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廁鼠」到「倉鼠」，李斯實現了人生目標，卻為何結局悲慘？
據說司馬遷寫《史記》用的是春秋筆法，即微言大義。看他寫《李斯列傳》，應就是用這種筆法了。但見他起筆即寫道——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為一個人寫傳，一開頭就寫「鼠」，其實已隱含貶低之意。李斯因看到「廁中鼠」和「倉中鼠」的不同境遇而深受感觸：人也如鼠，有沒有出息，主要是看其所生存的環境。司馬遷如此寫法，應是隱示李斯其實是鼠輩，他所追求的人生目標，就是如何讓自己從「廁鼠」變為「倉鼠」。因而司馬遷用冷竣的筆法，描寫了李斯「文人無行，不擇手段，追名逐利，最終一場空」的人生歷程。
01 學成帝王術，事秦不事楚
不可否認，李斯是個聰明之輩，他很清楚應怎麼做才能達成目標。因而他首先選擇的是拜荀子為師，做個有知識有才能的文化人。司馬遷說他「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而學成「帝王之術」的李斯，卻不選擇為自己所在的楚國效力，他在應為誰效力的問題上，可說看得很准，說明他的確是才識過人。司馬遷這樣寫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
李斯所選擇的是當時的強秦，其選擇無疑已隱示了他的為人：不先考慮為國效力，說明他不道義；只選強秦，說明他以強者為尊而不論是非，是趨炎附勢之人。
02 行「賄賂和暗殺」之策，佐秦擊破各諸侯
李斯到秦國後，所選擇的切入點也很准，他先「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得呂不韋賞識後被「任以為郎」，後來他找機會接觸到秦王后，終於遊說秦王成功，「秦王拜斯為長史，聽其計」。
然而，他給秦王出的計謀，不是賄賂，就是暗殺，手段很不光彩，根本不像個品行端正的文人所為。司馬遷這樣描述：「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因六國諸侯各懷鬼胎，互不信任，李斯的計謀得逞，各諸侯被秦各個擊破，李斯可謂功不可沒。此時司馬遷所隱示的是：李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文人無行」初露端倪。
03 因妒忌，讒害韓非
李斯讒言害韓非之事，司馬遷其實並未在《李斯列傳》中直言，而是在《韓非列傳》中說，隱言足夠深。我們且來看看他如何通過「兩傳」隱筆刻畫李斯「文人無行」的真實面目——
李斯因「擊破諸侯」之功被提拔為客卿，但正官運亨通之時，秦國卻出了「間諜」，秦王聽從宗室大臣的規勸，對他國前來事秦者，下了逐客令。李斯作為他國人，也在被逐之列。為了保住自己來之不易的利益，李斯此時表現出了文人從所未有的才氣和勇氣，寫下千古名篇《諫逐客疏》，反駁秦王的決定。這篇《諫逐客疏》寫得氣勢磅礴，文采斐然。魯迅曾因此稱讚：「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他在《諫逐客疏》中這樣規勸秦王：「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秦王聽從了他的勸諫，恢復了他的官職。然而，對秦王非常欣賞的韓非，他卻不但勸秦王「逐客」，還進讒言害韓非入獄。這與他在《諫逐客疏》中勸諫秦王勿要「逐客以資敵國」的主張可謂背道而馳。
據《史記·韓非列傳》記載，韓非講話結巴，不善言，卻善著書，與李斯同為荀子門生。在學問上，李斯也「自以為不如非」。韓非因屢諫韓王以強兵之策不被接納，「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秦王讀到《孤憤》、《五蠹》後對韓非非常賞識，嘆道：「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後來居然下令攻韓，只為迫使韓王交出韓非。然而對來秦的韓非，李斯非但不講同門之誼，還向秦王進讒言：「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更過份的是，當韓非入獄後，李斯仍不肯善罷甘休，還派人去毒害，竟「使人遺（送）非（韓非）葯，使自殺。」
司馬遷通過《韓非列傳》里的隱筆，進一步刻畫了李斯這個文人在名利場上已漸淪陷，開始變得面目全非。司馬遷在此所隱示的，應是文人起妒忌心的禍害：有才無德的文人，會忌才害才。
04 為獲寵邀功，進言焚書
秦滅六國後，已「官至廷尉」的李斯反對實行周朝的分封制，建議推行郡縣制，秦始皇聽從他的建議將天下分為三十六郡。郡縣制因比封建制更有利於穩定，因而為後來的歷代王朝所採用。客觀地說，李斯在這方面算是居功甚偉。他也因此官升丞相。然而，他為鞏固自己的地位而向秦王獻媚的另一個建議，卻令當時的無數文人喪命，大批文化遺產化為灰燼，可謂禍害甚烈，遺害無窮。
由於秦剛統一，人心未穩，人們各依所學而議論朝廷法令的現象較普遍。李斯因而向秦始皇進言：「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
秦始皇為「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聽從了他的建議，實行了史上臭昭著的「焚書坑儒」。司馬遷在此所隱示的是：奴顏媚骨的文人，一旦失去文人應有的品德和風骨，禍害是可怕的。
05 臨危變節，致秦朝覆滅
踩著無數人命上位的李斯，後來官至丞相，位極人臣，可謂已達成他做「倉鼠」的人生目標；且他的後人「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一家幾代全都成了秦朝的「倉鼠」，享盡富貴榮華。
此時的李斯卻更眷戀權位，患得患失，當李由告歸咸陽時，「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看到如此排場，李斯不禁嘆道：「「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大意是說，今日富貴已極，但不知日後能否得善終？
在秦始皇死後，李斯這種患得患失的心態可謂達到了極點。始皇三十八年（公元前２０９年）七月，贏政出遊至沙丘病重，「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但書信剛封好還未交與使者，贏政就斷了氣，書信及皇璽都留在趙高處。當時贏政的長子扶蘇（也是李斯的女婿）與大將蒙恬在北疆屯邊。非常了解李斯為人的趙高這樣遊說李斯：「長子（扶蘇）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於是，李斯為保相位，臨危變節，與趙高狼狽為奸，廢扶蘇而立胡亥，結果，扶蘇賜死，蒙恬自殺。
然而胡亥即位後只寵信趙高，對趙高是言聽計從，「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胡亥甚至盡殺自己的兄弟姐妹：「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乘死於杜。」群臣人人自危。此時的李斯為了自保，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竟到了不知羞恥的地步。他向胡亥進言：「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途），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
結果採納他建議的胡亥為「行督責之術」，竟「以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致使「賦斂愈重，戍徭無已」，「刑者相半於道，死人日積於市」，民不聊生，陳勝、吳廣等揭竿而起，天下大亂。最後，李斯仍被胡亥「腰斬於咸陽市，並夷其三族」。強秦也終在胡亥手中覆滅。
縱觀李斯的一生，他跟隨嬴政東征西討，先後滅掉各諸侯，統一中國，應是戰功卓著。然而司馬遷在《史記》中並未過多記載他的豐功偉績，而是以「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寫了他如何從「廁鼠」到「倉鼠」的人生歷程，其中的隱喻令人深思。也許他所要隱示的是：一個文人，若有才無德，只會一步步淪陷，走向自毀之路，終將害人害己，禍國殃民。
其實李斯在歷史上是個頗有爭議的人物，後人對他的評價可謂「良莠不齊」，褒貶不一。一位明末清初的文人這樣評論李斯的一生：「李斯嘗為倉吏，見倉鼠而樂之。吾觀斯死生，亦一鼠而已。始而謀飽，終而嚙人，秦之社遂以空。」竊以為，此評論點明了司馬遷用春秋筆法寫《李斯列傳》的真正隱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