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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學者黃台淵:孔子哲學是中日韓文化的驕傲

?編者按:近日在成都舉辦的「中日韓名記者對話會」上,三國文化名人、名記者圍繞「邁向新時代的中日韓文化合作」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和交流。韓國東國大學的黃台淵教授就中國儒家思想對東亞文明乃至西方文明的深遠影響進行了深入淺出的梳理和講解。百通社獲得作者授權,將講話摘編如下。

黃台淵教授在「中日韓名記者對話會」講話

今天,我想通過回顧儒家文明與孔子哲學的西移引起西方啟蒙主義的興盛,並使基督教文明世俗化及近代化的16-18世紀的東西方文明交流史,提出一個可貢獻於中日韓相互協力提高「軟實力(soft power)」的一個全新的觀點。這是讓當今中日韓的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恢復對儒家傳統文化的自豪感,鞏固區域內的和平,相互協力使中日韓遠東國家的文化和道德領域的「軟實力」超越西方國家的新視角。

19世紀末以來,中日韓的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們一直對西方文明抱有自卑感和崇拜意識,並有對儒家文化的自我蔑視的意識。直到上個世紀的時候也還有不少過激的主張,例如「只有孔子死了,國家才能生存」。

通常我們覺得,19世紀以來,從西方傳入的文化產物中,既有「壞因素」,更多的是「好因素」。但很多西方的政治理念和道德原則其實與儒家文化並沒有太多不同,這也是事實。

我們從西方學到的「好因素」涉及到先進技術、經濟、經營、自由、平等、寬容、革命、學校、媒體、政黨制度等範圍非常廣泛。「壞因素」包括帝國主義、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種族屠殺(genocide)等。但是仔細分析這些要素的歷史由來,東西方學者們一直誤會為「西方固有的東西」中的「好因素」,其實都是源自於從16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末的250年間西移過去的孔子哲學和儒家文化。而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種族屠殺等「壞因素」都是源自西方好戰的希伯來主義和希臘主義的傳統。

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的150年間,席捲西方的啟蒙主義思潮是通過改編孔子哲學,使人類從宗教迷信、蒙昧、封建壓迫和剝削中解放出來,確立了世俗秩序,確立了從基督教、封建中解放出來的恢復人類本性和解放人類的計劃。西方啟蒙主義者們歡呼著把孔子的世俗道德哲學和中國的平等原理,作為代替基督教的啟示道德和西方國家封建身份差別的對策。因此啟蒙主義者都紛紛稱讚孔子。

通過這一啟蒙主義運動確立的眾多思想和制度上的近代化標誌,都是西方啟蒙思想家和啟蒙君主們從歐洲的角度上將孔子哲學和中國「低近代」的文化產物發展成了「高度近代(high modernity)」。

從古希臘開始,西方歷代國家的百姓一直是奴隸、農奴或隸農。在這種西方環境下,「百姓的自由與平等」簡直就是天方夜譚。直到17世紀中期,西方哲學家們也只是談奴隸主、領主、君主的自由與平等。相反,孔子只談論「百姓的自由與平等」,而且中國在宋代開始就將其具體實現了。

通過我數十年對歐洲史料的深入研究,在西方16世紀末第一次出現的「自然自由」是從「政刑與無作為治理」的孔子的「無為而治」理念和「百姓以君主為標準自治」的「百姓則君以自治」的理念發展的。「平等」的由來是以「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的孔子的先天性平等論和「士無世官」的官職不世襲論和能力主義的公務擔任制,還有中國的超身份主義的平等社會為範本的。寬容理念、人道主義、人權思想、自由市場、公務員任用考試、官僚制、英國內閣制、權力分立制、暴君放伐、革命權及世俗的政治文化、政教分離、普通教育、三階段的學校制度、福利國家等除此之外許許多多的近代制度都出自於孔子典籍和中國制度。

因此,遠東國家在19世紀末的西勢東漸時期接觸到西方國家的近代思想和制度後,在是否接納其思想和制度的問題上,起初也曾有過短暫的矛盾,但是後來認為這「洋物」是比遠東的文化產物更加發展又與儒家文化有著相同性質的。

遠東國家把本國的以儒家為基礎的基本制度和思想「細緻地」修整之後,再參酌「洋物」達到韓國化、中國化、日本化,較輕鬆地在短時間內跳躍到了「高度近代」。

按照日本歷史學家內藤湖南的觀點,宋代的中國實現了歷史上最早的「初期近代(early modernity)」或者「低近代」,10世紀以後的世界史就是中國「初期近代」的文化產物向東西方擴散的過程。因此,德國的一位歷史學家于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將「宋代以後的中國式近代」叫做「普遍史的近代(universalgeschichtliche Moderne)」。從這個立場上看,19世紀遠東三國的近代化課題經常會被誤解成是從「前近代跳躍到近代」的,但事實上是從「低近代跳躍到高度近代」的。

遠東國家當時已經達到了「低近代」,所以日本在100年內超越了英國、法國、德國。韓國用80年超越了俄羅斯、東歐和中南美洲,並發展成與西方國家相當的發達國家。中國在改革開放政策實施30多年後,在製造業上就已經超越了美國。

可以很明確地看出,「近代化」的DNA就是孔子哲學。

馬克斯·韋伯將中國的落後歸咎於孔子,但與他捏造的歷史截然相反,孔子實際上是遠東和西方兩個地區近代化的動力。儒家喚醒了在中世紀黑暗中沉睡的西方文明,使其近代化,是儒家激起了中日韓三國的高度近代化,而且它是迅速地實現高度近代化的決定性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是中日韓三國在世界史上的驕傲。

孔子是中日韓三國的區域和平與共存共榮的偉大文化資產。中日韓三國在拋棄孔子,接受西方的「壞因素」時,未能避免流血衝突。如果我們長久地遵守孔子和儒家生活道德,三國就會長久地維持和平與共同繁榮。

編輯 / 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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