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後期官員的腐敗墮落
嘉靖年間文學家何良俊回憶說：明朝前期的官員，深受理學教育熏陶，從來看淡財富田產，最重氣節名譽。就算在松江這樣的富庶地區，當地周氏曹氏蔣氏這樣世代官宦的名門，生活水平也就中等人家等級。誰要敢做官時貪圖享受經營產業？必然會被集體鄙視。那時士大夫們的剛正表現，正是這清廉自守的信仰支撐。
但從嘉靖年間起，明朝商品經濟高速發展，朝堂上的傳統信仰，也全沖得七零八落。官員從中進士開始，就忙著買田置地，有的甚至借權勢插手各類生意。社會風氣也是大變，《新會縣誌》記載：明代早期時，如果有清官辭官回家，鄉鄰們都引以為榮。但到了嘉靖年間時，如果官員回鄉後沒帶回錢，必然要被街坊四鄰嘲笑，「清官」幾乎成了「傻官」的代名詞。蠅營狗苟的風氣，從此開始到處刮。嘉靖年間還是青年的張居正，就曾一語嘆息當時的亂象：「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 財貨上流, 百姓嗷嗷, 莫必其命, 比時景象, 曾有異於漢、 唐之末世乎? 」——基本就是金錢開路。
好在那個時代，明王朝的行政體制還算運轉良好，從嘉靖晚期嚴嵩倒台起，經過高拱、張居正等改革家的鐵腕整頓，以考成法等嚴格律令，將明朝官員們嚴格監管，也成功一掃嘉靖年間的齷齪風氣，有了「隆萬中興」的輝煌。但張居正過世後，親政的萬曆皇帝，動輒就幾年不上朝，雖說大權牢牢捏在手裡，明王朝的行政效率，卻是嚴重減速，所謂的嚴格監管，當然也成了浮雲。既然國家大事歇了業，當年追求清廉報國的官員們，這下當然瞪圓眼睛撈好處。
於是，這個時代的大明朝，江河日下的年月里，也成了士大夫們生活豐富多彩的年月。朝堂上拉幫結派，互相拆個台搞個黨爭，嘴裡江山社稷，謀的卻是自家利益，享樂奢靡風氣更是大起。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就親筆記錄了他參加過的明朝官場飯局：有時都是在「宮殿般的船舶」上，餐具全是金銀器皿，菜肴堆得像「修建一個小型的城堡」。熱鬧的宴會要持續一整夜，除了美食還有歌舞遊樂。為何敢這麼奢靡？因為「開支全由公家支付」。
而且別看晚明末世時，他們各個遇事唯唯，撈好處卻絕不手軟。比如明末江南的官宦世家，華氏每年收租有八十七萬兩，錢家土地橫跨三州，每年地租近百萬兩白銀。陳家的宅院巍峨無比，比各地藩王都闊氣。朝中的各位官員呢？每天在崇禎面前糊弄的他們，大把的錢往家裡摟，以至於李自成佔領北京後一頓抄家，竟在官員們家裡抄出七千多萬兩白銀，是明朝亡國前夜，宮廷府庫存銀的三百五十多倍。
等到不久後清軍入關，中華大地山河變色，明朝朝堂士大夫的「不要臉」，卻是更突破尺度。南明初建的時候，就拉幫結派繼續掐，為了個人手裡權力，不惜煽動軍隊嘩變，直接給清軍南下大開方便之門。待到清軍橫掃東南，滿臉忠君報國做派的他們，這時爭先恐後求投降，正是「清流不如青樓」。諸如錢謙益陳名夏等「士林領袖」們，更是投降了都最終不落好，不是凄然而終，就是獲罪身死——做叛徒，都這麼不受待見。
雖說歷代王朝覆滅，常見朝堂士大夫們的「不要臉」，但如明朝士大夫這般墮落速度之快，卻簡直青史罕見，細看其中過程原因，更是滿眼觸目驚心。
所以不難理解，為何李自成攻取北京時，甚至清軍南下時，這些高官厚祿的士大夫們，竟是醜態百出：報國的信仰早就是浮雲，一生做官只為權和財，跟誰不是升官發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