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孔子之「正名」思想？
人在社會上一定會有代表身份地位的稱號，這個稱號就是「名」；而既然有此名，則必具備與之相符的要件，亦即當盡的義務和應享的權利，而這些與其「名」相符的權利義務，就是「分」。
因此，所謂「正名分」，就是要人安分守己；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以及「君子思不出其位」，就是守名分的最佳表現。
孔子「正名」思想的起源與含義
《左傳·桓公二年》云：「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
上述此言出自師服，他把名和義、禮、體、政層層聯繫起來，說明名的重要性，這也啟發了孔子的「正名」思想。
所謂「名以制義」，就是名是用以制定義理的。師服在此所謂的「名」，乃名實之「名」，指世間萬物的稱號。對於物，「名」務求名副其實，即「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對於人，則依其身份地位，示以應享的權利與當盡的義務，亦即孔子所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義以出禮」則說明義是用以制定禮法的，亦即《禮記》所云：「禮也，義之實也」，這便是以義制定禮的標準。人一旦得到某名，在社會上便有了定位，也就有了當守的本分，而如果做事時能謹守本分，居心方正平直，一舉一動都合乎事理之宜，該怎麼做就怎麼做，那麼這就叫做「義」。
「禮以體政」則指禮是用以組成政令的要素，也就是說政令是依據禮法組成的；「政以正民」則指政令是用以輔導或糾正人民的依據。合乎禮儀的政令形成，人民自然聽從，人民只要依禮行事，就可以不違政令；反之，政令若與禮、義相違背，人民動不動就要犯禁，勢必無法忍受，終起而叛亂。
師服之言，雖然針對君主命名而發，最初只關係到一人，然而影響所及，確實牽涉到人民的生活與福祉，因此不可大意。
我們從《論語·子路》所載的孔子「正名」說中，不難看出師服言論的影子。孔子的「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即是依據師服的「名以制義」而說的；「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則是根據師服「義以出禮」而論的。其後，孔子之所以並言樂，乃因禮和樂實乃體之兩面，密不可分。
孔子這番言論是將師服的意思從反面加以闡述，這也成為他「正名」論的基礎。據《史記》所載，孔子發表此番言論之時，正值衛國父子爭國、名分紊亂之際。因此，孔子之「正名」雖然源自於師服之語，但其主要目的並非如同師服之強調命名的重要性，而是要使世人明白人倫之道理，希望人人都明理知義，恪守本分。
孔子「正名」之說根源於師服之言，但其含義究竟為何，舊解林林總總，異說紛紜。在玲瓏看來，論孔子「正名」的含義，當將《春秋》的褒貶正名大義，列入討論範疇，其含義為「正名字」、「正名分」以及「辯是非、寓褒貶」。
「正名字」是「正名分」的手段，「正名分」是「正名字」的目的。是以《春秋》對於僭越稱王的吳、楚、兩位諸侯，只稱「子」；齊、晉之君無論權勢有多大，只稱「侯」；宋、魯雖然弱，仍舊稱「公」；周天子即便已經沒有號令天下之實權，仍稱「天王」。以上均是由「正名字」來彰明「正名分」之旨。《春秋》以人物之言行能否如其名分而加以褒貶，故有「辯是非、寓褒貶」的含義在內。
綜上所述，孔子「正名」雖然有以上三種含義，但「正名分」才是孔子「正名」的主旨所在。是以孔子「正名」主要關切的對象，當是「人倫名分」，這也是《春秋》之焦點。
孔子主張「正名」之原因
那麼，孔子為什麼如此重視「正名」？實乃源於當時之時代背景。
孟子清晰地指出：「孔子懼，作《春秋》」，是時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世衰道微到如此地步，導致天下各階層的人們都開始不守本分，逐漸「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是以孔子以「正名」為治國的首要工作。
春秋之世正是天下無道，諸侯妄為的時代，孔子用一句「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道破了春秋世局的演變。我們都知道，自平王東遷之後，周天子雖然名義上為共主，卻已喪失對天下的統治權。王畿起初尚有數百里的土地，後來因為賞賜有功，以及晉、鄭、秦等國的侵奪，僅余雒邑附近而已。
正因如此，王室經濟困窘，已經無法維持足夠的軍隊，甚至得向諸侯「求金」、「求車」。周王室既然沒有實力作後盾，那麼在諸侯的心中，自然也就無足輕重。
最終，周天子的威嚴喪失，名存實亡。平王東遷後，歷來藉以安定社會、鞏固政權的封建制度也逐漸崩潰，導致諸侯多有僭越之舉，國與國之間更是征伐不斷，因此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弒君事件」就多達三十六次。
春秋時代，禮樂制度全面崩壞，「親親、尊尊」之義亦不復存在。政治環境由原來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轉變為霸主迭起；禮樂征伐自諸侯處，甚而轉變為「陪臣執國命」。社會環境也因封建制度的瓦解，以及諸侯爭霸後的動蕩不安，導致禮崩樂壞。
即便是繼承周禮較為完善的魯國，不守名分之事亦是屢見不鮮，尤以季孫、叔孫、孟孫三家為最。如季氏僭用天子禮樂，舞八佾於庭，孔子為之氣結。孔子「正名」的主張，就是針對此種逆亂行為而提出的。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他生當天下無道之時，是時主張獨善其身之厭世者比比皆是，然而孔子卻對此喟然自嘆：「鳥獸不可以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雖知不可為而為之，提出「正名」學說針砭時弊，他終生棲棲遑遑，其目的即在撥亂反正，希望有朝一日能實現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理想。
孔子雖然明白正名定分是撥亂反正的最好方針，然其說並不被當時各諸侯所採納，從而撰作《春秋》，將「正名」思想寄寓其中，用以「懲惡」、「勸善」，期待能夠使亂臣賊子恐懼，還社會以應有的和諧與秩序。
如何明了《春秋》之正名定分？
從上文我們可以知曉，《春秋》是孔子寄寓理想與抱負的經典，然而《春秋》又要如何正名定分呢？就是以事實為依據，借褒貶為手段，表明具有各種名位的人，所當守的本分。如隱公元年《春秋》書「鄭伯克段於鄢」，通過《左傳》的敘事，即可以明了《春秋》微言中的大義。
因此，《春秋》之文，在倫常方面十分「精準」，內容是針對人物行事加以審察而作的敘述或判斷。《春秋》就是這樣一部教人克己復禮的奇書。
孔子云：「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因如此，《春秋》具有史書的體制，就是為了使講論的正名大義更為深刻具體，以達到懲惡勸善的目的。
然而，《春秋》是經書，絕不是史書。《孟子》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孔子所竊取的「義」，正是古史褒貶懲戒的寓意。不同的是，古史是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而孔子《春秋》則是意在筆先，在二百四十二年間擇取適當的事例，褒貶是非以突顯具有各種名位的人所當恪守的本分。因此，《春秋》是一部昭示常道的經書，絕對不能以史書視之。
?《春秋》含有「文」、「事」、「義」三要素，「文」是記事表意的文詞；「事」則是「文」所涉及的內容，是春秋二百四十年間人們的言行事迹；至於「義」，是經文記事所要表達的常道。
但《春秋》寓「事」於「文」，寓「義」於「事」，因此如果想要了解《春秋》的微言大義，就得通過《左傳》探尋其事，再據其事索取其義。孔子為免時難，將褒貶正名的旨意，以隱微精妙的文辭加以表述，而口授弟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春秋》與《左傳》之關係，可見一斑。
總而述之，《春秋》與《左傳》是表裡密不可分的兩部經典。沒有《左傳》把經文的背景襯托出來，《春秋》就成為王安石所謂的「斷爛朝報」；沒有《春秋》的褒貶作為指南針，我們終將迷失於《左傳》敘事的汪洋。所以，二書應合讀，不可偏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