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蟾蜍石圈墓的文化內涵
2018年6—10月，為配合公路建設，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搶救性發掘了位於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愛新舍里鎮的阿布散特爾墓地。該墓地主體墓葬的文化屬性為索墩布拉克文化。索墩布拉克文化是主要分布於新疆伊犁河谷的一支以彩陶著稱於世的早期鐵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
新疆首例蟾蜍石圈墓
阿布散特爾墓地的墓葬地表形態多為石環圈形狀，出土罐、缽、壺等陶器以及青銅馬具、扣飾等遺物。在發掘的88座墓葬中，Ⅰ號墓群A區第27號墓（ⅠAM27）的地表形態殊為奇特。該墓葬位於墓地西部邊緣區，墓口上方的原地表擺放內外兩周石圈。其中，外圈直徑8.0米、寬1.0米、高0.2米，與內圈相隔1.0米。外圈的西部正中位置，擺放了一尊形似蟾蜍的碩大卵石。蟾蜍石前肢撐地，頭朝東微微昂起，整體形態呈蹲踞狀。蟾蜍石體量較大，露出地面的部分經過長年的風吹日晒，顏色烏黑鋥亮。這些特徵使其迥異於構成ⅠAM27地表石圈的其他小塊卵石，在整個外圈中位列正中主位，呈現「獨尊」之勢。
ⅠAM27墓向240度，墓室開口在原生砂礫層下，平面呈圓角長方形，長2.2米、寬0.6米、深1.2米，室內填充黃土、砂礫、卵石等。墓室內，人骨骨骸大多集中於墓底中部偏東處，發掘過程中未見被明顯擾動痕迹，且不見隨葬品。發掘者初步推斷，墓主疑似二次遷入葬。值得注意的是，ⅠAM27的墓坑走向與蟾蜍的方向基本一致，均為東西向。檢索既往發掘資料，這是新疆考古中首次發現的在墓葬地表石圈內人為有意擺放蟾蜍石的葬俗，可謂罕見。因此，我們將這一新發現的墓葬形態命名為「蟾蜍石圈墓」。
中原蟾蜍文化的物證
這座蟾蜍石圈墓的年代大致相當於中原地區的戰國時期。在新疆史前考古發現中，此前尚未見到過蟾蜍造型物出土。那麼，這座石圈墓上的蟾蜍造型，究竟來自哪裡？
實際上，中國崇蟾習俗可謂源遠流長。自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我國先民就開始有意識地模仿蟾蜍進行造物或裝飾。遼寧阜新查海遺址出土的陶罐上就浮雕有「蟾蜍紋」和「蛇銜蟾蜍紋」，它們背部被戳滿小坑窩，以喻蟾蜍身上的疙瘩。陝西臨潼姜寨遺址的仰韶文化和河南陝縣廟底溝文化的先民，亦在彩陶盆上繪飾蟾蜍圖案。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也都出土有玉蟾。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蟾蜍造型和紋飾，具有強烈的象生寫實風格。
在甘青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馬家窯文化先民很可能以蟾蜍（蛙）為圖騰，其彩陶的主體紋樣之一就是蟾蜍紋（蛙紋）。但此時的蟾蜍紋（蛙紋）已從「具象蛙紋」演變為「抽象蛙紋」，它著重表現蟾蜍（蛙）的肢爪，並具有了格律化和符號化的風格，故又被稱為「擬蛙紋」「變形蛙紋」「蛙肢紋」「蛙人紋」等。
夏商周時期，我國出現了更多的青銅質、陶質、玉質、綠松石質的蟾蜍造型。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過一隻匍匐狀銅蟾蜍；上海博物館館藏商代晚期的青銅卣形器上，就裝飾了蟾蜍紋，蟾蜍紋背部作格狀，以象徵其身上凸起的疙瘩；陝西城固縣五郎廟出土一件商代晚期青銅鉞，鉞身中央鏤刻了一隻肢體分明的伏蟾形象；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宮殿區出土一隻造型奇特的灰陶蟾蜍，蟾蜍全身用細線雕刻出疙瘩紋；江西新干大洋洲遺址和山東滕州前掌大遺址亦出土過商代綠松石質的蟾蜍。綜觀出土的夏商周時期蟾蜍造型，它們均四肢屈回有度，生動形象，有著極強的藝術表現力。
將蟾蜍作為圖騰崇拜，體現了我國先民對於生命繁殖的渴望。蟾蜍一次可產卵數千枚，古人在驚異於蟾蜍極強繁殖能力的同時，也渴望自身多子多孫，宗族人丁興旺，於是自然對蟾蜍產生了無限的敬仰和崇拜。不惟生殖崇拜，在蟾蜍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又漸次融入了祈雨、辟邪、升仙、長生不死、月亮崇拜、陰陽和諧等新的文化內涵。
蟾蜍造型作為中原地區的一種傳統文化符號，出現在伊犁河谷的索墩布拉克文化中，應當是戰國時期中原蟾蜍文化向西域地區的傳播、延伸和拓展。蟾蜍文化的西漸有可能是伴隨著人群的遷徙而來，也有可能是蟾蜍信仰逐次遠播伊犁河谷，並嫁接於當地的喪葬習俗而最終開花結果。雖相隔萬里，新疆蟾蜍石圈墓的主人卻與中原地區的漢文化共享了同一種文化符號，這雖在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
實質上，早在絲綢之路開通之前，新疆地區就同中原大地保持了密切的經濟文化聯繫。商代時期，中原同西域就存在著玉石貿易。而早期鐵器時代伊犁河谷曾繁榮一時的彩陶文化，也極有可能是通過彩陶之路，從中原和甘青地區一路傳播而來。此次伊犁河谷蟾蜍石圈墓的發現，又為史前絲綢之路中原文化與西域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增添了新的可靠證據。
體現「死而復生」觀念
嫦娥奔月是我國家喻戶曉的神話傳說。在湖北江陵出土的秦簡《歸妹》篇中，已可見其早期的故事祖本，至東漢，其故事內容更加豐富多彩。張衡《靈憲》：「羿請不死之葯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在漢代的民間信仰中，姮娥變身的蟾蜍已然常駐月宮了。
而來自考古材料的證據更為直接。湖北隨縣擂鼓墩戰國曾侯乙墓衣箱上所繪的天象圖中，就直接以蟾蜍指代月亮。漢畫像石中，在月亮中刻畫蟾蜍已成為一種程式化的圖案。這種「化蟾蜍為月亮」的圖像藝術說明，戰國兩漢時期，蟾蜍已普遍被視作月亮的象徵物了。
如果蟾蜍石圈墓上的蟾蜍象徵月亮，那它又代表什麼含義呢？屈原《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據聞一多考證，顧菟即為蟾蜍的別名。古人觀察月相的變化，看到月亮有規律性地「月缺而漸沒，月沒而復圓」，所以得出樸素的經驗結論，認為月亮好像每個月都能「死而復生」一樣。但古人又無法解釋這種月相，所以自問自答，給出了猜測性解釋：「月亮為什麼有這樣的神性呢？那是因為有『顧菟』（蟾蜍）在其中的緣故嗎？」
筆者認為，蟾蜍有能使月亮「死則又育」的這種認識，可能與戰國時人對蟾蜍生物屬性的觀察有關：蟾蜍有冬眠的習性，一到冬天便進入休眠的狀態，不食不動似已死亡；到翌年春回大地時，蟾蜍又會蘇醒過來，恢復生機勃勃的狀態。在古人看來，這就是一種「死後復生」的神奇能力。古人通過「通感聯想」，將蟾蜍的這種生物屬性類比月亮的自然特性，認為正是月亮中的蟾蜍使月亮具有了「死而復生」的能力。既然蟾蜍具有再生的功能，那麼新疆索墩布拉克文化的先民在石圈墓上擺放蟾蜍，就是希望墓主像蟾蜍和月亮那樣，能夠得到重生。
當然，尚有另外解釋的可能性。根據王仁湘在《器晤·搜蟾小記》中對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出土對鳥紋玉佩含義的破譯，對鳥合圍出的空隙，其實恰恰就是一隻玉蟾的輪廓。這表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鳳鳥和蟾蜍就已組合在一起出現了。鳥與蟾的合符造型可能是史前陰陽觀的藝術表達。在漢代畫像石中，日中金烏與月中蟾蜍搭配對應出現已成為固定模式。
該蟾蜍石圈墓的蟾蜍面朝東方，我們田野觀察亦發現，早晨太陽升起的第一縷陽光正好照射到蟾蜍的頭部。索墩布拉克文化的先民觀察日月交替，發現日升月落，月升日落，周而復始，可能由此認為：日為白晝，代表生；月為黑夜，代表死；人的生死就像日月交替一樣會循環往複。因此，ⅠAM27的族群將代表月亮的蟾蜍石擺放在石圈西部，代表著墓主的死去；並將蟾蜍的頭部對著東方太陽升起的方向，希冀墓主死後重生。
不容忽視的是，在戰國兩漢時期濃厚的神仙信仰中，蟾蜍也是西王母神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或侍奉於西王母身側，或搗葯、或抬缽、或嬉戲。在長沙馬王堆漢墓T形帛畫為墓主升仙所營造出的地下、人間、天上三重境界中，月上蟾蜍代表的正是天上的仙界。如果引入漢代人死後觀念中的升仙信仰來考量蟾蜍石圈墓，亦不排除蟾蜍石有幫助墓主靈魂升仙作用的可能性。
要之，新疆蟾蜍石圈墓上的蟾蜍石所代表的墓主的生死信仰，無論是希冀重生還是靈魂升仙，均是對死後世界的設想，這一信仰的根脈無疑是在中原地區。
重要的文化價值
自伊犁河谷蟾蜍石圈墓之後，隨著內地漢族向西域更大規模的移民，更多的蟾蜍文化傳入西域。在吐魯番阿斯塔納13號墓出土的一幅表現墓主人生前真實生活場景的東晉紙畫上，畫面左上角的圓圈內繪有代表月亮的蟾蜍，右上角圓圈內繪有代表太陽的金烏，兩者之間繪有兩組不同指向的北斗七星。這些都顯示了中原蟾蜍文化對西域地區持續不斷的影響。
新疆作為絲綢之路要衝，此次蟾蜍石圈墓的發現，不僅有力地證明了戰國時期中原傳統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就已通過「前絲綢之路」傳播到了西域，而且充分證實了西域大地與泱泱中華始終歷史相沿、人文相關、根脈相連。蟾蜍作為中原文化的友好使者，攜帶著中原傳統文化的基因，傳播到了遙遠的西域，就此意義來講，蟾蜍石圈墓溝通了漢代之前的中原與西域。
蟾蜍信仰是中原地區的傳統文化，石圈墓是新疆史前游牧文化的傳統葬俗，此次伊犁河谷發現的戰國時期的蟾蜍石圈墓，是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薈萃合璧的產物，意義重大。一方面，蟾蜍文化被吸收進西域地區的原有葬俗中，這豐富和發展了中華文明蟾蜍信仰的內涵。另一方面，蟾蜍石圈墓的發現表明，西域文化從一開始就打上了中華文化的烙印。通過蟾蜍石圈墓一斑窺豹，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長期的交流交融，不僅建設了共有的精神家園，而且也促進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的發展。
（本文系2018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漢唐時代的動物傳播與文明交流研究」（18AZS005）、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史前絲綢之路中亞來華安德羅諾沃文化的新疆本土化及其中國化問題研究」（17YJC78000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