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與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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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故事即編程 作者：周健工

編輯：張佳

【新智元導讀】病毒的天堂，是在人群的集體沉默中迅速擴散。當隱瞞不會成為病毒傳播的敘事，我們要對這個春季走出疫情抱有信心。病毒已經分離出來，全世界的醫學家們都在爭分奪秒地研製新的疫苗。戳右邊鏈接上新智元小程序了解更多！

去年秋季買了本經濟學家席勒 ( Robert Shiller）剛出的新書 《敘事經濟學》(Narrative Economics），陸陸續續，最近讀完。

這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試圖在經濟與金融分析中加入一個新的重要變數：敘事。公眾對經濟或社會事件的傳播和議論，會在短期內加速傳播，急劇放大，病毒傳染一般到處瀰漫。

有事件就會有敘事。敘事推波助瀾，讓事件升級，有時向意外的方向發展，甚至反轉；有時候讓事件演變成傳播事件，敘事成為事件本身。隨著事件的不確定性弱化，敘事也逐步平息。這個過程，類似傳染病的傳播。

但有一些敘事不會消亡，而是潛伏在歷史的進程中，只要有機會就不斷出現。每次新的爆發或者流行，都會變換新的人群，新的場景。這樣的故事不僅似曾相識，更是遵循著一個基本不變的邏輯。人們不斷用同樣的標籤貼上不同的事件。

在經濟和金融領域，歷史上這樣的敘事有很多，如機器奪走就業，直到人工智慧可能取代所有工作；金本位制與法定貨幣，直至數字貨幣與比特幣；房地產市場的繁榮與蕭條；股票與金融市場的泡沫。

席勒還談到了經濟學家的一些理論，從學術界出圈，成為公眾敘事，如供給學派的拉法曲線；薪酬與物價水平輪番上升及「有害的」工會組織；金融危機以前的幾十年時間裡，美國和西方流行的是有效市場理論，主宰了美國商學院和高校經濟學系，影響了財經媒體、投資策略、直到政策制定。

當然，還有陰謀論。人們把眼下面臨的困境，反覆歸咎於一種想像中的內部或者外部勢力的暗中操縱。

如果我們承認敘事在經濟中是一種重要的變數，不僅在短期內能影響甚至主導事件，而且持續影響人們的認知，應該如何研究？

席勒首先求助於病毒擴散的理論，即SIR模型。

SIR是研究病毒傳染的經典模型。相關人群分為易感 ( susceptible)人群、感染 （infectious)人群、恢復 (recovered )或者免疫人群3個部分。這個模型在1927年由兩位蘇格蘭的傳染病學家建立，對人與人之間疾病傳播的路徑和特徵有預測作用，後人演繹沿用至今。

隨著病毒的傳播，這三部分人之間的轉化關係隨時間的變化，這裡不贅述公式，直接上圖：

（藍色代表易感人群，綠色代表感染人群，紅色代表康復人群。圖片來源：wikipedia ）

人類面對事件的信息傳播行為，與傳染病如此相似，以至於那些最快速有效的傳播被稱為「病毒式傳播」。大量的易感人群轉變為感染人群，取決於個體接觸的人數，以及病毒傳給他人的可能性。正如鍾南山教授們在尋找那些病毒的」超級傳播者「，人類傳播行為的操縱者與研究者，也在尋找那些超級傳播者。

傳播的動力，取決於超級傳播者的加入。國家傳播機器是頂級傳播者，其次是重要的機構媒體，再次是意見領袖（這裡主要是指個人化的媒體，包括媒體大咖，包括以帶貨為目的的網紅，也包括內容創業中湧現的自媒體大號），基礎是參與者的人數與活躍度。而這幾個層面之間是互相促進的。

在社交媒體時代，事件的性質本身，最終決定了傳播的「病毒性」，決定了人們參與的興趣與活躍度。民族主義、公共健康、公共安全、災難事件、貧富不均、名人事件、陰謀論等等，都非常容易觸發病毒性傳播。

社交媒體的根本動力機制是低成本獲取流量，當具備「病毒性」的事件浮出時，相當於出現了流量的免費午餐，於是會迅速觸發哄搶流量式的傳播行為。事件發生的時機與場景也密切相關，如果這些事件具備了多重「病毒性」，它們之間產生迭加效應，則傳播的病毒性會更強，持久性也更強。

回到SIR模型。從易感人群到感染人群，最重要的是控制轉換率；從感染人群到恢復人群，最重要的是縮短感染的持續，提升恢復轉化率。

當病毒產生時，病毒式的傳播不可避免，問題是其中會產生怎樣的敘事。在中國，從SARS到這次源自武漢的冠狀病毒，其中產生的公共政策的敘事，始終圍繞著隱瞞。

（武漢首次發現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圖片來源：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我們得到的一個最大的教訓就是，對付大面積的病毒傳染，最有效的利器，也許就是有管理的病毒式的傳播。

傳染病學者對於信息傳播影響疫情的傳播，已經有一些研究。個人保護行為能降低從易感人群向感染人群的轉變，而信息傳播對於控制疫情的作用，已經有一些案例，如2014年的西部非洲的埃博拉病毒，2003年香港地區SARS的，以及2009年墨西哥中部H1N1的。

當發現疫情時，個人保護行為對於控制感染的人數、減緩傳播的速度等都會產生很大影響。媒體報道能迅速動員個人採取保護行為，如勤洗手，戴口罩，迴避社交及群體活動，等等。

基於這樣的假設，美國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教授Louis Kim等，去年初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發布了一篇論文 ，研究了媒體報道與傳染病傳播的關係。這篇論文通過對比墨西哥城的兩次H5N1的爆發，以及華盛頓兩次流感的爆發，發現媒體的及時報道，會加強人們的保護行為，從而能降低感染的人數。

控制人群從S向I轉移非常關鍵，他們的研究案例發現，如果媒體報道增加10倍，則轉移下降33.5%。

在全球化時代，病毒的傳播也是無國界的，媒體充分報道能迅速形成國際合作，病毒傳染在國界之間會遇到篩查和阻隔；各國間也能共享病原微生物資源庫，儘快找到並分離毒株，進一步充分利用全球的實驗室研製疫苗。

與17年前的SARS相比，當前人群流動的頻率、速度、範圍都擴大了，聽起來病毒的控制更難了。但是17年前沒有智能手機、沒有社交媒體、沒有大數據，也沒有人工智慧。應對病毒傳染，可以有迅速的分散式的集中控制，和更精準的個體防護，面對病毒，「人自為戰」。

病毒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生命的進程，就是與各種病毒鬥爭。這次武漢首次發現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也是人類發現無數致命病毒中的一種。

病毒的天堂，是在人群的集體沉默中迅速擴散。當隱瞞不會成為病毒傳播的敘事，我們要對這個春季走出疫情抱有信心。病毒已經分離出來，全世界的醫學家們都在爭分奪秒地研製新的疫苗。

加油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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