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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國歌確立的歷史過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以下簡稱《國歌》) 的前身《義勇軍進行曲》, 曾是一首優秀的救亡歌曲。它最初於上世紀30年代初出現於銀幕上, 到後來唱響在戰場上, 從建國初的「代國歌」, 到最後被正名立法成為國歌, 其跌宕起伏的歷史脈絡, 好似一部綿延不斷的「進行曲」, 回首《國歌》往事, 不禁感慨萬千。

在救亡電影中亮相

《義勇軍進行曲》出自1935年由上海電通公司拍攝的故事片《風雲兒女》, 是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影片主題歌。電影描寫了上世紀30年代初, 以詩人辛白華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 為拯救祖國而投筆從戎, 奔赴抗日前線英勇殺敵的故事。這首歌曲雖然在影中的首尾處只出現兩次, 但由於節奏鏗鏘、音調昂揚, 響徹在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中, 成為為民族解放而衝鋒陷陣的號角。

歌曲寫作過程撲朔迷離, 多年以後, 經知情人回憶, 大致可以拼接起這樣的創作軌跡:1934年, 電通公司在上海成立, 為旗開得勝, 就約請當時享有盛名的左翼作家田漢寫一個電影劇本, 但他只完成了《鳳凰的再生》初稿, 連主題歌詞都來不及寫, 就於1935年2月不幸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

監獄裡, 田漢惦記著還未寫完的電影劇本, 特別是揭示全劇抗日主題的歌詞還留下空白, 在強烈責任感的驅使下, 寫出了激情澎湃的歌詞:「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 起來, 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冒著敵人的飛機炮火前進, 冒著敵人的飛機炮火前進, 前進, 前進, 進!」

他寫在一張包香煙的小紙上後, 立即託人帶出了監獄。文本和歌詞後來轉到了同為左翼作家的孫師毅和夏衍手裡, 他倆立即進行修改、潤色, 不僅將劇名改成更有震撼力的《風雲兒女》, 而且, 還將「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前進」一句改成了「炮火」一詞。影片立即由名家許幸之執導, 譜曲任務交給誰去完成更放心呢?一時難以確定。

此時, 上海灘上有個風華正茂的青年作曲家聶耳正脫穎而出, 名聲如雷貫耳, 他正值創作旺盛時期, 曾為電影譜寫了不少響徹歌壇的歌曲, 所以大家一致推舉聶耳來完成《風雲兒女》的主題歌創作任務。

不巧的是, 聶耳接受創作邀請後即要出訪日本, 他沒有完成譜曲任務, 就乘船東渡。一路上, 他被《風雲兒女》的歌詞所感染, 準備寫一首鼓舞全國人民抗日鬥志的戰歌, 於是, 樂思澎湃, 一揮而就。由於原詞還沒有歌名, 考慮歌風為進行曲風格, 聶耳就倉促地寫上「進行曲」。一到日本, 他就將歌稿寄回國內。

投資人朱慶瀾將軍在審稿時發現歌名太簡單, 由於他曾在東北任職, 知道九一八事變後, 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時, 愛國軍民自發地組織起「義勇軍」, 義無反顧地走向抗日前線。因此他就在「進行曲」前加上了「義勇軍」三個字, 以紀念產生於那個階段的特殊抗日組織, 具有歷史感的《義勇軍進行曲》歌名就這樣產生了。後由著名音樂家賀綠汀邀請時在上海的前蘇聯作曲家阿龍·阿甫夏洛莫夫進行配器, 並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組織錄音, 不久, 就在影片《風雲兒女》中精彩亮相了。遺憾的是, 聶耳沒有聽到歌聲就在日本溺水身亡, 《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他天才創作成果中的絕唱。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後, 由於歌詞富有鼓動性, 旋律富有召喚性, 立即在全國各地傳唱開來, 伴隨著愛國救亡運動, 特別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 解放戰爭的硝煙里, 響徹在大江南北、長城內外, 成為影響深遠的救亡歌曲。

在陽剛音調中借鑒

聶耳為電影《風雲兒女》主題歌譜曲時, 還是一位只有23歲的青年, 他何以能寫出這首劃時代的救亡歌曲?因為他在上海參加「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和「左翼戲劇家聯盟音樂組」。在中共黨組織的引導下, 他在1933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這使他的創作能自覺地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

當他提筆為歌詞「起來……」譜曲時, 大概耳邊響起了同是「起來……」起唱的《國際歌》旋律。1923年, 《國際歌》由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翻譯到了中國, 1931年,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 還將《國際歌》作為中央蘇區的區歌。無疑, 對於當時也是革命者的聶耳來說, 催人奮進的《國際歌》音調耳熟能詳, 充滿著力量。他借用模仿, 然後在不規則歌詞的引發下, 時而弱起、時而強起, 並巧妙地鑲嵌了能加強力度的附點音、三連音和休止符, 一氣呵成地流淌出不滿一分鐘的昂揚旋律。歌曲一經亮相就好評如潮, 風靡全國, 成為時代的最強音。在民族危亡之際, 歌曲以排山倒海之勢推向全國的抗日戰場。

有一位音樂同行也在拍手叫好, 他就是冼星海。當他在巴黎留學時, 就知道聶耳在國內譜寫了一首首優秀的救亡歌曲。冼星海決定投身到抗日洪流中, 與他並肩作戰。當冼星海1935年9月留學5年回國時, 聶耳不幸已經離世了兩個多月。悲痛之餘, 他立即撰寫了《向你致最誠懇的敬禮》的悼念文章, 旗幟鮮明地表達了他崇敬聶耳的立場。他不但敬仰聶耳的精神, 還欽佩聶耳的作品, 特別對《義勇軍進行曲》更是給予高度評價, 並將歌曲中「我們萬眾一心」的旋律融合在他的《黃河大合唱》中第三樂章《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朗誦伴奏中。

還有1939年在延安「魯藝」學習的鄭律成, 在為《八路軍進行曲》譜曲時, 隨著「向前, 向前, 向前」的同音反覆後, 緊接著也採用《義勇軍進行曲》前奏中大三和弦的分解旋法, 寫出了《我們的隊伍向太陽》的樂曲, 然後引申展開, 構成全曲, 後來成為鼓舞戰士衝鋒殺敵的戰歌。1951年2月1日, 中央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將《八路軍進行曲》改名為《人民解放軍軍歌》, 直至1988年7月25日, 被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正式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

在革命戰爭的年代裡, 從《國際歌》開始, 到《義勇軍進行曲》的產生, 其音調再被借鑒在《黃河大合唱》和《八路軍進行曲》中。《義勇軍進行曲》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成為代表中華民族精神氣質的驚世之作。

在激烈爭論中代用

1949年6月, 首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前, 中央集結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能人志士共商國是, 其中就涉及新中國國歌的確定。由於事關重大, 迫在眉睫, 就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由馬敘倫任組長, 葉劍英、沈雁冰任副組長的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完成, 下設「國歌初選委員會」, 由田漢、沈雁冰、錢三強、歐陽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鴻等人組成, 另聘馬思聰、呂驥、賀綠汀、姚錦新四名音樂家擔任顧問。為了解民心, 凝聚智慧, 決定從7月15日至26日在全國範圍內徵集國歌。截至8月20日, 就收到了632件國歌應徵稿, 但閱後感到不甚理想。

就在為國歌產生焦頭爛額之際, 著名畫家徐悲鴻憑他敏銳的眼光力薦《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因他知道不久前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開了「保衛世界和平大會」, 中國應邀派員出席。大會規定開幕式上各國代表團進入會場時都需高唱國歌, 由於當時新中國還沒有成立, 當然還沒有國歌, 為了應急, 大家決定先用《義勇軍進行曲》代替。由於歌曲短小精悍, 氣質雄偉昂揚, 獲得了全場歡呼。

此議一出, 紛爭四起, 對旋律基本沒有異議, 主要對歌詞產生了針鋒相對的三派意見:反對者認為歌詞中有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已經名不副實, 現在是中國人民已到了翻身解放的時候, 再唱《義勇軍進行曲》並不合適;以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為代表的支持派認為, 雖然新中國馬上進入到和平年代, 但敵人還在虎視眈眈地準備顛覆新政權, 仍然潛伏著諸多危險, 再唱《義勇軍進行曲》還有現實意義;以文學家郭沫若為代表的折中派認為, 《義勇軍進行曲》可以作為國歌, 但必須對「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進行修改後才能採用。會上眾說紛紜, 似乎都有道理, 馬敘倫組長面對難以統一的分歧, 只能將矛盾上交, 請首長定奪。

周恩來聽取彙報後明確表態, 他說:「我們面前還有著帝國主義敵人, 我們建設越進展, 帝國主義將越加嫉恨我們, 破壞我們、進攻我們, 你能說我們不存在危險了嗎?還不如留下這句話, 可以經常保持警惕!」

毛澤東聽到這場紛爭後, 語重心長地提醒大家仍要居安思危, 應該留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話, 讓我們耳邊經常警鐘長鳴。他不僅同意不需要修改歌詞, 而且同意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使用。

1949年9月27日, 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 暫以《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新中國代國歌終於脫穎而出。

在弘揚國威中唱響

為了弘揚國威, 作曲家也經常將國歌音調融化在新創作的其他作品中, 成為渲染國歌的時代主旋律。有兩件作品因融合了國歌音調而盛唱 (奏) 不衰。

第一件作品是歌曲《歌唱祖國》。歌曲創作於1950年9月15日, 適逢新中國成立一周年之際。那天, 著名作曲家王莘先生從天津到北京去購買樂器。當返程乘公共汽車路過天安門廣場時, 抬頭遙看, 鮮艷的國旗在霞光中迎風飄揚, 令人心潮澎湃, 思緒翻滾。那時, 王莘正想寫一首歌唱祖國的歌曲, 於是「五星紅旗迎風飄揚」的歌詞起句已在心中形成。在返津的火車上, 王莘思如泉湧, 三段歌詞一揮而就。譜曲時特意採用了國歌中「屬主上行跳進」的動機, 還緊接國歌中「大三度主和弦分解」的旋法, 就寫成了這首熱情奔放的適合群眾演唱的簡易二聲部歌曲。

1951年9月, 《人民文學》《人民日報》先後發表了王莘的《歌唱祖國》的歌譜, 繼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放了由中央樂團演唱的錄音。從此, 這首歌曲不脛而走, 風靡全國。

近70年來, 《歌唱祖國》經常被採用在慶典活動或大型集會的壓軸齊唱歌曲。旋律激越, 氣勢豪邁, 雄壯有力, 似乎聽到了催人奮進的國歌在召喚。

第二件作品是管弦樂《紅旗頌》。樂曲是由上海交響樂團作曲家呂其明創作的作品, 首演於1964年首屆「上海之春」的音樂會。

呂其明少年時就加入新四軍, 由於熱愛音樂而走上作曲崗位。一路上, 得到了大音樂家賀綠汀的悉心栽培, 直至建國後進入到音樂院校深造。當他接受創作《紅旗頌》任務時, 與升起國旗同時奏響的國歌旋律就在作者耳畔響起, 似一輪噴薄而出的紅日照亮了東方。樂曲的引子就借鑒了國歌的旋律片段, 在不同調性上, 通過銅管樂器的多次變奏, 進入到壯麗的音樂主題, 令人蕩氣迴腸。

這部交織著熱血與烈焰、奮鬥與犧牲、信念與追求、沉思與激情、勝利與光明的交響詩篇, 成為歌頌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華彩樂章, 激勵和影響著一代又一代前赴後繼的中國人民為美好的明天而拼搏向前。由於樂曲主題鮮明, 旋律優美, 而經常作為電影、紀錄片、電視片、廣播劇、詩朗誦、新聞報道和各種慶典活動的背景音樂, 成為我國舞台上演奏率最高、播放數最多的音樂作品。

在建國後的數十年中, 由於《歌唱祖國》和《紅旗頌》的不斷渲染, 使國歌中的特性音調更加深入人心, 國歌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在撥亂反正中正名

「文革」中, 由於受到極左路線的衝擊, 國歌也遭到了禁唱。直到1982年12月4日, 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決議, 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正式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2004年3月14日, 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 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 國家終於有了法定的國歌。

每當重大集會, 都會萬眾齊唱國歌, 莊嚴肅穆的氣氛撲面而來;每當在國際比賽中勝出, 都會響起國歌, 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但也發生國歌被隨便使用的不嚴肅現象, 還發生了速度隨便、調性隨意、情感隨性等不嚴謹現象。為此, 長期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樂團團長的于海先生, 連續十年堅持不懈地向全國人大提出「國家應頒布《國歌法》」的建議案, 通過國家立法的形式, 對國歌的奏唱場合、奏唱禮儀、奏唱格式和宣傳教育方面進行法定規範。2017年9月1日下午,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獲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 於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至此,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不但法定, 而且要求一切公民和組織都應當尊重國歌, 維護國歌的尊嚴。

如今, 雖處和平年代, 當前仍有「危險的時候」, 還有「敵人的炮火」, 只要唱起國歌, 就能警鐘長鳴, 讓我們築起「血肉長城」, 永遠昂首闊步地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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