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政治外交史研究新發展
11月2—3日，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的「紀念邵循正先生誕辰110周年暨中國近代政治外交史論壇」在北京舉行，來自全國的近50位學者參加會議。邵循正先生是著名歷史學家，也是北京大學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創始人。本次會議在紀念邵先生學術貢獻的同時，交流探討了中國近代政治外交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路徑。
會議開幕式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黨委書記徐健教授主持，系主任張帆教授致歡迎詞，王曉秋教授著重介紹了邵先生的生平與學術貢獻。北京大學原副校長郝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汝豐、清華大學教授劉桂生、南開大學教授王敦書、廣州大學教授趙春晨、南京大學教授蔡少卿（書面發言）、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磊（書面發言）、邵循正先生女兒邵瑜，分別作了追思發言，回憶了邵先生對近代政治史、外交史、社會史作出的突出貢獻。北京大學教授郭衛東認為，邵先生是中國近代史學科新研究範式的重要奠基人，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高波探討了邵循正與陳寅恪的史學關聯，北京大學助理教授劉晨回顧了邵循正在近代中國農民運動史研究中的貢獻，復旦大學副教授戴海斌鉤稽了邵先生早期的16篇佚文，有助於深入了解邵先生的為人為學。
政治史研究是中國近代史學科的重要內容，本次會議的政治史論文聚焦重大事件和人物。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崔岷探討了咸豐初年在籍紳士因「團練大臣」政策而權勢升級後與地方文武官員的矛盾和衝突。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任智勇梳理了雷以諴在咸豐三年的活動，以凸顯團練的地位和厘金出現的背景。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助理教授吉辰分析了甲午戰爭期間張之洞的借款活動，指出張的借款不僅未發揮作用，反而因頻頻毀約損害了清政府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形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海榮補證《公車上書題名》，為研究「聯省公車上書」及相關人物提供了可靠文本。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邱濤經過考證，認為譚嗣同被捕時間為戊戌年八月初六日夜。大連外國語大學日本語學院副教授崔學森認為，「秘密制憲」給世人留下了清廷把持制憲權的不良印象，將民間立憲派推向了對立面。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助理教授劉會文認為，孟森在辛壬期間貫徹張謇的擁袁路線，抵制章太炎的政治主張，影響了民初政治格局。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張永以馮玉祥為例，展示了北洋將領從思想上抵觸洪憲帝制發展到軍事中的抗命，認為靠私人恩義維繫的北洋派在思想紛雜、幅員遼闊的現代中國很難避免崩解的命運。
此外，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孫明檢討了嘉道「積弊」論說，指出清人通過「回歸法意」以推動制度再造。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教授李恭忠以中山陵為例，展示了現代中國公共記憶和國族認同的生成過程和構造機制。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講師任偉考察了1927—1935年中共地方武裝的形成與演進，指出中共地方武裝既維持蘇區內部秩序，也是擴充兵員的關鍵性機制。國防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李雷波分析了「發展華中」戰略從以八路軍為主轉向以新四軍為主的過程，認為該戰略是隨著形勢變化在不斷適應中形成的。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講師馬思宇認為，抗戰時期「三三制」促成了中共地方政權的民主氛圍，而黨團制度有助於中共掌握政治和組織的主動權，實現民主與集中的平衡。
與此同時，外交史研究也亮點紛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徐萬民認為，近代海關是朝鮮開國後建立的最為廉潔、效率最高的政府機關，應歷史地看待中朝兩國在近代化初始階段由洋人掌控海關這一現象。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李文傑認為，清末中朝、中越、中琉等傳統宗藩關係不復存在時，尼泊爾作為最後的藩屬國有其特殊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編輯陳肖寒論述了清代蒙古的人口、資源、環境問題，進而探討蒙古國對本國史的敘述方式。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永勝認為，顧維鈞在中國留美學生會的重要貢獻，為其從政生涯奠定了良好基礎。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少軍認為，近代日本工商界涉華活動依賴本國政府充當先導且深受其影響，依靠日軍開路而又密切配合其需要，財閥、國策性經濟機構和企業與一般日商分野鮮明。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陳丹以荷馬李《無知之勇》在日本的譯介為中心，探討孫中山的革命籌款如何與國際熱點相結合。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特聘副研究員陳默認為，1941年中國對蘇德戰爭的研判總體上傾向於持久戰，這一觀點是相對準確客觀的。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講師張展聚焦汪偽政府參加太平洋戰爭的決策過程，深化了對日汪關係不平等本質的理解。
總體來看，會議論文有三個特點。第一，借史料深耕，舊題新做；第二，多語言運用，注意國際視野；第三，注重新史料發掘與整理，為政治外交史提供新方向。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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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馮楓添 排版編輯：馮楓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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