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視角下解決不平等問題
11月27日，美國南加州政府協會高級區域規劃師與統計學家凱文·凱恩（Kevin Kane）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美國中心網站刊文表示，目前美國各個城市存在不平等現象，但不平等不僅是發達國家關注的重要社會問題，發展中國家也同樣面臨不平等問題的困擾。因此，研究不平等問題不應聚焦於某個孤立的國家，而是應該把它放在全球化的視角中，從更高層面探尋解決辦法。針對這個問題，記者採訪了相關學者。
不平等現象存在差異
美國康奈爾大學經濟學教授拉維·坎伯爾（Ravi Kanbur）在一項研究不平等現象的課題中把不平等區分為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和國家間的不平等。坎伯爾提到，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方法多種多樣，但其中最被廣泛認可的是基尼係數，同時另一種測量方法——「對數偏差均值指數」，也在分析不平等問題的研究中越來越流行。
坎伯爾介紹，他們曾對比過1988年和2008年全球不平等狀況，通過多種測量方法測算後得出的結論是，全球不平等程度在下降。在1988—2008年間，世界上原本較為貧困的國家經濟增長加快，經濟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美國、德國等富裕國家，使得國家間的不平等程度在下降，這抵消了一部分國家內部不平等程度的增長，因而從整體上看不平等程度呈現下降趨勢。
坎伯爾說，雖然全球整體不平等程度下降，但不同國家民眾卻有著不同的感受和經歷，如在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的民眾不但沒有感到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反而覺得不平等程度在上升。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如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原本不平等程度較高的國家，民眾開始感到不平等程度在下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與政策有關，如再分配稅收和支出、設定最低工資、增加受教育的工人數量等。
亞洲開發銀行也曾對亞洲一些大型經濟體做過不平等方面的研究。該機構發現，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前10年，國內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國家數量在增多，其中包括印度、斯里蘭卡、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等。中國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案例，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經歷了90年代的快速發展後，在經濟增長和減貧方面獲得很大成就。雖然不平等程度在1995—2010年間有所增加，但在2010年以後，特別是2012年、2014年中國的基尼係數都小幅下降。導致這種轉變的原因包括：農村大量的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政府加大對落後城鎮的投資；不斷推出一系列縮小貧富差距的政策。
可以看出，由於全球經濟一體化日益深化，很多發展中國家在貿易不斷開放的過程中，縮減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程度，使得全球整體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與各自國家內部政策有關，更與國家對不平等問題的重視程度有關.
提升貧困階層收入水平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達倫·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對本報記者表示，應跳出國家的框架，以個人為研究對象解決不平等現象帶來的問題。從重塑全球分配格局的角度提出解決辦法是可行的。國家經濟快速增長並沒有帶動所有人的收入提高，一個人是否貧窮與他所在的國家是否貧窮之間的關聯性正在減弱。因此，在給予援助的標準方面就要進行調整。譬如，世界銀行附屬機構國際開發協會主要負責給發展中國家政府和由政府擔保的公私機構發放貸款，其在2018年設定的貸款門檻為人均國民總收入低於1165美元。按照這個標準計算，印度在2013年已經失去貸款資格。但印度國內貧富差距巨大，貧困人口數量相當龐大。為此，國際開發協會還是給印度發放了貸款，幫助印度政府更好地解決貧困人口面臨的問題。可見，國際開發協會開始更加關注貧困人口本身而不是國家。簡單來說，援助應該流向窮人，無論他們生活在哪個國家。
阿西莫格魯還提到，在技術進步的趨勢中，熟練的勞動力和資本取代了基本的勞動力。這種節省勞動力的技術變革是過去30年里世界經濟發展的關鍵，其作用在未來幾十年里還將繼續延續。新技術的應用從長遠角度看會提高生產效率，帶動經濟發展以及人們生活質量的提升，但也不能忽視短期內為勞動力轉移而付出的代價。為最大程度地避免國家陷入經濟總量不斷增加，但民眾的生活質量和收入沒有同步增加的窘境，政府應該通過加大教育投入，培育熟練勞動力；運用市場監管和稅收等工具，實現重新分配，達到最大程度的公平和平等；通過投資改變技術變革進程。
南非開普敦大學經濟學教授哈隆·波拉特（Haroon Bhorat）對本報記者表示，解決全球不平等問題應該放開對資本、技術工人以及非熟練工人的限制，增加他們的流動性。同時，還要在全球設定統一的監管和標準，確保更公平地分享技術變革的成果。只有建立起全球性機構，幫助減輕這些外部的制約，擴大國家內部的政策空間，才能最終解決不平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