有賴於此。即是說和睦家庭、治國愛民皆依賴於個人道德的完善。其又言道：「心之發為意，而意之誠又最難。苟能誠意則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是故君子之致力也，以誠意為先，其立範也，以齊家為要。」沿著宋人黎立武「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主在心，心之發為意」的思想邏輯，蔡世遠再次重申了誠意正心修身在齊家治國平天下中的根本地位。其又曰：「推此心以理民育物，立愛立敬，始於家邦，曷有涯哉余。」「此心」，指的是李思亭兄弟八人同氣連枝的互勉互愛之心。《尚書》有云：「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在家庭內部，敬愛長輩、互愛晚輩，家庭因而和睦融洽，國家乃至全天下亦會因而和平團結。這種親人之間的互愛之心在治國安邦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因而他希望李思亭能將這種兄弟互愛之心推廣至治理百姓、治下農業生產中。這一主張與其強調力行相匹配。
在論證修身在齊家治國中的根本作用基礎上，蔡世遠討論人才與好官良吏的標準。其文曰：「有才貴乎？無才貴乎？無才而齷齪卑瑣碌碌焉，守兔園以終其身，遇物而不能知，登髙而不能賦，斯亦士君子之恥也。然吾以為有才而自恃又不如無才之善。」沒有才幹而齷蹉猥瑣碌碌無為，終身守著淺陋之學，遇物不能知，登髙不能賦，這是士人與君子的恥辱。但是他卻認為，有才幹卻自恃太高不如無才。其又曰：「夫樹木者以植根為上，立品者以務實為貴，才名過盛而矜已傲物，非大成之器也。恃其所有而攀緣趨附，輕於一試，尤喪檢辱身之士也。」為人處事、樹立品德應該貴乎務實，如果才名過盛而恃才傲物，就難成大器；如果又恃其才能而攀緣權貴、趨炎附勢，就猶如喪德敗行、辱沒身份之徒。他列舉了漢末之禰衡、孔融，唐之柳宗元、劉禹錫等人為例，力證負才傲物、「負才欲試與非其人」之憾。在他看來，這是「所謂雄雞不能斷其尾，而參天蔽日之材且纏絆於野藤刺蔓以自累也」。三代之後，士人們重才、追求才名揚天下，而忽略了根本。因而二程與張載諸先生才致力於剖析性命之學，力求讓士人們明了所當重者在復性明善。可見，衡量人才的標準並不在於才能之高低，而在於品行之優劣。
在編撰《歷代名臣傳》時，蔡世遠在序文中提出其選取名臣的標準：「削陳平趙普何也？羅豫章謂『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陳趙於四者有歉焉，非所以示訓也，故削之也。苟其心有可原，雖闊疏如陳、竇、張浚必錄之；苟其心有可議，雖事功如陳趙必削之。猶名儒之不列揚雄，循吏之不列趙廣漢也。廣漢猶純用鉤距之術，揚雄為莽大夫故均削之也。」陳平、趙普雖然都官至宰相，輔佐明君有功，但有虧於正直忠厚四德，不可列入《名臣傳》；迂闊空疏如陳（蕃）、竇（武） 、張浚，但其心可原，因而列入《名臣傳》。就好像《名儒傳》不列揚雄、《循吏傳》不列趙廣漢，標準都是相同的。揚雄叛漢、出任新莽之職，趙廣漢純用縱橫之術，皆是於德有虧。其標準的實質是「原心」定名臣，以道德品質為標準衡量是否為名臣、循吏、名儒。在此，蔡世遠將道德品質置於事功之上，如果道德品質有瑕疵，即使勞苦功高亦算不得名臣、循吏，即使經學造詣高超亦不是名儒。其似乎有重品德而輕事功之嫌。
蔡世遠還描繪了其心目中的親民之官，其文曰：
「竊謂親民之官，以廉為基，以仁為本。引而近之欲其親，格而禁之欲其嚴，理之欲其明，措之欲其簡。慮民之不給也，為之課農桑，訓節儉，輕徭役，廣積蓄，遇有故則賑貸之，又加詳焉；慮民之不戢也，為之教孝弟，敦睦姻，懲誣黠，息訟爭，以事至者，誨諭之，又加詳焉。根於中而不徇乎外者，賢守令也；結歡上官而不體下情者，民之蠧也。自恃無他而張弛不協者，誠不足，識不充也；視猶傳舍，因為利藪者，本心既失，殃及其身者也。」
在他看來，親民之官，應該以清廉為根基，以仁德為根本。在治理百姓時，應當接見百姓令他們覺得和藹可親，禁止限制百姓時令他們覺得嚴厲不可違反，說理要令他們明白，措施要簡單明白。應當擔憂百姓生活不充裕，大力鼓勵他們從事農桑，提倡節儉，減輕徭役，增加積蓄，遇到災荒事故應周密地賑濟幫助他們；應當憂慮百姓不受約束，教育他們孝悌之道，敦睦親戚，嚴懲狡詐誣賴之人，止息訟爭，遇有訟爭，應以教諭的方法解決。能以仁德、廉潔行事，不屈從於外界，方是好守令，而那些討好取媚上官二不體恤下情的守令，則是民之蠹蟲。那些認為沒有過失而寬嚴不得當的官員，是誠心不足、識見不夠。他嚴厲批判那些將地方官職當做驛舍並以之謀利的官員，認為他們是喪失了自己良善的本心，遲早招惹禍端。在蔡世遠的描繪中，親民之官應當以仁德、廉潔等品德為根本，並以仁德之心治理百姓，但並未否定為民辦實事在治民中的作用與意義。確切地說，為民辦實事應在仁德等道德品質的基礎上進行。道德為本，事功為末，然而事功仍然必須實施，不可或缺。
蔡世遠認為，親民之官應當實施的善政莫過於息訟、薄賦、興教三者，其言道：「夫縣令者，親民之官也。欲天下之均平，人被堯舜之澤，非親民之官不可。親民之官其要有三，曰息訟、薄賦、興教而已。民以事至縣者，胥役不擾無守候之勞，分其曲直，懲其誣黠，誨諭之，又加詳焉，則訟自息矣。民有惟正之供者，為案實立限，使自封投櫃，主以信使，投畢躬自稱平之榜列明示，歸其有餘使補其不足，如期至則民自不欺，輸將恐後矣。擇士民之秀者，聚之於學，課文飭行，月三四至，又於暇日適山村裡閭，言孝弟農桑之事，其有家門敦睦守分力田者，表厥里居，或造訪其家以榮之，而教道興矣。」這段文字的內涵與前引《歷代循吏傳序》基本相同。只是蔡世遠在這段文字中明確地將息訟、薄賦、興教三個善政提出來，並且詳細描述這三者的做法。由此可見，蔡世遠十分重視歷代儒者所提倡的息訟、薄賦、興教三個善政。蔡世遠還說道：「事上貴恭不貴屈，馭民以誠不以術，如是而已。」再次強調為官統治百姓應該的用誠心而不是用權術。
在蔡世遠的思想中，道德為根基，才能、事功為末，但並不否定才能與事功。這一思想為他評判王霸、學術與事功定下了基調。在他看來，王霸之別即在於有無懇惻之心，其文曰：「竊謂懇惻者，仁也，即《易》所謂『元者，善之長。』程子所謂『滿腔皆惻隱之心』，張子所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者』是也。有條理者，本平日讀書窮理之功，措則正而施則行也。無懇惻則立體不宏，無條理則致用不裕。霸者所少者懇惻也，雖有條理亦非王者之治。竊謂王霸之分止此而已。管敬仲之治齊也，非不民衣民食，教孝教弟，示義示信，然孔子小之孟子卑之者，以其心但以為不如是則吾國不富強而已。王者則從本原之地流出，以不容已之心行不容已之事，盡吾性分所固有，行吾職分所當為，故伊尹納溝之心與敬仲治齊之心，非知道者不能識也。」懇惻之心即仁德、惻隱之心。有條理而無仁德之心，則制定的體制不宏偉，王霸之別正在於此。管仲治理齊國時，富國強民，提倡孝悌之道，昭示義信之說，但其本心乃是為了國家富強，而不是真心愛惜百姓，因而流於霸道。而王者治國，則是從內心出發崇尚禮治，不考慮自己的利益、慾望，盡自己的本職天分去愛護百姓。由此可見，王者所具有的仁善之心對國政大有裨益。因而他認為，只有淺陋無知的俗儒才會批判性命之學無益於時政：「俗儒無識，以性命之學為無與於事功，陋矣」。他進一步指出：「學術之與事功，孤卿之與庶尹，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也。」性命之學與事功，朝廷要員與百官，目的和作用都是一樣的，都是為了國家穩定、百姓安寧。
基於這一思想，蔡世遠認為，二程、朱子之學不僅不是脫離實際的空談，而且是對實際政治大有裨益之學。他還指出，如果程朱受到重用，宋朝一定能興盛不衰：「議宋儒者，以為研精性命，恐少致用之實，不知修已盡性，功施靡極，使程朱得大用於世，隆古之治可復也。宋季指為偽學，國隨以微，魯齋之在元，略見施用，有經邦定國之功。明初正學昌明，成弘之際，風俗淳茂近古，嘉隆以後人不遵朱學，術漓而政紀亦壞，非其明效大騐歟。」精研性命之學，不僅無損於事功，而且功效不可估量。程朱如果受到重用，三代盛世可以復見於世。南宋將程朱理學貶斥為偽學，宋室江山隨之斷送。之後元明兩代的興衰皆與是否採用程朱之學息息相關。他又列舉了程朱治民惠民之事：「程朱大儒也，明道勸神宗防未萌之欲，以十事進君，能堯舜其君者也；及出令晉陽扶溝，化理昭彰，非守令所當法乎？朱子在朝四十六日，進講奏疏，名臣風烈，萬代瞻仰；及觀其浙東、南康、潭州，諸治績豈兩漢循吏所易及乎？」在他看來，程顥進十事疏以勸諫宋神宗，能幫助君王完善品德，出任晉陽扶溝令，彰顯治國之能，為守令之表率；朱子在朝雖僅四十六日，但所進奏疏切中要害，風骨錚錚，為萬世所敬仰，出任浙東、南康軍、潭州等地，其治績又遠勝兩漢之循吏。顯然修習、講求性命之學，不僅不失於迂腐、不切實際，而且對實際理政治民更大有裨益。這就是為政以德的意義。他還指出：「至文公《家禮》最切日用，未有學道之人而不行禮者……且化民成俗，莫大於此。」朱子性命之學有裨益於時政，《朱子家禮》亦有化民成俗之效，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絕不是脫離實際的迂腐之說。
三、對台影響
康熙五十五年，蔡世遠受邀主持鰲峰書院。鰲峰書院馳名海峽兩岸，一直為台灣儒生們所敬仰，蔡世遠因而也聞名於台灣。同年，蔡世遠好友陳夢林受邀至台灣編修《諸羅縣誌》。諸羅縣學建成之後，諸羅縣知縣周鍾瑄通過陳夢林請蔡世遠撰寫學記。於是，時年三十五的蔡世遠撰寫了《諸羅縣學記》一文。雖然這篇學記作於蔡世遠三十五歲之時，但已經集中了表達了蔡世遠儒學思想的主要觀點。該學記雖然圍繞著讀書治學展開，卻也體現其元氣宇宙論、復性明善論的思想。
在略述諸羅縣學修建過程、撰寫緣起之後，蔡世遠寫道：「君子之學，主於誠而已矣。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原，純粹至善者也。人之不誠者，無志者也。人之無志者，由不能盡其誠者也。誠以立其志，則舜可法而文王可師。」君子之學由「誠」所決定。因為誠是所有道德規範的根本與來源，是純粹而至善的。在蔡世遠的元氣宇宙論中，所有的仁善道德皆根源於「生生之理」這一宇宙本體，是所有人都與生俱來的。有的人不「誠」不是他天生不具備，而是他沒有志向。而人之所以沒有志向，是由於不能體認與生俱來的「誠」。如果能充分體認誠並確立志向的話，那麼人人皆可效仿舜帝與周文王。蔡世遠認為，「誠以立其志」的方法在於不欺、由敬入誠：「其原必自不欺始。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其功由主敬以馴致之。程子曰：『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也。』敬也者，主一無適以涵養其本然之謂。由是而謹幾以審於將發，慎動以持於已發．則合動靜無一之不誠也。」他強調了程朱理學「由敬而誠」的心性修養之學。他引程子的話，說明儒生應當不欺不妄，通過主敬涵養自身最終達到誠的目的。而達到誠的最重要方法即是讀書，其言曰：「雖然由明以求誠之方，惟讀書為最要。朱子曰：『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於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學者率此以讀天下之書，則義理浸灌，致用宏裕。」他希望儒生們能按照朱子提出的讀書方法，循序漸進、堅持不懈，既仔細辨析每一句義理內涵，又要將自己的體會心得付諸於實踐。只要掌握了這一讀書方法，就會逐漸理解明了儒家義理，修身致誠的工夫也會逐漸增強。他又進一步說道：「雖然，非必有出位之謀也，盡倫而已矣。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吾父子兄弟肫然藹然，盡吾愛敬之忱也。克伐怨欲之心何自而生哉？始於家邦，終於四海，皆是物也。」在讀書過程中，懂得的義理、增強的能力都是為了更好盡道德義務。父子兄弟之間都互親互愛、和睦相處，人和人之間也會和睦共處，那麼仇恨、怨懟之類的負面情緒也就不會產生了。從家庭內部的安寧團結到整個國家的和平穩定，都與人倫道德的完善息息相關。其又言道：「庸近之士，不能返其本，思其終，但以為讀書得科名而吾名成矣。榮閭里利身家而吾事畢矣。其幸者得一第，其不幸者則老死於布褐而已矣。其天資厚而習染輕者居是官也，猶可以寡過；其天資薄而習染重者，則貪沒焉而已矣。」讀書的根本目的在於完善道德，而不是謀求權位，可是在科舉社會中，很多人讀書的目的卻是為了追逐功名利祿。在他看來，這種人不過是「庸近之士」，不能明白人之根本在倫理道德。他批判那些一心追逐科舉以謀求利祿而忽略修身養性之人，並指出這類人對社會的危害。他又總結道：「夫此身父母之身也，天地之身也，民物所胞與之身也。以父母之身，天地之身，民物所胞與之身，顧可不返其本，思其終．以胎父毋羞，以自外於天地，以為民物所詬病哉？」指出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父母給予的，是天地創造的，是在同胞與社會自然資源共同供養下成長起來的。既然受此恩德，就得懂得回報。而對父母、天地、同胞等最大的回報就是完善自身道德，不使父母蒙羞，不把自己排除於天地之外，不令萬物同胞詬病唾棄。最後，他表達了自己對諸羅縣學的同仁們的殷切期望：「萃一邑之秀於明倫堂，相與講經書之要旨，體宋儒之微言，告之以立誠之方、讀書之要、倫理之修。」同時也點明了該學記的主旨，即立誠之方、讀書之要、倫理之修。
值得注意的是，《諸羅縣學記》與《學規類編序》《寄寧化五峰諸生》《答鰲峰書院諸生》等面向福建諸生的文章有兩個明顯的差異。第一，蔡世遠並未將立志與成為聖人相掛鉤，而僅僅提到可以學習舜帝與周文王；第二，蔡世遠也僅提了立誠之方、倫理之修，而未談及復性明善。可見，在面向台灣諸羅縣諸生時，蔡世遠並未將之與福建諸生等同對待，而是考慮到了台灣教育相對落後的實際狀況。由此可知，蔡世遠並非一般不識變通的腐儒。
康熙六十年，朱一貴於台灣起義，閩浙總督滿保聞訊後立刻組織前往討剿。蔡世遠與滿保素來友好，修書與滿保，提出平台策略，勸他戒諭帳下將士不可妄殺無辜。滿保平定朱一貴起義後，蔡世遠再次修書，提出安台策略。蔡世遠兩封書信所提建議皆被滿保採納。不久後，蔡世遠做贈序與黃侍御巡按，分析台灣動亂主因在官吏，力主保留台灣。可以說，雖然蔡世遠並未像藍鼎元一樣，親到台灣平定叛亂、參與安台治台，但是他通過三篇文章卻也對安定台灣做出了一定的貢獻。這三篇文章的內容可以說是其為政以德論在政治實踐的體現。
滿保赴台之前，蔡世遠在給他書信中說道：「但私心所慮者，恐土崩枕藉垂勢追逐，不免過於殺掠耳。」明確說他憂慮無辜百姓在戰亂中不幸被錯殺、擄掠。因而，他又說道：「昔曹武惠將破江南，忽一日，稱疾不視事，諸將咸來問疾。告之曰：『吾之疾非藥石可愈，但願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後，不殺一人，則疾自愈矣。』後果守其言。虞詡戒諸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虧所悔，為朝歌長時，殺賊百餘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不增一口，知獲罪於天也。』台灣吾故土故民，但為一時脅驅所迫伏望嚴仿將士，並移檄施藍二公．約以入台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武惠之仁風復見於今，永無虞詡朝歌之悔矣。」在信中，他詳述了歷史上的兩個事例——「武惠之仁風」和「虞詡朝歌之悔」。武惠為北宋開國名將曹彬的謚號。曹彬奉命攻打南唐時，軍隊長期圍困金陵城。曹彬常命令將士緩攻，希望南唐國主能主動投降。後來，金陵城攻破在即，曹彬忽然稱病不理軍務，諸將前來探望。曹彬對眾將說：「我的病並非藥石可以醫治。但願諸位能誠心發誓，破城之後，絕不殺一人，那我的病就會不藥而癒了。」破城之後，眾將士都信守諾言，並未濫殺無辜。這就是「武惠之仁風」的由來。虞詡為東漢時期官員。漢安帝時，他出任朝歌令，奉命平定朝歌的叛亂。他招募了一百多人，命他們假扮叛賊在城中行走，然後再命將士將他們拿下，眾叛賊因而驚駭退散。虞詡臨終時，對兒子虞恭說道：「我一生為朝廷辦事，正直無私，無愧於心。唯有在朝歌時殺賊百餘人，其中可能有冤屈者。這二十多年來，我們家再沒增添一丁一口，這是我獲罪於天的緣故啊。」這兩個故事都說明了一個觀念，不可妄殺無辜，否則自己和家人都會受到報應。這樣的故事無疑可以起到警戒作用。然後指出台灣是我國領土，島上居民是我國同胞，他們參與叛亂只是被脅迫下的無奈之舉，並非真心。他請求滿保嚴厲約束將士，並命令水師提督施世驃和南澳鎮總兵藍廷珍二人，約定入台之後絕不能隨便亂殺一人。表達了他悲天憫人、仁民愛物的高尚情懷。
滿保平定朱一貴之亂後，蔡世遠又修書一封。在蔡世遠看來，朱一貴一眾人等不過是草寇，不足為懼。其言道：「是役也，不患台寇之未平，而患山寇之竊發。」指出最值得擔憂的是未平定朱一貴等人時，台灣又發生民變，真是「平台匪易而安台實難」。他詳細分析台灣的現實情況道：「台灣五方雜處，驕兵悍民，靡室靡家，日相哄聚，風俗侈靡。官斯土者，不免有傳舍之意，隔膜之視，所以致亂之由。」在他看來，台灣發生動亂的原因至少有三點：第一，台灣島上居民來自各地，成分混雜，兵士們驕橫難管，百姓強悍不馴；第二，他們在台灣沒有家世，時常聚在一起起鬨鬧事，風氣奢靡；第三，到台灣任職的官員，又把台灣當做驛站一般，沒有長期打算，對當地民眾和屬吏沒有足夠了解，關係疏遠。針對這幾點，他提出安台的建議。其言道：「今茲一大更革，文武之官，必須慎選潔介嚴能者，保之如赤子，理之如家事。興教化以美風俗，和兵民以固地方。內地遺親之民，不許有司擅給過台執照，恐長其助亂之心。新墾散耕之地，不必按籍編糧，恐擾其樂生之計。三縣縣治，不萃一處，則教養更周。南北寬闊，酌添將領，則控馭愈密。」其建議雖短，卻大致包含六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澄清吏治，文武官員必須選用廉潔、正直、嚴格和有能力之人，而且要求他們保護台灣百姓如同保護出生的嬰兒一般，處理台灣的事務就像處理自己家裡的事一樣。第二，振興教化，敦化風俗，使兵民和睦相處、地方安定穩定。第三，實行限渡政策，禁止有司擅自發放過海去台灣的證件，避免內地不法分子煽動、助長台灣居民的動亂之心。第四，鼓勵開墾荒地，新開墾的零散耕地不必根據戶籍入冊，即蠲免新墾零散耕地的賦稅，以確保百姓安居樂業。第五，台灣、鳳山和諸羅三縣的縣衙不宜集中一處，教化休養百姓會更為周全。第六，台灣島地形狹長，南北寬闊，東西窄，建議在南北方向增添駐軍，以增強防禦與控制。這些建議都十分獨到，而且已經超出其為政以德論的範疇。除了惠民愛民的建議外，他也有嚴格管控百姓的思想，對軍事防禦也有其獨到的認知。
後來，康熙皇帝考慮丟棄台灣，派人到台灣考察，蔡世遠又作《送黃侍御巡按台灣序》，再次分析台灣動亂的原因，為制定安台政策提供依據。其文曰：
「夫台灣鮮土著之民，耕鑿流落多閩粵無賴子弟，土廣而民雜，至難治也。為司牧者不知所以教之，甚或不愛之，而因以為利。夫雜而不教，則日至於侈靡盪逸而不自禁。不愛而利之，則下與上無相維繫之情。為將校者，所屬之兵，平居不能訓練而又驕之。夫不能訓練則萬一有事，不能以備御。驕之則恣睢，侵軼於百姓。夫聚數十萬無父母妻子之人，使之侈靡盪逸無相維繫之情，又視彼不能備御之兵，而有恣睢侵軼之舉，欲其帖然無事也難矣。今海氛已靖，台地又安，監司守令，皆慎簡之員，則所以教而愛之者必周。」
在他看來，台灣動亂的主要原因有三個：第一，台灣人口成分。台灣的土著很少，島上居民大多是從福建、廣東兩省遷移而來的無賴子弟，因而人口成分複雜，難以治理。移民人口多，導致眾姓混居，缺乏家族（宗族）的約束，各姓之間的矛盾也無人加以協調。第二，台灣的官員管理不得法。面對台灣複雜的人口構成，台灣的官吏們不僅不懂得如何愛護、教化百姓，甚至是只想榨取民脂民膏，因而官民之間沒有情感維繫。第三，軍隊驕橫、訓練無素。士兵驕橫，不參加訓練，因而不能在戰事中有所作為；士兵驕橫，時常欺壓百姓，軍民關係惡劣。這種情況下，台灣很難不出亂子。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蔡世遠認為台灣出現叛亂的責任主要在官吏和軍隊，所以他希望能夠吸取以往的教訓，審慎用人、澄清吏治，對百姓「教而愛之」。「教而愛之」四個字道出了其社會管理思想的核心觀點，體現了其主張為政以德的思想理念。
在與台灣相關的四篇文章中，分別體現了蔡世遠儒學思想的不同方面。《諸羅縣學記》以簡潔明了的文字表達了蔡世遠元氣宇宙論與復性明善論的核心內容；《與總督滿公論台灣事宜書》、《再與總督滿公書》、《送黃侍御巡按台灣序》則集中體現了其為政以德論思想，同時亦可視為其政治思想在社會管控上的實踐與變通。此外，《諸羅縣學記》亦是兩岸儒學交流的一個重要證據。
結語
總而言之，蔡世遠的收心養氣主張根本目的在於復性、重振理學，如其所言：「學者苟能純主敬之功，窮理力行，以復其性之本然，將歷聖相傳之道，萬古猶一日也。洛、閩之學，其復興乎？」學者如果能致力於主敬、窮理並且力行不怠，不僅可復性明善，更可傳承儒家歷代聖人之道，程朱理學亦可復興。蔡世遠的學生雷鋐曾描述其學說道：「吾師漳浦蔡文勤公由剩夫到北溪而步趨朱子者也。每言朱子之道大而能博學者，未能遍觀而盡職，然其要不外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而已矣。人苟不自甘流俗，奮然以聖賢為必可學而至，實用力於此吾人焉。如履康庄大道，目登堂而人室，自不為歧途曲徑所眩惑。」可見在其學生心目中，以主敬、窮理、力行為主要內容的復性明善論乃是蔡世遠思想學說的核心內容。
蔡世遠並非停留在個人修身養性的層面上討論復性明善，而是將復性明善與為政治民聯繫起來，強調修德在治國治民的功用，指出治國治民應以修德為根基，修德與事功殊途而同歸。因而蔡世遠談復性明善，並非不切實際的空談，更不是不重視事功。恰恰相反，他在大談復性明善的同時，亦十分重視事功。雍正元年到六年期間，蔡世遠專心輔導皇子讀書，為諸位皇子講解《四書》、《五經》、北宋五子之書及史籍等。在講學時，他注重闡發儒家思想，尤其是與修身、待人相關者；至於史籍之類的書，他則更注重講解治亂興衰、君子小人消長等道理。其將自己的文集命名為《二希堂集》。所謂「二希」，指「功業不敢望諸葛武侯（諸葛亮），庶幾范希文（范仲淹）；道德不敢望朱子，庶幾真希元（真德秀）」。其修編《古文雅正》時，強調「文雖佳，非有關於修身經世之大者，不錄也」。上述諸事均是有力的佐證。
【注】文章原載於《閩台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責編：齊雲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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