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和北大的歷史情結：從浙大走出的八位北大校長
就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歷史而言，西周時已有太學之名，公元前124年，設五經博士。自魏晉至明清時，或設太學，或設國子監，名稱不一，但都為傳授儒家經典的最高學府。至近現代，被世人公認的我國4所高等學府為：天津海關道盛宣懷創辦於1895年的天津西學學堂（天津大學的前身）和創辦於1896年的南洋公學（交通大學的前身），廖壽豐、林啟創辦於1897年的求是書院（浙江大學的前身），1898年光緒皇帝令建的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那麼，浙江大學及其前身和北京大學及其前身有著何等密切的淵源關係呢？現就在浙江大學學習或任教任職過的「浙大人」在北大及其前身辦學史上所作的貢獻作一簡述：
第一位校長：勞乃宣，浙江桐鄉人
1901年10月起先後出任浙大前身浙江求是大學堂、浙江大學堂總理(校長)。1911年11月他被清廷命授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總監督(校長)，後又兼任光緒真妃的教師和學部副大臣，力主文字簡化改革，與趙竺園在京設簡字研究會，成為中國漢語拼音史上正確解決方言與共同語關係問題的第一人。
第二位校長：何燏時，浙江諸暨人。
何燏時是求是書院首屆內院生。1898年清政府選派學生留日，他和陳榥等4人以優異成績入選，受政府公派首開留學日本之先河。到日本後，他先進預備學校學日語，1899年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學習，1902年考進東京帝國大學工科採礦冶金系，1905年7月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獲工科學士學位。他是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正規大學畢業第一人。1906年回國後，任浙江礦務局技正，同年調北京任學部專門司主事兼京師大學堂教習。1907年他奉命到日本考察大學制度，籌劃圖書設備及建築事宜，歷時數月，返國後就任京師大學堂工科監督(即工學院院長)，兼新校舍建築主任。在其主持下，1909年建成京師大學堂德勝門外新校舍，1910年2月京師大學堂正式成立經、法政、文、格致(理科)、工、農、商等7科，由此初具大學規模。因他為大學堂初創及教學立下汗馬功勞，熟悉大學教育事務，於1912年11月接任馬良校務，成為北大百年辦學史上由浙大前身校友長校之第二人。
1913年秋天，教育部為減省經費，幾次要停辦北京大學，欲將之併入天津北洋大學，遭到何燏時及全校師生反對。何為此給大總統呈文，曰:「辦理不善，可以改良；經費之虛糜，可以裁節；學生程度不齊一，可以力加整頓，而唯此一國立大學之機關，實不要遽行停止。」由於何燏時和全校師生的堅決反對與社會輿論的壓力，當局準備裁併北大的企圖被打消。
何燏時任職京師大學堂和出掌北大時，正值北大逐步走向正規大學的關鍵時期，學科的設置，校舍的興建，經費的籌集，風紀的整頓，學制的改革，學校的保全，何皆與有力焉。他且又以校長之力，延攬許多人才到北大任教。據沈尹默回憶，馬裕藻、沈兼士、錢玄同及他自己，皆由何延攬入北大。
第三位校長：司徒雷登，浙江杭州出生
1876年6月，司徒雷登生於杭州，父母均為美國在華傳教士。1904年開始在中國傳教，曾參加建立杭州育英書院（即後來的之江大學）。1908年任南京金陵神學院希臘文教授。1918年，北京有兩所教會大學決定合併：一所是匯文大學，一所是協和大學。這兩所私立大學在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後試圖合併，卻因內在矛盾太多，多次協商未果。直到1918年才達成妥協，決定選聘一位與原來兩校都沒有關係的人擔任校長。此時司徒雷登在南京神學院執教多年，成為新校長的最佳人選，但幾乎所有朋友都勸他婉拒。而他最終接受了這個挑戰。1919年元月，司徒雷登北上，會見即將合併的兩校有關人士，經多方斡旋，成立了由蔡元培等五人組成的校名委員會，最後採納了誠靜怡博士的建議，以「燕京大學」為校名，同時也解決了其他矛盾。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燕京大學第一任校長。1919年起任燕京大學校長、校務長。在司徒雷登的建議下，1922年，燕大「宣布廢除強迫學生參加主日儀式和教堂禮拜等宗教活動的規定，第二年，又作出了削減學生必修的宗教課程時間的決定」。再後來，必修的宗教課程又改成了選修，同時加強了中國文學、中國歷史等課程的分量。除此之外，為讓燕大更加「中國化」，司徒雷登在校園建設上不僅全盤採用中式建築，還大量啟用中國教職人員，像著名史學家、教育家洪業就被任命為文理科科長(又稱教務長)。
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學，校址在北京東城的盔甲廠，規模很小，從1922年起，他15年內往返美國10次，募捐籌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萬美元。這在當時幾乎是個天文數字。有了經費後，他決定給學校另選新址。經過數年建設，1929年新校址正式投入使用。燕京大學校園的建設，融合了中西文化，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
1945年，日本投降後獲釋的司徒雷登繼任燕大校長（後為校務長）。
1946年任美國駐華大使，同年，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授予杭州市榮譽市民。 1949年8月離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燕大教授和畢業生有56人先後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和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若按畢業人數相比，燕大無疑為翹楚。也就是說，這所規模並不宏大的大學，當年居然成為國內一大人才中心，僅全國著名教師便有胡適、吳宓、聞一多、馮友蘭、鄭振鐸、周作人、錢穆、錢玄同、俞平伯、朱自清、顧頡剛、金岳霖等。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調整，燕京大學相關學科分別併入中央民族學院、中央財經學院、北京大學，其校園也即今天的北大「燕園」。1962年，司徒雷登在美國華盛頓去世。2008年，在美國駐華大使雷德、燕京大學老校友們和杭州市民的注視下，闊別中國60年的司徒雷登之魂，再度回到了中國杭州。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葬於杭州半山安賢園。墓碑上寫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第四位校長：陳大齊，浙江海鹽人
1901年，陳大齊進入浙大前身浙江求是大學堂學習，1903年夏赴日留學，1912年獲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學士學位，同年回國後，任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學校校長。1913年春調北京，次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1921年秋，陳大齊遊學德國，翌年冬回北大任哲學系系主任。1927年任北大教務長。1929年初，任北京大學校長。1929年9月，蔡元培被任命為北大校長，未到任前由陳大齊代校長，直至1930年12月蔣夢麟接任北大校長為止。陳大齊在北大任教、任職長達16年，長期主持北大校務， 特別在北大師生和北平各校師生一起反對「合併改組』』的「復校運動」時，為培養人才、穩定教學秩序及學校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第五位校長：蔣夢麟，浙江餘姚人
他於1902年考入浙江大學前身浙江高等學堂讀書，1904年進入上海南洋公學，1908年自費赴美留學，於1917年6月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回國，先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 1919年夏天，蔡元培因支持五四運動離職，委託蔣夢麟進京代掌北大校務。同年秋天，蔡元培回北大，蔣夢麟被聘為總務長。蔣夢麟是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得意弟子， 1923年1月，因北京政府逮捕在北大兼職的財政總長羅文乾等事，蔡元培又憤而提出辭職，北大校務之重擔落到了蔣夢麟的身上。同年7月20日，蔡元培離職赴歐。l923年12月27日，教育部正式任命蔣夢麟為北大代理校長，這一代理校長之期長達四五年，為20世紀20年代北大辦學史的輝煌一頁作出重大貢獻，被師生們譽為「北大功臣」，而他卻自謙為「北大功狗"。
1927年6月至1928年10月，蔣夢麟被任命為國立第三中山大學校長及改名後的浙江大學的校長。1930年12月至1945年6月，他又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成為接任北大代理校長和校長任期最長的一位「浙大人」。
第六位校長：馬寅初，1882年出生於浙江嵊州市
1905年考入北平大學，1907年獲北平政府官費留學美國，先後獲耶魯大學經濟學學士，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
1915年，他抱著富國強民的心愿回到祖國的懷抱，先在財政部供職 1916年應蔡元培之聘到北大經濟系任教授。1919年被教授會推選為北大第一任教務長。1927年離北大來浙江任政府委員等職。1929年任南京中央政府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委員長，並在南京中央大學經濟系兼主任。1932年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並主持研究工作。1936年5月，應竺可楨校長之請，來浙大作題為《中國金融問題》等兩次講演，1940年，因他痛斥「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罪行被捕而軟禁於貴州息烽軍統集中營，後轉上饒集中營，1 942年才被釋放。1948年深秋一個夜晚，浙大學生自治會為馬老舉辦營火晚會，他發表了以《條條道路通向共產主義》為題的演講。1949年6月，因竺可楨離職，浙江省人民政府任命馬寅初為浙江大學校長兼校務委員會主任。
1951年5月，馬寅初被調任北京大學校長。1957年，他發表《新人口論》，受到無理的批評，並於1960年3月被迫辭去北大校長職務。1979年，《新人口論》得到人們的公認，同年9月，黨中央批准北大為馬老平反的報告，並由教育部任命馬宙初為北大名譽校長。
馬寅初校長實事求是，疾惡如仇，辦事認真，身體力行，深受浙大和北大師生的尊崇和愛戴，成為兩校辦學史上專業和管理雙輝的富有個性的一位校長，是弘揚浙大倡導的求是精神的光輝典範，其高尚品格、偉大形象亦長留兩校師生的心中！
第七位校長：吳震春，浙江餘杭人
字雷川，他於1898年中進士，任翰林院編修。1906年至1910年任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學堂總監督（校長）。他秉承林啟倡導的求是校風，制定「自治自覺」的教育方針，使監督、教師和學生處於和諧的教學氛圍中。如就任後第一屆畢業生舉行「送別餐」，他到師生各席去敬酒，令師生感動不已，一時傳為佳話。1926年，吳雷川調任燕京大學任教授、副校長，1929年升任校長。他繼承、弘揚與「嫁接」母校的求是精神，給燕大題寫「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9個字為校訓，並給全校師生作校訓的解釋性演講，給師生以極大的震憾。1941年12月，燕大被日寇查封，日偽陰謀利用吳校長聲望，強請出任偽職。他秉承母校的求是精神，嚴辭拒絕，並將所藏典籍悉數捐贈北海公園內之松坡圖書館。他移居館內，以書字為生，清苦自持，直至謝世。吳雷川是兩大辦學史上弘揚求是精神的光輝典範。1952年院系調整時，燕大文、法、理學院併入北大，自此燕大停辦。因此，吳雷川也是北大辦學史上浙大調任的「半個校長」吧。
第八位校長：林建華，山東省濰坊市高密市人
今年60歲的林建華，是「老北大」。1978年至1986年，在北大化學系，林建華先後獲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博士畢業留校任教。在北大，林建華一直做到常務副校長兼教務長，直到2010年被任命為重慶大學校長。2013年06月至2015年02月浙江大學校長。2015年03月為北京大學校長。
傳播與「嫁接」求是校風浙江大學從其前身求是書院起，書院創辦人林啟就倡導「為人群服務為己任」的艱苦樸素的校風，並百十年經久不衰。竺可楨到浙大不久，在對《新生談話會訓辭》中說：「浙大的精神可以『誠』、『勤』兩字表示」，「學生不浮誇，做事很勤懇，在社會上聲譽亦很好。」為了繼承和弘揚這種優良傳統，一代又一代校長，一代又一代求是學人，自覺奉行與弘揚求是校風，竺可楨更是身體力行，並於1938年在廣西宜山定「求是」為校訓。1939年，竺可楨作了題為《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的演講，後又作《科學之方法與精神》的專論。在這些精闢的論述中，他解釋道：「求是」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探求真理，「求是」精神就是奮鬥精神、犧牲精神、革命精神、科學精神。他認為，求是的路徑，中庸說得最好，就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多少年來，竺可楨概括與弘揚的「求是」校風早被「浙大人」向世界傳播開去，有的還「嫁接」到自己掌管的領地，形成一種新的風氣。如上述的6位求是學人和校友，都受到過母校「求是」校風的熏陶，其心靈深處都不同程度地閃爍著求是精神的光芒。下面僅舉兩例： 在何燏時執長北大校務時，權貴子弟學生的種種惡習仍嚴重影響教學水平的提高。他學習與發揚母校的求是校風，不怕保守與權貴勢力的掣肘，刻意改革，整頓秩序，嚴格規章，從而使學校走上正軌。為提高本科生的素質，他學習林啟招生中堅持「擇優錄取」的原則，不怕預科生的圍攻脅迫，規定預科生也要經考試合格才能升入本科。為了解決師生的宿舍，他請求政府恢復建築工程，他苦心經營而竣工的新校舍卻被袁世凱政府劃撥陸軍講武堂用，加上新任教育總長汪大燮為減教育經費，不顧師生反對，想將北大併入天津北洋大學。對於這些原則問題，何燏時堅持「求是」，不怕丟官，據理力爭，終於保住了北大。但他已感身心疲憊，灰心失望，於1914年初辭職離任。 蔣夢麟是一位實績豐碩的著名教育家。在北大長校期間，他秉承母校的「求是」精神，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16字方針。他把竺可楨解釋的「求是」途徑「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作為北大的校訓。抗日戰爭打響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南遷長沙，共同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臨時大學遷往昆明，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蔣夢麟明察時勢，適時提出「剛毅堅卓」的校訓，以維繫中華高等教育的命脈。從這兩個校訓的精神內核來看，就是求是精神「嫁接」北大辦學史上的成果。 求是書院及改名後的浙江高等學堂學生，在林啟倡導的求是校風影響下，積极參加各項社會活動，如課餘組織「讀書會」和「勵志社」，開闢書報閱覽室，傳播中外先進學術思想，普及民權思想；積极參加「白話報」運動和「護路拒款」運動，抵制英國借款修築蘇杭甬鐵路等，使學校成為杭州暨浙江傳播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基地。這些愛國民主革命思想通過「求是學人」（包括幾位創校初期的校長、文科和工科學長及有關浙大前身的教師）傳播開去，帶進了北大，對北大的愛國民主運動無形中產生一些影響。如：1917年任文科學長的陳獨秀是求是書院學生。他在五四運動中高舉「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使運動由初期「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政治運動，逐漸向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發展。這場運動首先在北京爆發，很快波及杭州，浙大工學院和農學院前身的浙江中等工業學堂、浙江中等農業學堂師生立即響應遊行示威，逐漸形成一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隊伍。翻譯了中國第一篇《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是之江大學的學生，民國4年（1915年）1月，赴日本留學，先後在東洋大學、早稻田大學、中央大學等校學習文學、哲學、法律等並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民國8年（1919年）5月回國；同年6月，任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國文教員。1920年12月起，負責《新青年》的編輯工作。民國9年（1920年）5月，與陳獨秀等在上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並參與社會主義青年團籌建工作。同年春翻譯並出版了《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8月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民國10年脫離共產黨。
此後在「九一八」日寇入侵、「一二九」運動和抗日戰爭期間的「倒孔」運動中，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北大（西南聯大）和浙大學生都堅持求是精神，走在運動的前面，形成南北呼應的愛國民主運動的洪流。1947年10月29日，浙大學生於子三被害，把「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運動推向高潮，北大師生也積極聲援浙大師生的鬥爭。由於兩校師生堅持求是精神，愛國民主運動旗幟鮮明，始終站在全國高校的前列，因此被人稱譽北大為北方的「民主堡壘」，稱譽浙大為南方的「民主堡壘」。
也許說世界上恐怕從來沒有一所大學能如浙大這樣，與一個民族的命運如此緊密相連、休戚與共都不過分吧。
文章來源：楊文壽 楊耀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