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隨龔書鐸先生問學記
【核心提示】在當代中國，凡讀過大學歷史學專業的人，對龔書鐸的名字不會太感陌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大多數同學上課使用的中華書局版《中國近代史》教材是由龔書鐸等人編寫的；二是在任課老師開列的教學參考書中，龔書鐸主編的《中國通史參考資料·中國近代史部分》又排在第一位。
龔書鐸（1929.3—2011.11），福建泉州人。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教育家。他在中國近代史、中國文化史研究領域取得了多項開拓性或突破性的學術成果，主編的本科教材《中國近代史》（中華書局第4版）曾榮獲國家教委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代表性著作有《中國近代文化探索》（增訂本）、《近代中國與文化抉擇》等。
在當代中國，凡讀過大學歷史學專業的人，對龔書鐸的名字不會太感陌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大多數同學上課使用的中華書局版《中國近代史》教材是由龔書鐸等人編寫的；二是在任課老師開列的教學參考書中，龔書鐸主編的《中國通史參考資料·中國近代史部分》又排在第一位。教育部歷史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曾做過調查，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的歷史學專業，超過60%的院系都在使用中華書局版的《中國近代史》教材。我讀大學時，中國近代史課使用的就是這本教材。後來考碩士研究生時，也主要複習這兩本書。可以說，在見到龔書鐸之前，我對他已是仰慕之至。
第一次見到先生，是1984年11月在鄭州召開的中國近代文化史學術討論會上。這次會議是由中國近代文化史叢書編委會和河南省社會科學院主辦的。那時，我剛剛考上胡思庸的碩士研究生，而胡思庸當時是河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因了這層關係，會議期間，我便從開封跑到鄭州會議現場旁聽。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我第一次見到了龔書鐸等中國近代史學界的諸多前輩學者。
1998年在呼和浩特召開的教育部歷史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年會暨歷史系主任聯席會議期間，作者與先生合影（前排從左到右依次為：龔書鐸先生、李文海先生、趙淑慧教授、田餘慶先生，後排為作者）。
我的碩士畢業論文題目是《論鴉片戰爭前後的輿地學》。要研究鴉片戰爭前後的輿地學，經世思潮是躲不開的問題，而龔書鐸的《嘉道年間的士林風尚與經世派》一文，則是這方面研究的力作。在準備論文階段，我曾將此文反覆研讀，並根據引文順藤摸瓜，幾乎查閱了當時在開封所能找到的所有圖書，從而對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知識界，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
1986年6月我外出訪學，途經西安、蘭州、敦煌、呼和浩特等地，並在北京專程拜會了先生。先生肯定了我的論文選題，並就我提出的問題一一做了回答。也就在那時，我萌生了把《嘉道年間的士林風尚與經世派》一類的經典文章結集出版，供青年學生揣摩的想法。當然，真正實現這一願望已是在20年之後。
碩士研究生畢業後，我留在了河南大學歷史系教書。1990年，我報考了龔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在培養學生方面，私下裡早就聽到過「南章北龔」的說法。「南章」說的是章開沅，「北龔」說的就是龔書鐸。龔先生門下，不僅學生多，而且畢業後從事教學研究工作的也多。
先生對博士研究生的要求相對要寬一些，但絕非放任不管，只是平時不多說，關鍵時刻才點撥你一兩句。凡對學生學習有益的事，他總是有求必應。入學之初，先生給我們講過一學期中國近代文化史課。我們知道他曾主編過《近代中國與近代文化》。一次課後，有位同學便提到這本書，表示想看一看。幾天之後，先生便送了我們每人一本。以後先生每有專著出版，總是提前寫好名字，當面送給我們，或託人轉交。
博士學位論文的撰寫，選題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易流於空疏，太小又容納不了太多內容。所以，論文的選題過程，是一個很好的訓練過程。龔門的學生，就博士論文的選題而言，乍一看來，五花八門，但稍作歸類，就會發現基本涵蓋了近代文化史的方方面面。這裡面既有學生的探索，更有先生的整體把握。我的碩士畢業論文寫的是《論鴉片戰爭前後的輿地學》，八萬餘字。在準備博士學位論文時，我曾極力想避開這個題目，甚至一度認為自己很難在原有基礎上再有突破。
先生曾經講過，近代文化的核心是民主和科學。對近代民主思想，熊月之寫過《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一書，但對近代科學思想，一直沒有一本較有分量的著作。因此，一段時間我曾圍繞中國近代科學思想史來考慮論文選題；也曾翻閱過中國科學社所辦的《科學》雜誌，終因對自然科學知之不多，擔心論文難以深入而作罷。師兄鄭大華曾建議我寫張君勱，但我總感覺張君勱的思想不夠深刻。一次到先生家再次討論論文選題，因我寫過一篇關於戊戌時期「排荀運動」的文章，先生便問我能不能寫近代諸子學。我深知諸子學內容龐雜，兩年多時間很難寫完，所以婉拒了先生的建議。幾番討論後，先生又提出晚清地理學的選題，我表示可以做，並把掌握的資料情況給先生彙報了一下，又表示最令我困惑的是不知該怎麼寫，如果以人物和著作為主線，內容將會顯得支離破碎，一些人物和著作甚至不得不放棄。他頗為生氣地說：「你難道就不能圍繞問題來寫么？你剛才說的地理學研究與民族救亡，不就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嗎？」坦率地講，在我的印象中，學術史著作，特別是那些名著，無論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還是科林伍德的《歷史的觀念》、普雷斯頓·詹姆斯與傑弗雷·馬丁的《地理學思想史》，基本上都是以人物和著作為主軸展開的，所以在思考晚清地理學這一選題時，我陷入了一個死胡同，總是圍繞人物和著作兜圈子。先生的這一席話猶如醍醐灌頂，讓我一下子開了竅。前些時間我給人大歷史系的新生講治學經歷，我用「胡思庸先生教我讀書，龔書鐸先生教我思考」兩句話來概括我的成長曆程。其中後一句，說的就是這次談話。先生的這一次教誨，不僅使我很快確定了學位論文（即後來出版的《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一書）的基本框架，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的思維習慣。此後，不論再研究什麼課題，我都會自覺地圍繞問題來展開思路。
修改論文是辛苦的。我們同屆三個人，每篇論文都有20多萬字，每次見到先生，他都是在審閱我們的論文。有的論文先生不止修改一遍，而且還會交給我們方法，比如，有時看一句話，總感覺不夠順暢，但又不知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就把這句話念出來，自己念自己聽。凡邏輯不通的地方，聽著就不順暢。多念幾遍，自然明白。這一招還真靈！我自己後來就經常這麼做，並將其傳授給了我的學生。
先生不僅教我們治學，而且教我們做人。畢業前夕，先生專門與我們師兄弟三人進行了一次非常認真的談話，重點是教育我們在今後的工作中如何做人。先生身教重於言教，凡是他要求我們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了。但他做到的，我們卻未必能做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