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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決心處死袁崇煥,真是因為中了清太宗的反間計?

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原載於《歷史學家茶座》第9輯,原標題為「策杖只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為封侯——大明國的亡命徒袁崇煥」

作者|牛建波

影視劇崇禎形象

公元1644年,是中國傳統六十年一甲子輪迴計年習慣的甲申年。這一年也是大明王朝的崇禎十七年,清朝的順治元年。

三百年後同是甲申的1944年,後來成為中國文壇泰斗的史學家郭沫若發表了著名的歷史評論文章《甲申三百年祭》。1644年的甲申之年,更多因素上是因為三百年後的這篇文章而聞名。

但在1644年的甲申,不管是在煤山上自縊而死的一心想做大明中興之主的崇禎皇帝,還是得意忘形正在入主紫禁城的農民軍領袖大順皇帝李自成,抑或是正在關外厲兵秣馬覬覦中原的清帝國實際統治者攝政王多爾袞,甚至包括山海關不知何去何從的後來「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吳三桂,以及正在四川大開殺戒的大西王張獻忠,都無法預料隨後三百年將要發生什麼。

崇禎上吊時悲嘆百官誤他;李自成則希望自己的箭能準確地射到承天門(天安門)的天字上,以向上天驗證自己是否能得到天下;至於多爾袞,恐怕他還沒有下定奪取中原的決心。這一年對於他們來說,個人的榮辱得失超越了對民生的關注,而這幕歷史活劇卻在所有人情願與不情願中迅速拉開了帷幕又迅速謝幕。

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頃刻土崩瓦解,輝煌的宮殿與壯麗的山河成為身後雲煙。弔死煤山的明朝皇帝身邊僅有一個太監王朝恩陪死,他的那些大明忠臣們此時正在謀劃如何向新晉貴族大順軍獻媚。崇禎死時心中除了悲憤另外還應該有羞愧,不然他不會覺得無顏見明朝的列祖列宗。但他一定沒有認識到造成這樣局面的恰恰就是他自己,因為他臨死還一直在認為是百官誤了他。

明朝並不缺少忠臣,也不缺少治國的良臣與禦敵的良將,但崇禎的凶暴與多疑、懈愎讓這些忠臣良將一個個成為刀下之鬼,而倖存的人只能選擇閉口不言。他本來是有機會的,本來他完全有可能成為大明的中興之主,但他失去了——這看來偶然,卻又必然。

只是那些被枉殺的、曾經與他一起抱有中興大明而刨肝瀝膽的忠貞義士的在天之靈,會在1644年的甲申,作何感想?

袁崇煥畫像

邊中送別

五載離家別路悠,

送君寒浸寶刀頭。

欲知肺腑同生死,

何用安危任去留。

策杖只因圖雪恥,

橫戈原不為封侯。

故園親侶如相問,

愧我邊塵尚未收。

這首詩是故明薊遼督師兼兵部尚書袁崇煥的遺作。袁崇煥,字元素,號耀如(一號自如),廣東東莞人。《明史》上說他:「為人慷慨有膽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厄塞情形,以邊才自許。」袁崇煥出生於清太祖努爾哈赤含恨起兵(1653年)的次年,他的出生,似乎註定是與遼事有關的。

努爾哈赤是天才的軍事家,他以十三副盔甲三十人部屬起兵,經過數年拼殺,逐漸統一女真各部。而此時的明朝政權卻並沒有意識到女真的崛起將成為大明帝國的肘腋之患,萬曆此時大約正躲在深宮裡與百官慪氣,他所派出的各路稅監正在瘋狂搜刮財富。更何況,以夷制夷是明政權對待遼東少數民族的歷來國策,女真內部的自相殘殺,明政府樂得坐山觀虎鬥。

所以,當他們真正意識到這個新興民族所帶來的威脅時,一切都似乎遲了。

萬曆四十七年,明與後金之間爆發了薩爾滸大戰,結局是明軍四路征討大軍三路全軍覆沒。

薩爾滸大戰的當年,袁崇煥中進士。對於封建社會的讀書人來說,這無異於魚躍龍門。不過當薩爾滸大戰失利的信息傳到北京城時,對於一直以邊事為己任的袁崇煥來說,卻不知是喜是憂。現在沒有資料考證當時袁崇煥的心態,但在「朝野震驚,群議嘩然」的北京城,他一定是無法高興起來的。

只是此時的袁崇煥還遠遠沒有資格站在後金與大明相爭的最前沿。萬曆四十八年,袁崇煥被任命為劭武知縣,開始了短暫的縣官生涯。但袁崇煥註定是為遼事而生的,他在劭武縣短短兩年的任期內心憂遼事,不但與退伍老兵談論遼事,而且招納了大量的人才,這些人才在後來的寧遠大捷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策杖只因圖雪恥, 橫戈原不為封侯。」對比中國曆來的立功封侯之志,袁崇煥這首《邊中送別》中的心聲吐露可謂是響噹噹的豪言壯語。在天啟六年(1626)的寧遠孤城之上,儒生袁崇煥或許正抱著這樣的豪情率領孤軍與後金鐵騎血戰,我相信他其時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心中所激蕩的唯有戰死沙場的決心。他恐怕不會想到自己會在未來的數年之內成為大明帝國屹立關外不破的長城,也更不會想到中國歷史會因為他的存在而增添無法名狀的最深的痛!

由於受傳統文化與傳統軍事思想的影響,中國歷史上更推崇「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儒將。這種思想其實很大程度上源於人們對美的追求,難聽點說,反映出的是「以貌取人」思想的延伸而已,絕大多數衝鋒陷陣、流血拚命的恐怕是黑旋風與猛張飛一類的其貌不揚的死士。所以中國歷史上真正的儒將並不多,偶爾一個半個就會被人不遺餘力地吹捧。儒將難得,有儒將出現,那是國之幸事,袁崇煥是一個儒將,同時也是一個猛將。

且不說他在寧遠城上指揮氣定神閑,單單說他在遼東全面潰退之際單騎出關考察地形,就足以說明這個人身上的膽氣。當然,這份膽量在敗亡的危難之際讓他在朝堂內外的聲名鵲起,同時也讓他在短時間內官位連升。沒有這個舉動,他不會站在寧遠的城樓之上。沒有這份膽量,他也不敢在遼東指揮官高弟下令全軍撤退時毅然抗命孤軍扼守寧遠。

寧遠之戰是傳奇的,傳奇之處是一生沒有打過敗仗的努爾哈赤在寧遠城下嘗到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失敗,而這次失敗也成了努爾哈赤死亡的直接原因——有人認為努爾哈赤是因為在寧遠城下中炮而傷勢過重去世的,也有人認為努爾哈赤因戰敗而心情鬱憤而死。傳奇之處的原因還在於以前多是明軍佔優勢人數而失敗,而這次人數處絕對的劣勢而勝利,並且是自努爾哈赤起兵以來明軍的第一次勝利。

其實說穿了寧遠之戰不過是努爾哈赤攻擊寧遠而沒有攻下而已。這樣的戰局讓迫切渴望勝利的明廷單方面誇大了。但作為儒將的袁崇煥,他的勝利才剛剛開始,他的傳奇也剛剛開始。

袁崇煥是儒將也是一員悍將,雖然從各方面看來他很有可能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但這個人有著與生俱來的強悍——清人稱他為袁蠻子。如果說寧遠之戰多少有些被誇大和歪曲的話,那麼之後的寧錦大戰則是一場真正的血戰,隨後入援京師在北京城門外的戰鬥更是肉搏戰,袁崇煥性格中的強悍直接反映在了這幾場戰鬥中。清朝八旗鐵騎無敵天下,也只有他有能力與對方硬碰硬過招而不落下風。

袁崇煥有知人用人之能。他手下有幾員猛將:滿桂、祖大壽與趙率教。滿桂與祖大壽不說,趙率教卻曾是熊廷弼手下的逃跑將軍,但在袁崇煥的手下卻成了猛將,最終戰死在寧錦血戰之中。同時,袁崇煥還是個精明的政客,雖然從政治傾向上講他靠近東林黨人,但他卻能在東林黨與閹黨之間左右逢源,並且與監軍的太監能保持不錯的關係,可見這人絕不缺少世故與心機。

應該說袁崇煥其時簡直成了一時的中流砥柱,在任何人看來他完全有可能挽狂瀾於即倒——最起碼崇禎是這樣認為的。事實上以他的才幹,如果與大明巨大的人力物力加在一起,是極有可能做到這一點的。

袁崇煥此時也一定是想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因為這個原因,他覺得有必要讓皇帝安心,讓大明安心。所以他輕率地提出了五年復遼的大話,這為他的被殺埋下了一個伏筆。

這種責任感迫使袁崇煥可能逐漸模糊了他心中的那份世故與狡黠,於是他殺了明朝皮島的總兵毛文龍,這個做法後來被史學家認為是錯誤的。因為毛文龍縱有千般不是,也不應該由袁崇煥來殺。同時,由於殺了毛文龍,造成了尚可喜、孔有德與耿精忠的投清,這三個人後來成了清朝奪取中原的最大功臣——當然,在漢人看來可能是最大的漢奸。

殺毛文龍是袁崇煥後來被殺的第二個伏筆。

在皇帝看來,最大的威脅可能不是來自於異族的入侵,而是功勞過大或者是權力過大的臣子。在這個原則下面,再中流的砥柱也是要殺的。袁崇煥殺毛文龍觸及了崇禎的軟肋,雖然崇禎當時不吭氣,但心中是記上了。

袁崇煥的錯誤還在於他居然逼崇禎動用自己的私房錢為軍隊發軍餉。崇禎皇帝的心胸絕對不會如唐宗宋祖那樣開明。但他迫切地想做那個大明中興之主的願望又強迫他將這些不滿與憤怒壓在心底。有這樣的因素,即使袁崇煥五年真正能平了遼,也未必能得善終。

而袁崇煥終究五年沒有復遼,而大清的軍隊居然打到了北京城下,崇禎的忍耐終於到了極限。這位皇帝此時心中一定充滿了怨毒,這種怨毒是他對袁崇煥一味長期忍讓的噴發。從他殺大臣的手段來看,袁崇煥讓他所付出的堅忍肯定是一種無法忍受的痛苦,所以當幻想破滅(在他看來是)的時候,殺掉袁崇煥,並且讓他史無先例地屈辱地死去才能發泄他心中的怨毒,這種發泄,甚至會讓他不顧大明的前途。

凌遲是中國古代酷刑中最殘忍的一種刑罰。關於這個刑罰,我曾看到一個傳說,當年某位皇帝在規定凌遲該剮的刀數時曾經找過幾個這方面最有經驗的劊子手,最多的是剮到二千九百九十七刀而犯人才死,所以凌遲被定為三千刀,實際上執行的是兩千二百九十七刀。現在看來這個傳說可能沒有什麼根據,因為被判凌遲的犯人不多會規定要剮多少刀,如明代大太監劉瑾就被剮了三千五百九十七刀。但有一種說法是肯定的,就是最後一刀下去犯人應該還有呼吸,否則執行的劊子手反而會丟掉性命。割完規定刀數後才是開膛破腹,隨後是取下首級,犯人的痛苦才會結束。所以這是一門技術含量很高的活,曾聽說劊子手一面割犯人的肉而一面給犯人上止血藥的,並且為了防止犯人疼死,一般會給犯人灌一定量的諸如鴉片一類的迷藥。

所以凌遲的最後往往是受刑人只剩下一副骨架。而凌遲的目的除了讓受刑者承受痛苦之外,更大程度上恐怕是為了給圍觀者以強烈的心靈上的震撼。

袁崇煥被處的就是這種刑罰。

崇禎殺袁崇煥有一個原因是因為當年皇太極用了反間計,並且以皇太極當時的文化水平來看,他的這個計謀有人相信來自於中原漢人的一部《三國演義》。但崇禎是否因為中計而殺袁崇煥呢?

史學家的爭論是認為崇禎其實並沒有中計,因為袁崇煥從入獄到被殺中間間隔了十個月,崇禎即使中計也有足夠的時間反應過來。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是崇禎還要依靠袁崇煥的關寧鐵騎保衛北京,他需要防備殺袁崇煥而逼反他手下的將領。但崇禎最終殺了袁崇煥,內憂外患的局面與振興大明的重任壓得這位才能平庸的皇帝的精神極不穩定。殺人是緩解他心中壓力與恐慌的最佳手段。所以,崇禎殺袁崇煥與殺手下的大臣似乎並不難理解。

但北京城的百姓此時也瘋了,他們瘋的原因如果細究起來,恐怕就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道永遠難以癒合的創傷。而提起這些往事,會讓歷史變得更加沉重,會讓那場發生在1630年北京街頭的歷史悲劇,三百七十年後依然痛徹人心!

予何人哉,十年以來,父母不得以為子,妻孥不得以為夫,手足不得以為兄弟,交遊不得以為朋友。予何人哉?直謂之曰:大明國里一亡命之徒可也!(余大成《剖肝錄》)

「大明國里一亡命之徒」,這是程本直對袁崇煥的評價。亡命徒是沒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雖官居高位,過的卻是亡命徒生涯,為國為家而亡命。這已經是一生的悲劇,而最終受刑慘死,更將這一個人的悲劇變成整個民族、整個國家永不能泯滅的創傷。

悲劇是喜劇的另一面。兩股政治勢力相爭的最終結局必然是一方的悲劇而另一方的喜劇。如果袁崇煥之死是大明王朝的悲劇的話,那麼他的敵對一方大清的慶功宴上皇太極最興奮而又不願提起的事情,應該是這個曾令他最為頭疼的對手終於死在了他的反間計下。中國歷史上不缺少的就是這種悲喜劇。

皇太極並沒有值得指責的地方。在胸懷天下的人的眼裡,任何人與任何力量都是他棋局中的一枚棋子,為了達到勝利的目的,這些棋子的死活根本是不在話下的。

只是袁崇煥之死遠遠不能以一個悲劇來概括那麼簡單。有人將袁崇煥列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冤案,那是因為他相比起岳飛以及大家很熟知的六月飛雪的竇娥來說,顯得更冤。岳飛之冤不但宋高宗與秦檜知道,時人與世人都知道。所以宋高宗只能在風波亭秘密殺死岳飛父子。竇娥被冤殺,連老天都知道用六月飛雪這種奇異的天象來表達自己的憤怒。袁崇煥的被殺,天下人(至少是北京人)都認為他該殺,連明辨忠奸的老天居然也沒有半點表示,由此看來,袁崇煥比岳飛與竇娥冤得多。

明末清初文史大家張岱所著的明史著作《石匱書》中曾記載了袁崇煥伏刑的慘情,令人毛骨悚然。但更令人髮指的卻是當時北京百姓都相信袁崇煥通敵,恨之入骨:「劊子手割一塊肉,百姓付錢,取之生食。頃間肉已沽清。再開膛出五臟,截寸而沽。百姓買得,和燒酒生吞,血流齒頰。」

有一種傳說是,從受刑犯人身上割下來的肉可以配製瘡疥葯。所以,劊子手將從凌遲犯人身上割下來的肉出售換錢的現象自古就有。但北京城百姓的這種舉動顯然不是為了那些在今天看來是屬於迷信的目的,他們是發自內心地痛恨袁崇煥。

這種恨,甚至甚於中國曆來不共戴天的殺父之仇,奪妻之恨。他們的恨是從何而來的呢?是因為忠君愛國嗎?是因為痛恨漢奸嗎?

事實恐怕不是這樣的。皇太極的反間計里的一個步驟是這樣的,當清軍圍攻北京的同時,在北京城外大肆的掠奪,並且揚言是袁崇煥將清兵引來的,而北京居民的產業恰恰大多都在京郊。還有的就是,明朝雖然奉行的是天子禦敵於國門的政策,但真正北京城所遇到的威脅大約只有于謙的那一次。其餘的數百年間,天子腳下,王化之地,從任何一個角度上講都應該是最安全的地方,而清兵居然打到了家門口,讓這些本來應該安居樂業的良民居然受到了刀兵之苦,袁崇煥簡直罪不容誅!

十四年後,當李自成大軍兵臨城下時,當年生吞袁崇煥肉的這些百姓,打開了城門迎接李自成入城,這姑且可以認為是因為「闖王來了不納糧」,但僅僅幾個月後,他們又同樣打開了城門迎接了清兵——當然,他們也是率先留起辮子,成為大清皇帝聖容庇護之下的最早的順民。

此時,他們恐怕早已忘記了當年是曾經懷著怎樣的憤恨去對待一個在他們看來通敵賣國的人。而且還極有可能會在酒足飯飽之後,口沫橫飛地講述當年刑場之上的精彩以及袁崇煥的該死。

他的確該死。袁崇煥的悲哀就在於他愛他的大明王朝,愛大明王朝的人民,而他的人民,他的大明王朝,卻根本不愛他。不但不愛他,還要生吞他的血肉……所以,當他手下的將領買通獄卒給他送去用以減少受刑痛苦的鴉片時,他斷然拒絕了。哀莫大於心死。肉體上的痛苦,永遠也無法超越心靈上的劇痛。

凌遲是一種持續時間很長的痛苦,無法想像袁崇煥是如何面對的。有資料證明袁崇煥自始至終沒有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但卻有人聽到從他胸中所傳來的呻吟,這呻吟絕對不是來自肉體上的折磨,而是一聲長長的無法形容的嘆息!

公元1630年的北京鬧市街頭,這一幕慘劇正在上演。深宮中的崇禎不知作何感想,但他一定在等待,因為按照慣例,他要等待監刑官向他報告袁崇煥被剮的刀數以及他受刑的情況,此外,他還要將袁崇煥的首級傳首九邊,就像當年他的兄長天啟對待熊廷弼那樣。

這是崇禎三年的八月,按現行公曆應是九月,其時秋風蕭瑟,一派肅殺之象。

這個悲劇並沒有終結。袁崇煥的冤案等到了一百多年後,才由他曾經拚死抵抗過的敵人——大清帝國的皇帝乾隆下詔正式為之平反。這是悲劇上之絕妙的諷刺。

袁崇煥下獄之後,朝中奸佞之臣紛紛下書要求處死袁崇煥,而為袁崇煥請命的人則寥寥無幾。其中有必要提及程本直,因為提及程本直,才多少會讓人覺得在1630年的北京或者是大明王朝中有一絲正義,也多少能給我們帶來一絲安慰。

程本直,一介布衣,因仰慕袁崇煥而投身軍中效力。袁崇煥下獄後,他多方奔走為袁崇煥請命,代死不成後寧願與袁崇煥同死。他遺志與袁崇煥同葬,希望在墓碑上寫上:

一對痴心人,兩條潑膽漢。

最終,大明王朝已不得不準備謝幕,因為再沒有誰有能力或者有膽量去承擔這個破碎的山河了。雖然,關寧錦防線其後又存在了十四年,雖然,那支袁崇煥親自訓練的關寧鐵騎依然能征慣戰。但大明王朝的倒下,只是時間的問題。

公元1630年,距離甲申還有十四年,這一年的冬天,必將會異常地寒冷!

袁崇煥死後,他一手建立起來的關寧錦防線仍然存在了十四年,十四年之中,清軍始終無法突破這道防線。如果不是吳三桂投清,山海關的屏障作用可能會持續更長時間。但清軍可以選擇繞過山海關進攻明朝,花費了巨大人力物力修建的長城只是一道擺設。明朝滅亡的問題並不是袁崇煥與一道長城就能解決的。袁崇煥的繼任者孫承宗繼續了袁崇煥的軍事思想,而袁崇煥手下僅存的猛將祖大壽與何可綱也依然在為大明奮力拚殺,只是崇禎隨後又罷免了孫承宗,祖大壽也最終投降了清朝。

袁崇煥的族人被發配充軍,隨後由於戰亂不知蹤跡。後來清廷在修《明史》時,從清宮檔案中發現了當年太宗皇太極用反間計的情況,經乾隆皇帝下詔才平反了這個冤案,乾隆曾下旨尋找袁崇煥的後人,但只找到他一個遠房的親戚。

1644年的甲申,弔死煤山的崇禎不知道有沒有想起過袁崇煥,我想他應該是沒有想起的,因為他如果能想起,當年就不會那樣做了。

大清是想起了的,因為大清編寫的《明史》中是這樣記載的: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

1630年死去的袁崇煥,為1644年甲申上演的活劇做了一次悲壯的墊場。他的死,不僅僅是一個王朝的悲劇,也不僅僅是一個民族的悲劇,更大程度上是人性的悲劇。這場悲劇的思考是:所謂的正義、人性以及生命存在的意義,在歷史面前都得讓人重新定義。

不可否認,英雄推動了歷史,但他們卻無法改變歷史。而站在歷史血河裡,這些英雄的鐵骨卻更讓我們側目。袁崇煥就是這樣的一個英雄。他是真實而充滿了悲壯色彩的。

希望這樣的悲劇不要再發生,但僅有希望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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