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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機遇與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底接見我國駐外使節時發表重要講話,作出「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判斷。之後,他先後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會見外賓、出國訪問等國內外重要場合,豐富和發展關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論述,對中國外交工作提出總體要求。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可以發現,面對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我們要實現積極有為的外交目標,必須有效把握時代機遇併合理應對風險挑戰。這要求我們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刻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豐富內涵,繼續貫徹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提出的「四個既要,四個又要」的總體要求。

第一,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正確認識當今時代潮流和國際大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世紀以來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世界多極化加速發展,國際格局日趨均衡,國際潮流大勢不可逆轉」。當前階段,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革命性變化,西方力量優勢受到非西方群體性崛起的系統衝擊。全球權力從西方向非西方的轉移進程日益加速,國際格局出現了力量分化和局部重組的總體態勢。

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全球經濟影響在不斷下降。21世紀初,西方七國集團佔全球經濟份額曾高達三分之二,目前則只佔三成。以「購買力平價法」計算,金磚國家的經濟總量早在2015年就已經相當於七國集團經濟總量。聚焦全球經濟的增量部分就會發現,新增部分主要集中在非西方國家,這也意味著非西方國家經濟正加速趕超。二是西方與非西方關係的不對稱性正在縮小。長期以來,西方國家總是在發明各種器物、制度和觀念方面佔據優勢,而非西方國家則是在學習、引進方面付出較多。經過長期不懈奮力追趕,非西方國家正實現群體性崛起。儘管西方國家整體上仍然具有優勢地位,但與過去相比這種優勢正在喪失。三是西方主導話語市場的情勢被打破,非西方話語體系地位正逐漸提升。在重要國際組織中,歐美把持「代表鏈」的狀況發生改變。今夏,中國提名的候選人屈冬玉當選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幹事,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在今後國際組織決策機構中,我們相信會有更多的非西方面孔,而在國際層面的制度建設和規範倡議方面,也將出現更加多樣化的政策和主張。

第二,實事求是,全面認識世界變局中存在的機遇與挑戰。2019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金磚國家工商論壇上發表題為《順應時代潮流 實現共同發展》的重要講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廣大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而言,這個世界既充滿機遇,也存在挑戰」。對中國來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有利趨勢正在形成,但也有各種不容忽視的風險和考驗。

一是一些西方國家的普遍焦慮引發了政治反彈。近年來,非西方世界的整體崛起讓西方深感焦慮,中國的快速發展更是讓一些西方國家感到如骨鯁在喉。例如,在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界,「大國政治悲劇」「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中美註定一戰」等說法不絕於耳。西方從自身歷史經驗中強調「國強必霸」,因此,並不相信可以與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國家和平互利共贏,一起發展。這恰恰反映出一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不願意放棄既有地位的真實心態。二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國家升級對中國的施壓。從美國國內反映的情況看,儘管美國精英仍然相信美國建立的世界秩序還未被打破,但從整體趨勢來看,國際主要行為體之間的力量對比正發生重大變化。於是,所謂「中國威脅論」的各種說法一再出現。一些西方國家認為,中國崛起本身就是對它們的威脅和挑戰。例如,美國兩黨、智庫和媒體日益認為「中國威脅迫在眉睫,必須立即遏制,否則後患無窮」。正是基於這種外交領域的所謂「政治正確性」,美國全方位多領域向中國施壓。未來一個時期,雙方利益協調難度會持續上升,兩國體制層面的矛盾將進一步凸顯。三是美國在涉及中國重要利益的議題上不斷挑釁。在經貿領域,美國企圖用關稅手段迫使中國全面讓步;在政治領域,美國試圖在涉疆、涉港、涉台等問題上,挑起民族矛盾、代際矛盾和認同矛盾,攪亂和阻撓中國的發展;在外交安全領域,美國堅持「航行自由」,不斷抵近偵察,「含蓄」地向中國秀肌肉。所有這些都是我們需要面對的來自外部的挑戰。

第三,把握大變局形勢下「三個沒有變」,積極穩妥推進各民族共同發展。2019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巴西總統博索納羅時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沒有變,中國、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整體崛起的勢頭沒有變,中方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發展中巴關係的政策沒有變。」「三個沒有變」的重要論述是對發展中巴關係的指導意見,也是推進更廣泛外交工作的重要遵循。

一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仍然是時代主流,各民族共同發展成為全球化新動力。順應「東升西降」國際形勢,積極推動「南南合作」向高水平發展,既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也符合中國自身長遠利益。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有責任推進全球經濟增長、維持國際秩序、促進社會正義和維護全球穩定。二是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崛起,極大提升了非西方國家國際話語權。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新興經濟體在經濟總量上已經明顯超過西方「七國集團」。針對「後危機」時代多邊國際機制在應對發展問題上的不足,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適時提出國際合作倡議。三是發展中國家合作已經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2013年以來,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亞洲金融合作協會等,都是發展中國家群體展開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實現國際制度安排方面的適應性調整,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也讓非西方國家「制度性崛起」成為可能。四是促進發展中國家合作仍然大有可為。當前,西方「自由國際秩序」面臨困境,英國「脫歐」進程還在繼續,美國「白人民族主義」泛濫,更加速了西方的衰落。新形勢下解決全球公共問題,迫切需要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形成新的集體倡議和共同行動。

第四,高效落實「四個既要,四個又要」總體部署,在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不斷開創對外工作新局面。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我們要深入分析世界轉型過渡期國際形勢的演變規律,準確把握歷史交匯期我國外部環境的基本特徵,統籌謀劃和推進對外工作。既要把握世界多極化加速推進的大勢,又要重視大國關係深入調整的態勢。既要把握經濟全球化持續發展的大勢,又要重視世界經濟格局深刻演變的動向。既要把握國際環境總體穩定的大勢,又要重視國際安全挑戰錯綜複雜的局面。既要把握各種文明交流互鑒的大勢,又要重視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的現實」。「四個既要,四個又要」準確把握國際形勢演變規律,對新時代中國外交工作中機遇與挑戰並存的長期態勢做出了合理預判。「四個既要」要求有效把握世界變局的總體大勢,積極爭取並創造機遇;「四個又要」要求重視世界變局的具體態勢,積極應對並處置風險。兩者有機統一,不能有所偏廢。

一是增強憂患意識,重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孕育的風險考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前進道路上我們面臨的風險考驗只會越來越複雜,甚至會遇到難以想像的驚濤駭浪。我們面臨的各種鬥爭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至少要伴隨我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過程」。這是冷靜觀察國內外形勢得出的科學判斷,對我們理解當前國際形勢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二是準確把握事物發展規律,充分認識矛盾的發展變化。目前美國國內雖然出現嚴重政治對立,但在面對中國這個前所未有的挑戰者時,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一致。在對華議題上,對華強硬日益成為美國跨黨派共識,美國甚至以此作為考驗盟友是否忠誠的標準。美國帶來的挑戰,成為未來一段時間我們需要面對的迫切任務。三是堅持奮進,善於鬥爭,積極應對各項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偉大的事業之所以偉大,不僅因為這種事業是正義的、宏大的,而且因為這種事業不是一帆風順的。「什麼時候都不要想像可以敲鑼打鼓、順順噹噹實現我們的奮鬥目標」。我們必須「冷靜審視深刻複雜變化的國際形勢」,同時敢於迎難而上,積極面對並化解風險,開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局面。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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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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