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經驗構建本土社會學
改革開放後，社會學研究方法是最先啟動的研究方向，在20世紀80年代可謂獨領社會學研究風騷。作為社會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學研究方法的開展究竟是純粹的學理積累，還是經世致用的工具？40年來，這個問題一直沒有確定的答案。
關注經世致用訴求
20世紀80年代，經世致用被認為是社會學研究的初衷，這在當時是學界和政界的共識。1980年，費孝通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討論社會學的研究規劃時說：「對於我國的社會情況，在很多方面還是停留在毛主席當年指出的『一知半解』的狀態。所以要在我國建立社會學，還必須從搜集材料的工作做起不可。從社會調查入手也是符合實際的辦法……通過社會調查，我們才能有系統地、比較全面地反映客觀存在的社會情況。」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社會發展面臨很多以前未曾遇到的新問題。於是，社會學研究方法作為了解社會的科學方法，最早被提上日程。1981年，胡喬木在與社會學工作者座談時指出：「現在的問題在於我們對20世紀下半期以來所發展起來的許多方法太不熟悉了……我們需要首先掌握現代社會學所積累起來的資料和它所使用的方法。」
因此，改革開放伊始，社會學便在實際運用中有意識地強調社會學的經驗性和實用性，強調對具體社會問題的調查和對策研究。對國外社會學的學習和借鑒也側重於對技術性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學習。中國社會學學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先後於1980年和1981年，在北京舉辦了兩期社會學講習班，講習班以美國教授講授社會學定量方法為主，對後來一段時期的中國社會學發展方向有很大影響。
中國的治學傳統一直秉承的是為世事服務的實用主義，這種經世致用的學術傳統影響著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取向。費孝通作為社會學界的領軍人物，也認為社會學要從為國家建設服務的角度出發，「我們需要對當前現實的社會生活進行科學的調查研究，以便幫助黨和國家解決一些急迫的社會問題，掃除一些前進中的障礙，使社會的各方面都能沿著社會主義道路順利地向前發展。這是我們在這時候急切需要開展社會學研究的主要原因」。
關注學科建設訴求
20世紀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在社會各個領域走向深入，學術界也積極尋求與西方的對話。在對話過程中，中國社會學界對社會學研究方法的規範性提出質疑。於是，社會學研究方法並沒有沿著80年代初期的研究路徑，即大範圍地對各類社會問題進行定量調查，繼續發展下去，而是轉向強調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學科建設與學理積累。這與當時社會問題多樣化和與西方學界對話的關切息息相關。
社會學研究方法向學理至上轉型的背後，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社會學研究方法自身學科建設的訴求。社會學研究方法經過十幾年發展，逐漸顯露出不足。研究雖然已經形成諸多分支，但仍顯單薄，研究人員水平還比較低。在社會學方法的運用上，規範性不夠、研究質量不高、樣本的抽取不夠科學和嚴密、統計分析不夠深入等問題始終存在。由社會學方法自身不足所引發的討論，導致學術界內部要求加強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學科建設與學理積累。
二是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帶來了研究問題的多樣化。20世紀90年代後期，隨著改革開放政策在社會各個領域推向深入，社會問題也呈現出多樣化特徵。20世紀80年代盛極一時的通過問卷調查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研究路徑，在面對複雜多樣的社會問題時顯得捉襟見肘，解釋力不足。
三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努力加入WTO的訴求。中國希望更加融入世界，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學術界追求與西方學界進行對話，成為新的共識。學者們認為，如果社會學方法停留在問卷調查水平上，中國社會學就無法與國際學者在同等水平上進行對話。因此，社會學研究方法要在學理積累方面下功夫。
中國社會學要與國外學界進行對話，已經成為這一時期明確的追求和目標。這意味著改革開放初期所實行的社會學方法路徑的轉變。儘管當時也有很多學者提出，社會學要在與「國際通行的規範研究」接軌的同時，保持中國社會學研究的「特色」和「本土性」，但這樣的發問在當時並不是社會學界的主流話語。
重新發現中國社會
近年來，中國社會學界出現大量探討社會學本土化的文章，其中很多著重於對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反思。大部分學者認為，儘管社會學研究方法本身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問題，但是總體來說，我們仍然處於社會調查的繁榮階段。
不可否認的是，社會學研究方法經過40年發展，取得的進步是驚人的。尤其是一系列全國範圍的縱貫調查，使得針對中國社會變遷和社會發展的科學化研究成為可能。但是，令中國社會學研究者苦惱的是，至今仍然沒有產生被西方主流學術界認可的中國社會學理論。對此，學者們的反思主要來自對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批評。
首先，在技術層面對社會學研究方法提出批評。社會學自改革開放以來，儘管研究方法有了很大的進步和發展，但是其自身也面臨著學科危機。比如，雖然目前社會調查中的樣本量逐漸增加，數據範圍由局部轉向全國，但是自行搜集一手數據從事研究的學者在日益減少，而使用官方二手數據的學者在增加。研究的層面呈現微觀化趨勢，缺乏宏觀視野和理論視域等。
其次，學者們也在質疑社會學研究方法對於現實生活的解釋力。很多學者批評當前社會學研究方法已經偏離了社會學的本土關懷，甚而認為正是社會學的「方法主義」取嚮導致了今日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危機。例如，渠敬東認為，任何精巧的方法都不能把握住我們全部的生活經驗。這些討論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代社會學研究者對如何研究中國社會的思考。
再次，學者們認為不是社會學研究方法出現了問題，而是研究水平出現了問題。謝宇認為，今天社會學的發展面臨的不是如何更好地研究中國的問題，而是如何做出世界公認的、一流水平的社會學研究的問題。中國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研究要與西方競爭，路徑應該是在汲取國際已有的有益學術成果基礎上，通過更為嚴謹規範的方法，進行中國的社會學學科知識積累，這樣才能獲得世界影響力。
以上爭論反映了中國社會學界與西方社會學界的學術價值取向存在的重大區別：中國的學術研究追求的是「本質地揭示現象」，而西方的學術研究更加註重「知識的積累」。因此，一項社會學研究有沒有價值、有多大的價值，中國和西方的社會學界評判標準是不同的；以「經世致用」還是以「學理積累」為標準評價中國社會學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也是不一樣的。
嵌入中國社會變遷
當代中國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發展成果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時代產物。經過了40年的學習和摸索，中國社會學研究方法在人才培養、學科體系構建等方面都有了長足進步，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發展也映射出強烈的時代特點：從改革開放初期問題取向的實用性，到致力於完善學科體系和學理積累的規範化建設。社會學研究方法在問題取向和學理取向之間的轉化，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變遷。
近年來，中國社會學界又展開了一場關於社會學研究方法的討論，各方都在反思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學研究方法的運用之路，檢討中國社會學研究方法中以美國定量化研究為主的取向。儘管論點不同，但是各方都認為中國社會學的定量研究方法潮流已經遇到危機，呼籲重新審視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歷史坐標，從而使社會學研究方法重新上路。
今天，儘管中國社會學研究方法已經擺脫了最初對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盲目崇拜和模仿，但是我們要極力避免另一種傾向，即社會學研究方法罔顧中國的現實社會關懷，變成純粹為與西方對話而進行的學理積累。不可否認，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固然十分重要，但社會學研究方法能否獨立於研究內容而存在，則是存疑的。社會學研究方法今後的發展究竟是問題取向還是學理取向，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們要以中國的經驗構建中國本土的社會學，並以此為世界社會學的發展作出貢獻。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