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與胡適：截然不同的兩個人也能成為朋友
周作人與胡適：截然不同的兩個人也能成為朋友
文/老張在路上
1967年5月6日下午。北京西城區新街口的八道灣衚衕11號，在這座周氏兄弟曾經兄弟怡怡同居的老宅里，周作人病發猝死，走完了「壽高多辱」的一生。
時間往前推五年，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中央研究院開酒會時心臟病猝發病逝於台灣省台北市南港區。蔣介石前往祭弔，並親書輓聯一副：適之先生千古，新文化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新思想的師表。然後蔣在胡適去世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聞胡適心臟病暴卒，對革命事業確實去除了一個障礙。
胡適和周作人的交往最早始自1917年。
這年年初，在家鄉紹興教書的周作人，從其兄魯迅寄來的《新青年》雜誌上讀到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等文，對其中「今日當以白話文為正宗」的主張大為讚許。4月間，周到北京大學任職，在文科學長陳獨秀處得知留美青年胡適的若干詳情。9月，胡適應聘進北大，在一偶然場合，與周作人初遇，其時周33歲，胡26歲。
此後，二人同為文科教授，不時相遇於馬神廟的教員休息室：「卯字型大小」。
新文化運動步入高潮後，新舊對立，胡、周二人共處同一營壘。胡適倡行白話文，較為偏於文字形式的變革，而對文學內容的革新則闡發不足。周作人於1918年12月發表《人的文學》一文，主張一切文學都應以人道主義為本。胡適盛讚該文是「關於改革文學內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
「五四」前夕在有關婦女、兒童問題的討論中，胡、周就「貞操問題」「老子與兒子」等敏感話題屢發新論，一時驚世駭俗。
胡適熱衷「詩體解放」，嘗試著創作白話新詩，周作人儘管知道自己並非詩人，竟也陸續發表數十首新詩，投身胡適「實驗」之中。
1919年春天，周作人在《新青年》六卷二號發表新詩《小河》，詩中寫道：
一條小河，穩穩地向前流動。
經過的地方，兩面全是烏黑的土；
生滿了紅的花，碧綠的葉，黃色的果實。
一個農夫背了鋤來，在小河中間築起一道堰。
下流幹了；上流的水被堰攔著，下來不得；
不得前進，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亂轉。
水要保他的生命，總須流動，便只在堰前亂轉。
堰下的土，逐漸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這堰，——便只是想流動，
想同從前一樣，穩穩地向前流動。
……
胡適在《談新詩》中予以甚高的評價：「這首詩是新詩中的第一首傑作，那樣細密的觀察，那樣曲折的理想，決不是那舊式的詩體詞調所能達得出的。」
胡適留學美國，性格偏「熱情」，樂觀、自信，喜歡介入政治，儼然「國士」，胡適自言「我相信多事總比少事好，有為總比無為好」，信奉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
周作人留學日本，性格偏「冷漠」，內向、悲觀，一生信條是「疾虛妄」，周作人提倡苦茶主義，自稱老僧，「當於瓦屋紙窗之下」，「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會永久。」
就是這樣截然不同的兩個人，性格不同，志趣不同，人生的道路也不同；政治上有分歧，學術上有爭論，但兩人卻成了朋友，友誼卻從未中斷。
1921年，胡適曾推薦周作人去燕大任「中國文學」一門的主任，待遇極佳，周作人因生病沒有上任，一年後，（1922年3月4日），胡適又把周作人介紹給燕大校長司徒雷登。
胡適說過這樣的話：「啟明在北大，用違所長，很可惜的，故我想他出去獨當一面。」
周作人的三弟周建人學歷低，又不願意出來找工作，天天在家吃閑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很不滿，連周建人的妻子芳子也對丈夫很不滿意，周作人托胡適幫弟弟找工作，胡適推薦周建人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
1929年，胡適在上海發表《人權與約法》等系列文章。言辭激烈的批評惹惱了國民黨政府。教育部發文要撤掉胡適中國公學校長一職，中央黨部也聲稱要嚴辦胡適。
周作人在報上看到消息後，立即給胡適去信，勸胡適「還是小心點好」，希望胡適「毅然決然拋開上海的便利與繁華，回到蕭條的北平」，集中精力和才力，安心做學問。
胡適從信中讀出了周氏對自己的情誼，他回信說：
「生平對於君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隔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至深。此次來書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願望，歡喜之至，至於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見信。」
1934年1月13日，周作人在《人間世》發表《知堂五十自壽詩》：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
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
老去無端玩骨董，閑來隨分種胡麻。
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吃苦茶。
胡適於1月17日依韻作《和苦茶先生打油詩》：
先生在家像出家，雖然弗著舍袈裟。
能從骨董尋人味，不慣拳頭打死蛇。
吃肉應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種芝麻。
想來愛惜紹興酒，邀客高齋吃苦茶。
第二天，胡適又依舊韻和了一首五言詩：
老夫不出家，也不著袈裟。
人間專打鬼，臂上愛蟠蛇。
不敢充幽默，都緣怕肉麻。
能幹大碗酒，不品小盅茶。
周作人收到胡適的詩後，也回了一首《為適兄再續八句》：
雙圈大眼睛，高軒破汽車。
從頭說人話（劉大白語），煞手揍王巴（謬種與妖孽）
文丐叫連天，詩翁滿地爬。
至今新八股，不敢過胡家。
3月5日，周作人給胡適寫信，附上所作牛山體詩一首：
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談狐說鬼尋常事，只欠工夫吃講茶。
胡適收到後，疊韻作答：
肯為黎渦斥朱子，先生大可著袈裟。
笑他制欲如擒虎，那個閑情學弄蛇？
絕代人才一丘貉，無多禪理幾斤麻。
誰人會得尋常意，請到寒家喝盞茶。
1935年新年，胡適做了一首和周作人的賀年詩：
可憐王小二，也要過新年。
開口都成罪，抬頭沒有天。
強梁還不死，委屈怎能全！
羨煞知堂老，關門尚學仙。
一方面，胡適不能認同周作人安於「吃苦茶」的閑適，認為這種消極無為於世無補；另一方面，胡適又覺得，在「開口都成罪」的不自由社會，「關門尚學仙」的知堂老人也確實值得自己的羨慕。
周作人知道胡適熱心政治，喜歡管「閑」事，他為之惋惜。在他看來，倘若胡適安心做學問，靜心寫文章，他的成就將不可限量。「至今新八股，不敢過胡家」，評價極高。
1937年盧溝橋事變，抗戰全面爆發，北京大學撤離北京，到昆明組建西南聯大。周作人則滯留北平，一是迫於家累，一是受北大校長蔣夢麟之託照看北大圖書館。然而，老僧雖欲飲苦茶，雨庵卻難擋風雨，各方政治勢力都在關注周作人的選擇。
1938年，胡適在倫敦給苦住在北京的周作人去了封信，信里是一首八行詩：
藏暉先生昨夜作一個夢，
夢見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門去，
飄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萬里豈不大辛苦？
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
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
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
顯然，胡適是在勸周作人要「識得重與輕」，千萬不能當漢奸。此時，面對山河破碎，國勢飄搖，胡適入世從政，接任美國大使，只是因為「此時當一切一切以國家為前提」。
「藏暉」是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留學日記用的筆名。周作人自然知道是誰？他收到信後，回了一首詩：
老僧假裝好吃苦茶，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
近來屋漏地上又浸水，結果只好改號苦住。
晚間拼好蒲團想睡覺，忽然接到一封遠方的話，
海天萬里八行詩，多謝藏暉居士的問訊。
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腳卻不能做到；
並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還只能敲木魚念經，出門托缽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終是個老僧，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在詩里表明「老僧始終是個老僧」，其實是暗示胡適，自己不會當漢奸的。周作人將這首詩寄到華盛頓的中國使館，轉交「胡安定」收。胡安定是胡適的一個別號。
1938年9月30日，周作人將此番唱和詩刊載於《燕京新聞》第一期，冠名《方外唱和詩鈔》。所謂「方外」，是相對「方內」而言。《莊子?大宗師》篇曰：「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方，乃塵世，世俗秩序、邦國律法總稱。
遺憾的是，由於使館人並不知道胡安定是胡適，這封信被扔在一旁，一年後才由一位胡適的熟人交到胡適手裡。其時，周作人已經落水。
1939年元旦，有自稱是周作人學生的李姓客人求見周作人，見面後突然掏槍將他擊倒。子彈命中銅扣，周作人僅受輕傷。關於刺客身份，周作人認為是日寇派出，對他進行恐嚇，也有人認為是抗日誌士恐他「落水」投靠汪偽政府，還有人說這是軍統特工所為，至今成謎。
隨後，周作人決定接受汪偽職位，並做「元日感事詩」寄給胡適。前後兩封信箋一同交於胡適，對此，胡適在1939年12月13日作詩《無人認得胡安定》：
兩張照片詩三首，
今日開封一惘然。
無人認得胡安定，
扔在空箱過一年。
在日記里，胡適做了一點說明：「周知堂去年九月寄一信一詩，又今年一月被刺後二詩和照片兩紙，信封上寫『Dr.A.J.Hu，胡安定先生』，由華美協進社轉。孟治兄不知是我，故擱到今天才轉來。（最近他問我，我叫他寄來）」
這是周作人收到的胡適的最後一封信。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胡適回任北大校長，此時周作人正在南京受審。俞平伯曾懇請胡出面救助，因為「知知堂者莫如先生」。
胡適並未割捨與周的情誼，不過，在公開場合胡對「周案」較為審慎，尤其傅斯年為此提醒他「莫授人以柄」之後更是如此。對於「周案」審理，胡只做了一件事：以北大名義覆函法院，證明淪陷期間校產及圖書「尚無損失，且有增加」。該證明為減判周的刑期不無作用，胡因而招致輿論譏刺。
1949年1月，周作人被保釋來到上海，而胡適逃離北平，南下抵滬。此後兩月余，二人同在一地。據載：胡幾次約周聚談，周均辭謝，胡又託人勸周往港、台任教，周不想淪為「白俄」，反而托友人勸胡「回北平至少也不要離開上海」。
胡適、周作人從此未曾再見面。
多年後，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稱，「詩里所說的事全然不清楚了」。事實上他並沒有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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