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看不懂的李斯
李斯師從於儒學大師荀子，卻一步一步走向了法家的道路；他親手殺害了同門師兄韓非，卻又成了韓非思想最忠實的信徒；而他提出的「焚書」之議，則直接終結了儒家乃至諸子百家生存的土壤。
拜別師門
公元前247年，已經而立之年的李斯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離開老師到秦國去。
臨走那天，老師荀子問李斯：「你為什麼要到秦國去呢？」李斯回答說：「現在各國都在爭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機會。秦國雄心勃勃，想奮力一統天下，到那裡可以大幹一場。」
李斯的回答很乾脆，毫不掩飾自己匡扶天下的雄心壯志。對於秦國，荀子並不陌生。十九年前，同樣是經不住強秦的吸引，荀子一掃「儒者不入秦」的傳統，主動跑到秦國遊學。在秦國，荀子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推銷自己的治國理念上了。當他提出以儒家之「王道」補秦國「霸道」之不足時，秦昭王嘴上連連稱善，卻始終不肯用荀子。
與19年前不同的是，儒生西入咸陽不再是偶然，而各種飽學之士更是爭相入秦。他們或入朝為官，或投身顯貴門下，繼續遊學。與秦國的門庭若市相反，東方各國的人才流失相當嚴重。
時移則事易，面對學生西入咸陽，荀子倒也不覺唐突。他甚至為此感到高興，說不定李斯真能在秦國實現自己未竟之願呢！然而，高興之餘，荀子又不免憂慮。一方面，秦國有不修儒道的傳統，倘若李斯不善變通，難免會遭遇自己同樣的命運。而另一方面，他更擔心李斯太過靈活，毫無原則地曲意迎合秦國的傳統。
見李斯心意已決，荀子也不強留。只是再三叮囑，勿違為師之道。李斯遂拜別師恩，一路向西直奔咸陽。
士途還是仕途
荀子的擔憂不無道理，初入秦國的李斯再一次面臨人生的重大選擇。
李斯風塵僕僕趕到咸陽，正逢秦莊襄王新喪，新即位的秦王嬴政還是個十三歲的小孩子，真正掌權的是太后趙姬和相國呂不韋。
呂不韋原是商人，對治理國家並沒有太多經驗。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他效仿戰國四公子，不惜重金廣攬人才。極盛時期，其門客多達三千餘人。秦王年幼，尚未親政，想在政治上大有作為的李斯只能投靠呂不韋，成為其門下的舍人。
呂不韋的相國府儼然一座稷下學宮，各種流派的學者文人匯聚一堂，或著述，或辯論，好不熱鬧。呂不韋倒也禮賢下士，經常光臨辯論會場，聆聽學者們的思想交鋒。後來，呂不韋將門客們精彩的言論編撰結集成為著名的《呂氏春秋》，這是後話。李斯初入相國府，雖然只是一個身份不高的舍人，但衣食無憂，既可以參與學者間的辯論，又可以埋頭做自己的學問，像老師在稷下學宮那樣「不治而議論」，同樣可以影響秦國的政治，實現自己的理想。
但是，李斯並不甘心做一個純粹的舍人，他選擇了一條直接介入政治的道路——入仕。儘管相國府食客三千，但真正具備大師級水準的人卻少得可憐。李斯受教於儒學大師荀子，其思想之深邃，論辯之宏富，遠非其他門客所能比肩。不久後，呂不韋就發現了李斯，任命他為郎官，名義上是保衛秦王嬴政的安全，實則為呂不韋安插於秦王身邊的眼線。
李斯對這個安排欣然受之。在士途和仕途之間，李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從這一刻開始，它將告別過去的士人生活。
王道還是霸道
李斯的入仕並不違背老師的儒道，荀子自己就當著蘭陵縣令。但是，從孔子開始，儒家始終堅持君臣之間必須保持相對的關係。荀子時常告誡自己的學生，為臣之道「從道不從君」，必須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與思想。
儘管荀子一再告誡「勿違為師之道」，但身陷仕途的李斯很快做出了違背師門的選擇。李斯仔細地考察著尚未成年的秦王，發現秦王嬴政不甘心做一個傀儡，一心要實現偉大抱負。於是李斯很快做出了一個深謀遠慮的決定，投靠秦王。
李斯不愧為荀子的得意門生，其遊說之術堪稱絕倫。他深知，在崇尚霸道的秦國，引導秦王以儒術治天下，無異於緣木求魚。於是，他決定投其所好，以霸道取悅秦王。
李斯對秦王說：「從前秦穆公雖稱霸天下，但最終沒有東進吞併山東六國，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在於諸侯的人數還多，周朝的德望也沒有衰落，因此五霸交替興起，相繼推尊周朝。自從秦孝公以來，周朝卑弱衰微，諸侯之間互相兼并，函谷關以東地區化為六國，秦國乘勝奴役諸侯已經六代。現如今諸侯服從秦國就如同郡縣服從朝廷一樣。以秦國的強大，大王的賢明，就像掃除灶上的灰塵一樣，足以掃平諸侯，成就帝業，這是萬世難逢的一個最好時機。」
寥寥數語，直指嬴政胸懷，縱論古今，不離秦國霸業，每一句話都說到了秦王心裡，遂任命李斯為長史。李斯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他本可以按照老師的思路，趁著嬴政年幼，多教他一些儒家的王道，彌補其霸道之不足。但是，在李斯看來，王道雖好，苦於見效太慢。孔子做過一項保守的估計：用王道（即道德教化）治國，至少要三十年才可以讓天下歸仁。三十年太久，秦王不肯等，李斯也就等不得。因此，李斯在自己的仕途生涯中，徹底放棄了荀子的王道，選擇了立竿見影的霸道。
李斯上任之後立即給秦王上了一個瓦解六國的計謀，暗中派遣謀士帶著金玉珍寶去各國遊說。對各國的重要人物能收買的，就多送禮物加以收買；不能收買的，就想盡辦法把他們殺掉。等諸侯國君臣關係被離間後，再派良將去攻打。
如此陰毒的鬥爭手段，完全背離了儒家的道德，完全滑向了法家的權術。
韓非之死
無獨有偶，同為荀子學生的韓非也從儒家出發，最終走向了法家，甚至成為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韓非是韓國公子，李斯的同窗師兄。與李斯的平步青雲截然相反，韓非回到韓國後，因為韓王的猜忌，一直沒有建功立業的機會。於是，韓非發憤著書，寫下了許多探討治國之術的文章。
韓非子接受了老師「人性惡」的觀念，但他完全否定了儒家的道德教化，認為只有嚴刑峻法才能治國平天下。他甚至認為，對老百姓只能實行「愚民政策」，主張除了法以外不許有任何書籍存在，而歷史記載尤在禁絕之列。老百姓唯一需要學習的文化就是法律，各級官吏便是他們的老師。韓非尤其反感知識分子，指責「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應該連同俠客一起徹底消滅。
韓非的思想非常符合秦國的政治傳統，當秦王嬴政讀到韓非的《孤憤》、《五蠹》等文章時，不禁感嘆道：「如果哪天得見此人，並與之交往，雖死而無憾矣!」李斯聽到這話，立即稟告秦王說，這些文章都是自己的同學韓國公子韓非所寫。於是，秦王不惜發動了一場針對韓國的戰爭，迫使韓國派韓非出使秦國。
韓非到了秦國，與秦王相談甚歡，但還沒有馬上信任他。這時，李斯和姚賈在秦王面前說：「韓非是韓國貴族子弟。現在大王要吞併各國，韓非到頭來還是要幫助韓國而不幫助秦國，這是人之常情啊。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國留的時間長了，再放他回去，這是給自己留下的禍根啊。不如給他加個罪名，依法處死他。」秦王認為他說的對，就下令司法官吏給韓非定罪。李斯派人給韓非送去了毒藥，叫他自殺。韓非想要當面向秦王陳述是非，又不能見到。後來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韓非已經死了。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對韓非之死的記載過於簡略。司馬遷認定李斯是殺害韓非的罪魁禍首，理由很簡單：妒賢嫉能。不過，司馬遷的說法其實經不起推敲。事實上，秦王滅韓的計劃早已提上日程，根本不可能因為欣賞韓非而徹底放棄。如果韓非離間秦國君臣的事情屬實，則主張殺死韓非的就不再是李斯和姚賈，而是秦王嬴政了。
不管怎樣，李斯都是殺害韓非的實際執行者。區別僅僅在於，他是主謀還是從犯。按照儒家的道德觀念，即使韓非按律當誅，李斯也應該念在同門之誼而選擇迴避。以他在秦國之地位，申請迴避應該不會影響其仕途。韓非之死，讓李斯在秦王面前賺得了公而忘私的好評，但他也再次背離了荀子諄諄教誨的王道。
「釜底抽薪」焚書令
韓非雖死，但他的思想卻被秦王和李斯所奉行。
此後的秦國完全按照韓非的軌道高速的運行著。公元前230年，秦滅韓；公元前228年，秦破趙；前226年，秦破燕；前225年，秦滅魏；前224年，秦滅楚；前222年，燕趙殘餘俱亡；前221年，秦滅齊，天下歸一。
秦統一之後，按照韓非的思路，構建起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秦王嬴政改帝號為「皇帝」，自稱秦始皇。廢除謚號制度，禁止百官議論皇帝的是非。在李斯的堅持下，秦始皇選擇了郡縣制，統一了法律、度量衡、文字和車軌，開中國兩千年封建大一統之先河。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任命李斯為丞相，走到了仕途的最高峰，同時也走到了他反儒道路的最高峰。
這一年，在咸陽宮的酒宴上，博士們借著酒興發生了一場爭論。雙方的主要分歧在於秦政府是否應當以歷史為師，修正全面實行郡縣的政策。秦始皇非常反感儒生們「借古非今」「橫議朝政」，便授意丞相李斯，將這個問題下到朝廷會議繼續討論。
李斯再一次扮演了韓非思想最忠實的執行者。在廷議的討論中，李斯強調薄古厚今，進而提出了焚書的建議。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李斯的建議，被秦始皇採納，作為法令，頒布執行。
很顯然，焚書令是完全針對當時一般知識分子批評法家路線而起草的。喜歡借古諷今的儒家當然首當其衝。後世史家常常拘泥於焚書令毀掉了多少先秦文化典籍，其實不然。由於秦朝官府做好了圖書備份，只焚毀民間藏書，因此，焚書令對文化典籍的破壞遠不是論者們所想像的那麼大。
事實上，焚書令最核心的意義在於，它借焚書完全禁絕了自由思想，徹底毀滅了「不治而議論」的士階層，使整個先秦諸子思想喪失了賴以生存的土壤。
秦亡以後，極個別尊隨孔子的漢儒試圖恢復儒生議政的傳統，但是，無一例外都招來了殺身之禍。七十多年後，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使儒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然而，董仲舒所謂的儒學早已不是獨立自由的先秦儒學，而是雜糅法家、陰陽家綱常名教。
客觀上講，李斯之後無真正之儒家，兩千年的反孔鬥爭說到底與孔子無甚關係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