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軼事 我和我的書
某些愛好大概是天生的，比如我對於書的熱愛。
小時候，家裡並沒有什麼書。父親說，他的書在20世紀60年代末都賣給了廢品收購站，得了一百多元錢。按當時的物價折算，應該有不少書。80年代以後，家裡經濟條件有所好轉，父親陸續購買了一些傳統文史圖書。到了晚年，他才有安定的環境和餘暇閱讀這些他喜好的文史圖書。這是他歷經磨難困苦的一生中難得的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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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小學是在70年代，當時除課本外無書可看，我似乎對連環畫都沒有印象。1977年上初中，我突然就顯露出對書的熱愛。鎮上供銷社的一位退休職工利用書店的書辦了一個借書處（書店屬於供銷社），我應該是最忠實的讀者。有人開玩笑說，這個借書處全靠我才得以支撐下去。初三時，班裡有一個圖書角，書很少，我把那裡所有的書都看完了。
我也經常去鎮上唯一一家書店。所謂書店，只是供銷社的一角，書也不多。書店是閉架的，只能隔著櫃檯遠遠地望，有時請服務員拿出來看看，但次數多了服務員便不耐煩。自己買書，也是在初中開始的。那時，家裡經濟條件還不好，我並沒有零花錢，實際上也不需要零花錢，但只要我提出買書，父母總是很支持。
從初中開始到現在，買書也有差不多40年時光。我沒有統計過自己有多少書，大概不到一萬冊吧，並不算多。其中多數是我工作所需，還有一些業餘消遣的讀物，線裝書只有幾種，沒有什麼珍本、善本。現在藏書數萬冊的學者不在少數，十數萬冊的也不乏其人，並且不乏珍本、善本。無論是書的數量，還是珍稀珍貴程度，以及對購書的痴迷程度，我都不足道。但敝帚自珍，這些書是我的最愛，每一本書都有我的回憶。
年輕時，逛書店、書攤、書市是我的一大愛好，一段時間不去就覺得生活缺少了什麼。20世紀90年代以來，北京出現了不少自發的書攤。這種書攤我逛得最多，也最期待。當時，我住在五棵松路北金溝河附近。每到周末，附近的永定路從復興路口往北到金溝河數百米距離，道路兩側擺滿了書攤，都是就地擺攤，頗為壯觀。後來，先後遷移到玉泉路、八寶山等地，書攤越來越少，最終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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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這些書攤是我的愛好，當時還是單身，幾乎每個周末都去。這麼多的書攤，彎著腰或蹲下去一家一家看過去，實在很累，但就算沒有購書，也覺得愉快，何況購書還不少，好書也不少。比如，我曾經花10元淘到《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一輯）上下兩冊，分別以2元、5元、2元三次配齊《胡適來往書信選》上中下三冊。
品相不好是地攤購書常有的遺憾，不過我並非藏書，並不太在乎品相。90年代，我還常到北大及附近逛書攤，淘到不少好書。印象最深的是，在成府路一地攤以10元購得1936—1940年的《浙光》雜誌30餘期，系浙江地方銀行編輯出版，上面居然有我工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前身，即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藏書章。社科所在1937年「七七事變」後，輾轉到長沙、衡陽南嶽、桂林陽朔、昆明、李庄各地，其圖書還曾暫存貴陽花溪等地。抗戰勝利後遷回南京。1952年底遷回北京後，經濟所又幾經搬遷。這些雜誌隨社科所、經濟所經歷了戰火和多次搬遷，不知何時何故又從經濟所散出，見到時真是驚喜莫名。雖然我當時的研究範圍並不涉足民國經濟史，且因經濟有限，很少購買近現代史方面的書，但還是毫不猶豫地當即買下。
其他地方的書攤，我也曾專程前往。有一次，專門去東郊某集市內的書攤，購得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的回憶錄《韌的追求》。某次我從西四環的金溝河前往位於東四環附近甜水園的北京圖書批發市場。當時，地鐵一號線只到復興門，更沒有六號線，記得是從定慧寺（那時還沒有定慧橋）坐公交車到某地，轉9路車到金台路終點，再步行到圖書市場，路上花了很長時間。在圖書市場，見到若干簡陋的平房，轉了一圈，感覺不佳，也可能是因為路途疲勞。只記得買了一本影印的書，印象中這個市場好書不是很多。2002年後，我在甜水園住過8年，圖書市場後來改建為大廈，與我家近在咫尺，經常順便進去，但大概只買過三五本書。
著名的潘家園，我去得並不多，1996年後的購書目錄，發現只去過十餘次，購書五十餘冊，大多為普通常見書，好書並不多。蓋因我不能像一些淘書者在凌晨兩三點到達，等我到潘家園時，已九十點鐘，好書早已被人淘走。不過偶爾也會遇到好書，如1998年澳門基金會出版的《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一八八七—一九四六）》，在內地實屬稀見，卻在潘家園以5元購得。某次，在潘家園見到有經濟所經濟史前輩聶寶璋先生的資料卡片出售，攤主開價500元。500元現在不算什麼，但當時對我來說是一筆巨款，力不能購，心中甚為惋惜，悵然而去。
著名的琉璃廠，原來也常去。90年代初，中國書店在此辦過幾次書市，拿出很多庫存，場面火爆。有人從外地打飛的來購書，一些藏書家和愛書人多購得寶藏，至今津津樂道。我無意藏書，也無力藏書，每月區區百十來塊工資，有何財力藏書？每次只能力所能及地購置一些專業書和業餘消閑的書。後來，中國書店的舊書價格大漲，就幾乎不去了。倒是近年幾次路過和平門，便順道去中國書店逛逛。
2016年5月14日，我陪兒子去北師大附中參加小升初特長生初測，順道在中國書店琉璃廠店以100元購得《舊中國機制麵粉工業統計資料》。該書出版於1966年2月，幾乎全新，以現在的舊書行情，並不算貴，為吳承明先生擔任主任的研究室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之一種。該叢刊共七種，我僅缺此書，真是意外之喜。
當時，在店裡還看到了經濟史前輩章有義、宓汝成、從翰香幾位先生的藏書出售。章、宓兩位是經濟所的前輩。據說，50年代初，從先生也在經濟所工作，所里的經濟史曾有劃歸近代史所之意，她遂先行過去，但經濟史最後並未劃歸近代史所，而她也未回經濟所。每見前輩學人一生所聚藏書散出，我總是不由心生傷感。
2016年，科學出版社編輯李春伶女士向我徵詢出版經濟史資料，我建議出版這套「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並建議納入15種相關的圖書，並應邀撰寫出版推薦意見和序言。2018年，新版「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出版，總共收書22種，精裝2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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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書市我以前每屆必去，或去不止一次，也總有收穫，不過已好幾年不去了。出差時，也會抽時間去當地的書攤、書店，有時也能淘到一些書。購書後對書稍加整理，置於書架，看著好不容易淘來的書，不覺滿心喜悅。每次看到這些舊書，都能回憶起年輕時淘書的快樂。現在舊書價格大漲，雖然收入也增加不少，但按現在行情，有些舊書我是不會購買了。我有在扉頁記下購書時間、地點的習慣，若干年後或許成為這個城市書攤興衰的雪泥鴻爪吧。由於居所狹小，購書已比年輕時減少，並且基本上是網路購書，方便是方便了，卻少了很多淘書樂趣。不過，我依然會在書上記錄某年某月某日購於某某網某某書店。
我手裡的書，有的只在購入時翻過，有的只用以備查，有的認真讀過，也有少數包含了我的研究成果。我的一套《明史》，是在杭州大學讀本科時購置的，當時並沒有看過。直到1986年9月，我進入南開大學，跟隨恩師鄭克晟教授讀明史方向的碩士研究生，才開始認真通讀《明史》。除天文、五行、曆法、禮、樂等志外，其他的都逐頁逐卷地認真研讀了，做了許多標記，書中還夾了很多小紙條，以至於很多冊書都鼓起來不少。研讀過程中，還寫了一些小札記。
當時，四人一間宿舍，有一位家在天津的同學並不住，我們三人便各據房間一角，每人配一個亮黃色的小書桌。我當時的檯燈燈罩是桔黃色，在這樣的氛圍下讀書，感覺是很溫馨的一件事。那時候，我生活簡單，心無旁騖，專心讀書，現在很是懷念那段讀書時光。鄭天挺先生曾一再強調「精讀一本書」，建議精讀《明史》，可以對有明一代歷史有一個整體了解。我正是在鄭老哲嗣克晟師的指引下，通過三年的研究生學習，得以初窺讀書治學門徑。
我有不少師友的贈書。看到這些贈書，就使我想起前輩的鼓勵關愛，同輩朋友的勤奮精進，年輕一輩的後生可畏。我的書架上，擺放著經濟所前輩方行先生的三本論文集。其中，《封建經濟論稿》和《清代經濟論稿》是方老師生前出版的，《中國古代經濟論稿》方老師未能看到它的出版。承方老師錯愛，這三本論文集我多少都參與過編輯出版過程。此外，我還有一些方老師的贈書。
我並不是方老師的入室弟子，方老師晚年囑我替他辦一些雜事，他的一些文稿也多賜我先睹為快。方老師是我接觸最多的前輩之一，也是在為人和品格上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之一。方老師身體素來健康，2014年9月底不慎摔了一跤，10月4日晚遽然去世，我深為震悼。看到方老師的三本論文集和他贈我的書，想起方老師的治學為人，想起方老師生前對我學術上、生活上的諸多關懷，我心裡總是很難過。2019年，經濟所慶祝建所90周年，其中一項內容是出版「經濟所人文庫」，我自薦承擔《方行集》的編輯，力求展現方老師的學術體系和學術精華。這也許是我能為方老師所做的最後一件事了。
我購買過不少學者的散文、日記、回憶錄，以及回憶研究晚清至當代學者、學校、學術機構的書，很喜歡這類書，有的書讀過不止一遍，有空就拿起一本翻翻。讀這類書，即使隨便翻翻，內心也充滿了愉快。從大的方面，可以觀察學術史；從個人角度，可以學習前輩學人道德文章，嘉言懿行，常常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之嘆。
這類書中，我最熟悉的是《鄭天挺先生學行錄》和《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前者是我與孫衛國兄所編，其中的文章讀過多次。對後者的期待，超過了十年，其出版後即認真讀過一遍，此後也時常翻閱。2018年3月，在「鄭天挺先生新刊遺著發布會」上，我就此作了發言。之後，以《西南聯大獨家史料，一代學人心路歷程——讀〈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為題，發表在報紙上，頗得好評，並由中華書局的俞國林兄推送微博，不到24小時閱讀量即達到27萬。這當然並不是因為我的文章寫得好，而是由於讀者對鄭老的敬仰。鄭天挺先生是我最敬仰的前輩學者之一。餘生也晚，我並沒有見過鄭先生，但我幾乎讀過所有回憶紀念他的文字。每次讀到這些文字，都讓我敬仰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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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書架上還有幾本烹調書。1989年6月底，我進入經濟所工作，即入住集體宿舍，至2002年才搬走。宿舍在五棵松附近某干休所一棟筒子樓（8號樓）的二三兩層。從1988年開始，經濟所、農發所、工經所、財貿所及哲學所等都曾分別租用，大概到2010年代為止。
干休所的食堂飯菜很簡單，我們就在筒子樓的公用煤氣灶上自己燒菜做飯。由於每層樓只有一個煤氣灶，每到晚上排隊做飯時，經常會發生一些趣事。那時，我對燒菜產生了濃厚興趣，於是買了一些烹調書來學習。後來，也能做幾樣家常菜，味道還湊合。書架上的這幾本書，讓我回憶起集體宿舍簡單、艱苦而快樂的單身生活。「五棵松」，已經成為我們集體的美好回憶。
今年春節前，當年五棵松的兄弟姊妹還聚了一次。一位已成為投資人的兄弟說，那是他最幸福的時光，生活簡單，無欲無求。聚會前，我專門回了一趟8號樓，在大院門口遇到現在北師大的胡必亮教授。他在農發所工作時，是與我同住的舍友，也是專門來此尋找回憶的。8號樓現已被拆除半截，其餘部分也不再住人，樓門封鎖，我倆只能在樓外看看，拍了一些照片，心中充滿了懷念。後來得知，回去過的還不止我們兩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