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清王朝頭號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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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同舟共進》2013年第11期
作者：王開林
1949年之後的一段時間裡，隨著晚清洋務派的總體評價不斷走低，張之洞的歷史地位和歷史價值也長期跌落不起，這位晚清儒臣、洋務巨擘被斥為「洋奴」、「漢奸」和「民族投降主義者」。但近年，一些研究晚清史和民國史的學者將注意力轉移到張之洞的另一個角色定位上——他竟超越孫中山、袁世凱，被誇讚為清王朝的「頭號掘墓人」。張之洞以良相自期、以忠臣自許，在湖北經營十餘年，編練出一支精銳的新軍，本想延長帝國的氣數，結果事與願違，一次擦槍走火就震斷了王朝的筋脈。歷史的玩笑開得如此之大，確實令人摸不著頭腦。
其實，歷史的真相是一幅幅若隱若現的拼圖，瞎子摸象不行，盲人捫燭也沒用，多保持一點耐心和好奇心則會收穫更豐。我們通過史料去看「捉摸不透」的張之洞，面目未必清晰，但盡量尋找一些原始細節，加以比對和甄別，總比妄下定論更有意義，也更有趣味。
廢除科舉制的異常舉措
20世紀初，張之洞年過古稀，他偕同袁世凱，極力主張廢除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反對者並不蠢，他們想出一個巧妙的策略，拿張之洞和袁世凱說事：「如謂科舉之中無經濟，張之洞詎非科舉出身？如謂學堂之外無人材，袁世凱何嘗由學堂擢用？」但這回中國的科舉制度真的已到壽終正寢之時，張之洞「有幸」成為其終結者之一。當時，軍機大臣三人，張之洞、袁世凱主張廢除科舉，王文韶持反對意見，兩票對一票的結果，仍是科舉制被兜底廢除。袁世凱本以領兵致通顯，主張保留科舉的人對他責備尚不甚嚴厲，對張之洞則極詆為「過河拆橋」。
張之洞除了力主廢除科舉制，斷掉貧寒學子通往仕途的獨木橋，還幹了兩件頗遭時人詬病的「好事」：以興學變法為名，廢除書院山長（即院長、校長）制度，師道因此降尊為卑；廢除幕賓制度，將書札和權謀委於文案，於是幕僚制度流行成弊。元朝始興山長制，山長必一時之俊選，道德學問為諸生所宗仰，師道尊嚴，朝野奉以殊禮。明清兩朝沿襲舊制，凡教授、教諭、訓導，皆可長揖公卿。張之洞廢山長制，廣雅書院、兩湖書院的監督由官方任命，師者為官，性質劇變。以往，督撫司道才有幕賓，由刑名師爺、智囊和西席（家庭教師）組成。幕賓與幕僚最大的不同就是：幕賓只能出主意，私下或可弄權，幕僚則可公然弄權。左宗棠做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師爺，因為弄權引起公憤，一度被武官樊燮告御狀，險些身陷囹圄，到了清末（延伸至民國時期），幕僚多由大佬的心腹充任，上位極快，形成一個特定的幕僚集團，對地方事務大包大攬，遂有尾大不掉之憂。
有人笑談，張之洞是紹興師爺的終結者。
政績：武備文事並舉
有一個笑話說：閩浙總督張之萬（張之洞的兄長）平時總是佩帶兩塊懷錶，別人感到驚訝，以為有什麼高明的寓意，張之萬笑道：「吾僅二表，視吾弟八表猶少矣。」
在古代，「八表」又稱「八荒」，專指極遠之地。光緒十年（1884），張之洞署任兩廣總督，上謝恩折，其中有「身系一隅，敢忘八表經營」一語。從此，這位封疆大吏就以「八表經營」著稱。
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內的作為最令人稱道，也是他一生事業的根基。中法大戰，中國取得了近代對外戰爭唯一的大捷，張之洞有審察大勢、說服朝廷、調和諸將、供應後勤的功勞。難能可貴的是，這位不可一世的大傲哥對主持中法戰事的老帥彭玉麟禮敬有加，彼此精誠合作，十分愉快。張之洞是代理淮軍大將張樹聲出任兩廣總督的，出京赴任之前，他讓樊增祥撰稿，讚揚彭玉麟。老帥彭玉麟年近古稀，初到廣東統兵，處處受到兩廣總督張樹聲的掣肘，幾乎動彈不得。張樹聲被朝廷調離後，新任總督張之洞力挺彭玉麟，處處虛己相從，文武和洽，均感快愜。張之洞派使者攜帶急信和五萬兩餉銀去恭請年屆古稀、息影田園的馮子材出山，最具誠意。正是馮子材、劉永福、王孝祺等宿將扭轉了戰局，張之洞雖未親臨前敵披堅執銳，但他雍容坐鎮，調度有方，仍然居功至偉，令朝野刮目相看。
鎮南關大捷和諒山大捷後，法軍主帥孤拔被清軍大炮擊斃，清軍本可乘勝追擊，將法軍驅逐出安南（越南），但主戰派疏於情報的搜集和分析，主和派見好就收。有人說，李鴻章心生嫉妒，不願看到主戰派的戰果迅速擴大而故意使之半途而廢。從張之洞的反應看，這話不無道理。戰後，他擇取唐代詩人張九淵的詩句「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來表明心跡，自號「無競居士」。
《清史稿·張之洞》這樣寫道：「之洞恥言和，則陰自圖強，設廣東水陸師學堂，創槍炮廠，開礦物局，疏請大治水師，歲提專款購兵艦。復立廣雅書院。武備文事並舉……蒞官所至，必有興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張之洞在廣東如此，在湖北亦如此，創建兩湖書院，遣派留學生，設立織布局，開辦漢陽鐵廠。張之洞還力主修建南北中樞幹線——蘆漢鐵路。他強調：「修路之利，以通土貨、厚民生為最大，徵兵、轉餉次之。」
當年，修建鐵路是大難事，籌款不易，鍊鋼不易，防範貪瀆不易，處理複雜的人事不易，張之洞卻銳意為之。蘆漢鐵路（從蘆溝橋到漢口）實為後來的京廣線北段。醇親王奕譞在複電中讚揚張之洞的任事之勇：「縱使志大效迂，成功與否，不可預必。然精衛、刑天之志，足以痛洗畏葸不任事者之肺腸。」只要涉及中國近代重工業，誰也繞不過張之洞。儘管漢陽鐵廠的長期虧損並非秘密，產鐵成本居高不下，想必張之洞也頭痛過，但事關國家的重工業前途，就是虧本也得大幹快上。
張之洞兩次擔任兩江總督，為期都很短，但他購置後膛炮，改筑西式炮台，設專將專兵守衛，招聘德國軍官當教練，組建江南自強軍，廣立學堂，事情並沒少做。
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大鬧京津，兩宮西狩，國勢危殆。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發表聯合聲明，與各國領事簽訂東南互保條約，保全了中國東南各省的安定局面。這說明，張之洞的大局觀是不錯的。為了免遭慈禧太后的猜忌，他一再表示：倘若兩宮稍有閃失，他就投湖自盡，生為清臣，死為清鬼。
張之洞主戰，並非底氣使然，而是意氣使然。1904年，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奉天爆發。此前，局勢緊張時，張之洞即明確表態，歡迎日本與俄國大幹一場。他認為，俄國素以強暴著稱，中國應慶幸日本重創俄國，以此消除和減輕邊患。張之洞痛恨俄國，實因他與李鴻章不睦所致，李偏向俄國，張就偏向日本，大臣間的意氣之爭給國家埋下了禍種。
當年，朝野評價張之洞的政績，有人用的是「乏善可陳」四字，認為張之洞說得過去的「政績」只有兩件：在山西禁煙，在廣東開賭。張之洞治鄂時間最久，十多年，對手下親舊不能嚴加督飭，因此官場貪賄成風。張之洞在山西禁鴉片，卻禁得正當。在廣東大開賭禁，籌措軍費，以應付中法戰爭，雖有點像是撈偏門，倒也是無奈之舉。敵對者抓住這個把柄譏諷他，並沒多少說服力。
清代文官死後謚文襄，一定要有武功鋪底才行。《清會典》於「臣謚」條目下可尋依據：「闢地有得曰襄，甲胄有勞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張之洞死後謚文襄，一度令世人費解。然而仔細梳理一番，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上，確實打過漂亮仗，中法之戰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張之洞虛己推誠，任賢選將，與彭玉麟和衷共濟。左宗棠死後謚文襄，毫無爭議，他不僅平定了東南，還收復了西北，可謂居功至偉。但左宗棠是內戰大師，未曾與外寇有過正面交鋒，這一點張之洞倒是因為中法戰爭取勝，佔到了外戰內行的美名，他死後被謚為文襄，不算誇張。
互不相欠：張之洞與慈禧太后的關係
清朝大臣的遺折通常都是在其去世後由他人代撰，往往空泛矯情。張之洞的遺折卻是例外，出於本人親授，言之有物，其中有這樣幾句：「殿試對策，指陳時政，蒙孝貞顯皇后、孝欽顯皇后拔置上第，遇合之隆，雖宋宣仁太后之於宋臣蘇軾，無以過之。」意思是，當年張之洞殿試高中探花，與東太后和西太后的青睞有直接關係，所以他感恩戴德。北宋宣仁太后是宋英宗趙曙的皇后，是宋哲宗趙煦的祖母，哲宗即位後，宣仁太后垂簾聽政，將此前被貶謫為黃州團練副使的蘇軾召回朝廷，任命為翰林學士，並告訴他：「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蘇軾聞言，痛哭失聲，宣仁太后也淚下如雨。張之洞引用這個典故，似乎有點不倫不類，但二者因文字受知是相同的，將「女中堯舜」的金箔貼在慈禧臉上則不會出錯。
說到「與太后對泣」，張之洞也有過一回類似的經歷。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之洞入京，慈禧太后在湖園召見，兩人見面時，慈禧太后嗚咽涕泣，張之洞也老淚縱橫。據高樹《金鑾瑣記》所載：「孝欽與文襄見面……始終未交言。蓋各有傷心，不知從何處說起，惟有對泣而已。對泣已久，孝欽命休息，乃出。」高樹猜測，慈禧太后於40年前初見新科探花郎張之洞時，她才28歲，張之洞才26歲，飽經憂患之餘，而今都已白髮蒼蒼，垂垂老矣，難免生出物是人非的悲感。高樹以此見聞賦詩一首：「湖園召見上簾鉤，年少探花已白頭。各有傷心無一語，君臣相對涕橫流。」
應該承認，慈禧太后待張之洞不薄，她比他早死數月，可算是大半生（45年）的恩主。張之洞由詞臣（翰林學士）出身，起點高，自我定位也高。當時，清流派已成氣候，京城中流傳的說法是：李鴻藻為青牛頭，張之洞、張佩綸為青牛角，陳寶琛為青牛尾，寶廷為青牛鞭，王懿榮為青牛肚，餘下的便是牛皮、牛毛。青牛與清流諧音，故有此說。作為青牛角，張之洞的戰鬥力是毋庸置疑的。他為四川東鄉冤案中遭到殘害的村民仗義執言，使惡縣令孫定揚等罪魁禍首受到極刑的懲罰，因此名震朝野。31歲後，他輾轉浙江、湖北、四川等地擔任鄉試考官和學政。1878年，崇厚出使俄國，擅自簽訂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張之洞「論奏其失，請斬崇厚，毀俄約」，朝廷清流派和主戰派對他讚不絕口，慈禧太后也認為張之洞見識清明，人才可用，採納了他的建議，另派曾紀澤赴俄改籤條約，崇厚雖蒙不殺之恩，仍入獄抵罪。張之洞做了一年侍講學士，因為遇事敢為大言，在清流派中聲譽日隆。
張之洞44歲出任山西巡撫，這麼年輕的省長現在可是難得一見，47歲出任兩廣總督，53歲遷調為湖廣總督，58歲調為兩江總督，不久即回任湖廣總督，65歲任兩江總督，66歲返京充任經濟特科閱卷大臣，釐定京師大學堂章程，事畢即回任湖廣總督，69歲協辦大學士，隨後不久，擢體仁閣大學士，授軍機大臣，兼管學部。屈指算來，張之洞在北方做了3年巡撫，在南方做了22年總督，在軍機大臣任上3年。他的這份履職表雖比李鴻章差些成色，但相比同輩官員已是十分光彩，若非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和倚重，是無法想像的。
戊戌變法之前，張之洞是穩健的洋務派分子，他多次疏陳興利革弊的諸項事宜，著《勸學篇》，為光緒皇帝所倚重，他舉薦的嫡系親厚弟子楊銳被任命為軍機章京，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出逃，六君子遇害，陳寶箴等高官受到牽連，張之洞卻泰然無事。有人說，這是因為《勸學篇》預為防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字畢竟不同於康有為的「盡變祖宗之法」六字。透過表象看實質，更深層的原因是，老成的封疆大吏日漸凋零，所剩無幾，慈禧太后不敢自卸臂膀，自翦羽翼。
慈禧太后一度想廢黜光緒皇帝，另立溥俊為傀儡。此事非同小可，她分別向封疆大吏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徵求意見，李鴻章和劉坤一期期以為不可，劉坤一的意見尤為直率和激烈，「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這斬釘截鐵的十二字使慈禧三斂其手，徹底放棄了廢立的念頭。有一個著名的典故，張之洞是肯定知道的，唐高宗李治欲立武昭儀為後，向大臣長孫無忌、褚遂良、徐徵詢意見，長孫無忌、褚遂良堅決反對，徐卻相當滑頭，說：「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張之洞正是瞟學了這門功夫，他回復慈禧太后：「此事權在太后，非疆臣所得干預。」道理上似乎是成立的，態度卻並不明朗。慈禧太后在李鴻章、劉坤一那裡碰了兩個硬釘子後，不敢一意孤行。張之洞看在眼裡，道路傳聞更是一邊倒，他聽到赴鄂公幹的朝臣德穆談及溥俊的種種悖謬言行，便改弦更張，致電軍機大臣、自家姐夫鹿傳霖，一方面聲稱「為外臣者，此等事不宜妄言」，另一方面婉轉致意，大阿哥溥俊乃端郡王載漪之子，載漪是庚子之亂的罪臣，為各國所仇視，此層關係於國家確有妨礙。當年輿論盛讚劉坤一「卓有操守，無愧大臣風節」，張之洞則首鼠兩端，相差甚遠。人到無求品自高，張之洞有所求，在關鍵時刻就難免軟滑。他求什麼？求入閣拜相，出任封疆大吏二十多年，人贊其命好，他卻自嘆淹滯未達。張之洞暮年晉協辦大學士，榮升軍機大臣，就是慈禧太后賜予的豐厚回報。
光緒三十四年（1908），慈禧太后故伎重演，議立四歲的溥儀為皇儲，準備在有生之年繼續垂簾聽政。大臣中，只有世續認為宜立長君，溥偉是更好的人選，李鴻章、劉坤一、榮祿均已去世，昔日老臣凋零，張之洞的意見就顯得至關重要。他表態贊成立溥儀為儲，令慈禧如釋重負。當時，外界傳聞，光緒皇帝彌留之際，曾派小內侍傳手諭給張之洞，立溥偉為嗣君，在場眾人大驚失色。據《凌霄一士隨筆》描述：「張之洞徐曰：『亂命亂命。』且言且以手團搓之，竟置靴筒中，事遂寢。」張之洞還贊成載灃為攝政王，此舉直接要了他的老命。慈禧太后死後，隆裕太后垂簾聽政，載灃大權獨攬，任命親貴載洵籌辦海軍。載濤訓練禁衛軍，張之洞力諫不可，遭到載灃的申斥，心高氣傲了一輩子的張之洞受此惡待，回家後便發病嘔血，以至於醫藥罔效。
互不買賬：張之洞與李鴻章的關係
約翰·濮蘭德在《李鴻章傳》中寫道：「張之洞與李鴻章的關係屬於對手和批評家的關係。張之洞的特點在於他總是一位全憑經驗行事的不切實際者，而在另一方面，李鴻章的政策卻是基於對實際情況的明確承認。」
約翰·濮蘭德於光緒九年（1883）來華，在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手下做過事，出任過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秘書長，兼任《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他與李鴻章和張之洞都曾有過正面接觸。他的看法是：「張之洞是一位愚昧而誠實的幻想者和對工業夢想的耐心的追求者，同時，他也嫉妒李鴻章在慈禧的幫助下高高在上的地位。但作為一名儒家學者和堅定的保守派，他認識到並欽佩這位對手對太后的忠心；跟左宗棠一樣，他是到了最後，尤其是經過1900年所發生的事件之後，才被迫承認李鴻章在處理與洋人的關係時所採用的和解方法要比那些譴責李鴻章的無知者的方法明智得多。」當理想主義者遇上實用主義者，這場較量並不容易分出勝負，因為他們是隔空揮拳，或謂之在不同的擂台上叫板。光緒十八年（1892）二月，李鴻章七十大壽，張之洞似乎盡棄前嫌，撰寫了一篇相當古雅的賀信，誇讚李鴻章的軍事籌劃，尤其顯得肉麻而缺乏真誠。「順八風而列八陣，循環無端；藏九地而攻九天，高下皆準」，官場客套，虛與委蛇而已。中日甲午海戰，北洋水師一戰歸零，朝野對李鴻章的激烈攻擊無以復加，張之洞即是推波助瀾者和落井下石者，重讀他兩年前的賀壽信，簡直就是刻骨的諷刺。
李鴻章曾譏諷張之洞「華逾於實」。庚子大亂後，李在北京主持和議，與東西洋十一國代表商議和約，心力交瘁。張之洞迭電建言，隱有不恭敬之詞，他的意見也與李格格不入。李鴻章對別人說：「香濤做官數十年，猶是書生之見也。」意指張之洞不諳大勢，不明大局。張之洞聞言深恨，勃然反擊：「少荃議和兩三次，乃以前輩自居乎？」有好事者集聯，李鴻章和張之洞這兩句話適成天然對偶。
如果說李鴻章只是大清帝國這幢固有的牛皮紙大廈的「裱糊匠」，那麼張之洞就是虛張聲勢的設計師，他設計的新大廈仍是磚木結構，卻有些不倫不類的西式風格。李笑張不切實際，張笑李敝帚自珍，兩人互不服氣，互不買賬。光緒二十七年（1901），李鴻章去世，張之洞遲之許久才派人送去一幅祭幛，中間只寫一「奠」字，上款署「文忠侯中堂」，下款署「晚生張之洞拜挽」，故意不寫輓聯，以此標示自己不贊一詞的本意。
張之洞與李鴻章政見不合，為人處世的態度也迥然不同，彼此終身不釋憾，但他們都因為含恨忍恥，吐血而亡，這個結局倒是驚人地一致。
若即若離：張之洞與袁世凱的關係
如果說張之洞與李鴻章之間是對手和政敵的關係，那麼張之洞與袁世凱之間就是若即若離、非友非敵的關係，可利用時利用，可幫忙時幫忙，偶爾也會暗中拆台，彼此缺乏誠意和敬意。比較而言，張之洞對袁世凱更有恩德。
張之洞比袁世凱大22歲，行輩為先，資望亦高，在他心目中，袁世凱乃是行伍出身的粗人，這樣的後進新貴斤兩不足。徐樹錚在《致馬通伯書》中感嘆，張之洞倚老賣老，不好侍奉。袁世凱原本對張之洞執禮甚恭，卻一再被他怠慢輕視，心中難免憤憤不平，不易釋懷。兩人若能「盡其材畫，戮力中朝」，武昌之變就很可能不會出現。徐樹錚是段祺瑞的智囊，北洋人物中之佼佼者，他自然更偏袒袁世凱。徐樹錚舉出一個例子，證明張之洞為人行事過於傲慢，造成本不該有的關係裂痕。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之洞入京，路過保定，其時袁世凱代理直隸總督，恭請張之洞閱兵。閱兵完畢，袁世凱在官邸設宴，直隸要員悉數入席，儀式十分隆重，態度頗為恭敬，張之洞卻倚案垂首，不合時宜地打起瞌睡來，發出勻細的鼾聲，這種情形當然令東道主大為尷尬和難堪。張之洞醒後，又只與席中翰林後輩楊士驤長談，將袁世凱晾在一旁，如同陪客，枯坐無聊。多年後，袁世凱對此番遭遇仍耿耿於懷。
張之洞升任軍機大臣後，有一天，他問幕僚高友唐：「外間對余有何議論？」高友唐回答道：「鄭孝胥曰：『岑西林（春煊）不學無術，袁項城（世凱）不學有術，老師有學無術，端午橋（方）有學有術。』」張之洞笑道：「余自問迂拙，不但無術，且不能自謂有學，不過比較岑、袁多識幾個字。袁豈僅有術，直多術耳。」高友唐遂以「老成謀國」四字推許張之洞，稱讚他有唐代名相房玄齡的謀略和杜如晦的決斷，天下學問無大於此者。張之洞聞之莞然。有趣的是，有術多術的袁世凱尚缺保身保命之術，最終仍要乏術無術的張之洞伸出援手，才好不容易從鬼門關掉轉回頭。
慈禧太后死後，載灃為攝政王，決定為兄（光緒皇帝載湉）報仇，誅殺袁世凱以謝天下。硃諭初稿擬定的罪名為「攬權跋扈，植黨營私」，醇親王奕劻震恐，不敢置一詞。唯有張之洞硬著頭皮，「再三婉陳，力為乞恩」，而且警告載灃，袁世凱身負練兵重任，羽翼已豐，死黨有力，京師在其掌控之中，倘若處置不慎，則社稷宗廟危矣。諭旨最終由張之洞改擬，袁世凱開缺回原籍養病，保住了首級，也就保住了東山再起的希望。曾有人私訪張之洞，問道：「項城（袁世凱）是英鷙之輩，朝廷既然不能用他，殺掉是對的。如今他怏怏不悅，回鄉養病，難道朝廷就不擔心後患無窮嗎？」張之洞的回答顯然是書生之見：「明朝崇禎皇帝勤政愛民，本是一代明君，只因對待群臣過於嚴厲，輕易誅殺大臣，終於導致亡國。現在攝政王仁厚英明，理應導以寬大，培祥和之氣，增強國脈，倘若攝政之初就誅殺先朝倚重的大臣，我擔心他殺順了手，會重蹈明末的覆轍。」這話聽來句句在理，但袁世凱畢竟不是袁崇煥，他城府太深，張之洞並未看個分明。
試想，袁世凱被殺，清朝是否還能苟延殘喘更長時間？這很難說，大勢所趨，中華民國仍將取代清王朝，一切都會大不同。就因為張之洞多嘴多事，袁世凱撿回一條性命，歷史就朝著不可逆轉的方向伸出了觸角。袁世凱當然應該感激張之洞，可是天下人要為此付出更高的血淚代價。
《勸學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張之洞以文章經濟自負一生，他極其痛恨公羊學（今文經學）和六朝駢儷文字，而這兩樣都是康有為推崇備至的。張之洞的代表作是《勸學篇》，這本書被視為晚期洋務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勸學篇》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圖強精神，儘管只有四萬多字，是本小書，但涉及面甚廣，凡洋務派講求的練兵、開礦、築路、設學、留洋、辦報、譯書、變法、農工商等皆有論及，因此在當時具有較強的指導作用。
張之洞喜聞西學，愛談洋務，可謂由來已久。他任山西巡撫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傳播福音之餘，提倡開礦、築路、興學，以聲光化電的常識啟沃官民，張之洞眼界頓開。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張之洞於機器製造略窺門徑，某洋務局總辦卻對業務極不熟悉。一日傳見，張之洞問他鑄一門大炮要用鐵多少磅，這位總辦不假思索，率然而答：「職道給大人回：大炮用五六十磅鐵，小炮用二三十磅鐵就夠了。」張之洞掀髯大笑：「這點鐵只夠造一個鍋子，一個湯罐。」翌日，這位總辦就丟掉了烏紗帽。張之洞的門生周錫恩掌教黃州經古書院，勇於提倡時務，所出考題中，將拿破崙與漢武帝相提並論，許多洋名詞（顯微鏡、千里鏡、熱氣球之類）出現在文章里。張之洞與周錫恩經常在一起談論外國學問、政治、軍事、製造等，雖不免隔靴搔癢，但興緻極高。張之洞瞅准了慈禧太后對維新變法的反感，於是調整觀點，在《勸學篇》中提出「中體西用」的穩健主張，驚險渡過了戊戌變法的鬼門關。兩年後，他以狠辣的手段鎮壓武漢自立軍起義，殺害唐才常、林圭等人，交上了另一份血腥的業績單。
有人說，張之洞不去強行碰觸體制的紅線，夠滑頭；也有人說，張之洞左右逢源，幾方討好，夠精明。然而「體」是衰弱老邁之體，「用」是強壯青春之用，可謂枯根嫩葉，難以維持，老牛破車，力不從心。究其實，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只是過渡時期的權宜之計，而非究竟意義上的解決辦法，用它去實現強國夢，肯定勉為其難。其後，康有為大談特談孔子托古改制，張之洞不以然，相比「中體西用」的深入人心，康有為的許多思想泡沫只不過曇花一現，張之洞下令封禁上海的強學會和《強學報》，就是穩健的洋務派對激進的維新派所作的強硬表態。
張之洞督鄂時，曾告訴黃紹箕（字仲）：「我從政有一定之宗旨，即『啟沃君心，恪守臣節，力行新政，不背舊章』十六字，終身持之，無敢差異也。」
1927年端午節前，王國維在頤和園魚藻軒附近投水自盡，其摯友、史學家陳寅恪在輓詩中憂世道淪夷，傷文化衰敝，不免回溯清末新政，向張之洞致敬：「當日英賢誰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順勤勞矢素衷，中西體用資循誘。」這說明，在沒有更好的主張出現之前，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堪稱過渡階段的安慰模式，各派能找到一個相對踏實的落腳點。
民國初期，孫中山視察武漢，稱讚張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意指張之洞在湖北興實業、練新軍、辦教育，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質、人才和思想的堅實基礎。
張之洞晚年目睹朝政日非，無法匡救，情緒相當消極，總覺得無一人可靠，無一事可辦。其絕筆詩寫道：「誠感人心心乃歸，君臣末世自乖離。豈知人感天方感，淚灑香山諷喻詩。」張之洞死後兩年，辛亥革命就在他擔任過多年湖廣總督的武漢爆發了，清王朝土崩瓦解。張之洞的強國夢徹底破滅。不少人艷羨張之洞身名俱泰，其實他也是齎恨以沒。
清官情結：張之洞不貪財
張之洞暮年拜相，任軍機大臣，這是遲來的得意。由於他不愛批條子，不愛收銀子，許多鑽營之輩苦於雞蛋無縫難下蛆，因此張之洞的府邸甚是清靜，相比招權納賄的袁世凱，實有天淵之別。張之洞有一副門聯可為寫照：「皇王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閑。」他自詡「無私」，不算十分吹牛。
張之洞在遺折中以「不殖生產」自明，這倒不是矯情作偽，他確實是晚清官場中可與彭玉麟、劉坤一齊名的廉潔高官。清官通常都具有強烈的道德優越感，張之洞也不例外，他做事往往比貪官更大膽。據《蘭隱齋筆記》所載，張之洞為了籌款，在湖北採納幕僚陳衍巧取豪奪的「妙策」，改鑄銅元，以二錢之本賺八錢之利，盤剝百姓，飲鴆解渴，其後各省紛紛效法，國內幣制大亂，民生益蹙，流毒無窮，終於不戢自焚。張之洞改鑄銅錢的實際後果（對清王朝的威脅）比人們想像的更嚴重，他用這筆巨款擴充湖北新軍，由漢陽兵工廠添造快槍子彈，派遣大批留學生赴日本學習軍事，這些人中就藏有不少革命黨人（黃興是最突出的一個），終於促成武昌起義的成功。一個做了一輩子清王朝忠臣、重臣的人，到頭來卻被視為辛亥革命的促成者，這個戲劇效果可不弱。
張之洞不貪私財，他出任兩廣總督時，依例可得太平關、海關等處饋銀二十萬兩，這並非賄賂，而是慣例，張之洞見此累累巨款，問明緣由，然後悉數充公。然而張之洞揮霍公款，毫不吝嗇，由於興舉太多，造端宏大，所養冗官游士不少，而用財至濫，虧空甚巨。
光緒二十八年（1902），張之洞出任督辦商務大臣，再署兩江總督。一位道員為某富商私獻白銀二十萬兩給張之洞賀壽，請求在海州開礦，張之洞聞言大怒，當即劾罷了這位道員。張之洞「任疆寄數十年，及卒，家不增一畝」，一品高官能做到這樣清廉，絕非易事。
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之洞自京返鄂，順道回家鄉南皮祭祖。他捐出五千兩賞銀和廉俸一萬二千兩，在家鄉興建新式學校，題名為慈恩學堂。
南皮解放後，慈恩學堂更名南皮中學。1966年秋，以南皮中學學生為主的紅衛兵造反派，扛著旗幟打著銅鑼，來到南皮縣雙廟村張之洞墓地，先將墓碑拉倒，然後掘開墓廬，將他和三位夫人的屍骸棄置在露天之中。據當年的現場目擊者回憶，紅衛兵用鋼釺撬開棺蓋時，隨葬品寥寥無幾，張之洞面色如生。
性格、脾氣和做派
大人物必然會受到過度關注，很容易被神聖化或妖魔化。曾國藩被傳為蟒蛇精轉世，張之洞則被傳為獼猴精投胎。張之洞的父親張在四川做官時，曾帶夫人游峨眉山，聽說山中有一隻百歲老猴，夫人好奇要看，看後，老猴即奄然物化。於是有人附會，張之洞，字香濤，名中有「洞」，字中有「桃」，再加上他小時候喜歡吃棗栗，皆可佐證他是獼猴精的化身。張之洞短身長髯，體魄與常人無異，精力卻更為充沛。他集杜詩為聯，或處理政事，居然能做到十餘天目不交睫，這就苦了他的下屬，輪流值班，個個累得趴下，他卻氣定神閑，不露絲毫倦容和疲色。即便如此，如果准許二選一，張之洞的僚屬倒寧願他工作，不願他睡覺，因為一旦他睡著，則麻煩更大。
張之洞起居無節，虛矯傲慢，是出了名的。稍得閑暇，他就打瞌睡。有時，宴會場合，客人到齊，海陸雜陳，紛紛亮相，他卻呼呼睡著，誰也不敢驚動他。等到菜都涼了，他才睜眼醒來。一餐飯吃兩三個時辰，菜肴回鍋數次，客人皆以為苦，他卻習以為常。見客情形也好不到哪兒去，接談不久，稍一冷場，張之洞即鼾聲微起。
有一次，湖北學政去總督府拜見恩師，只談了幾句話，張之洞就支頤神遊大槐安國去了，這位弟子只好靜候恩師醒來。還有一次，張之洞回訪湖北巡撫，停轎之後，隨從揭簾，巡撫看到總督大人已經睡著，趕緊叫人搬來屏風圍幛，在一旁守候，這一等就是六個小時。張之洞睡飽醒來，神清氣旺，與巡撫劇談良久，然後打道回府。大家飢腸轆轆，疲倦不堪，他卻跟沒事人一樣。
張之洞的記性超好，讀書過目不忘，但他性子緩，辦理急務，反而容易拋之腦後，被人譏為「號令不時」。湖廣總督張之洞曾遣派兩湖書院學生出洋留學，這些年輕人已束裝待發，張之洞要接見他們，結果等候了一個多月，音信全無。學生們激憤難忍，發傳單聲討張之洞，險些鬧成學潮。兩江總督張之洞電召正在美洲公幹的黃遵憲趕緊回國，有要事相商。黃遵憲回國後，卻三個月見不到張之洞，氣得咬牙切齒，卻無可奈何。黃遵憲一怒之下去了上海，張之洞這才記起前約，去電相召，結果又是半個月毫無著落。等到他們總算見了面，那件急務早就黃了。某位官員因公事求見張之洞，門衛叫他在客室候著，時值數九寒冬，他從白天候到晚上，饑寒交迫，回家後大病一場，險些丟掉老命。某太守引以為訓，每當張之洞召見，就自備飲食和棉被，準備打「陣地戰」和「持久戰」。李伯元著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不給高官留絲毫情面，小說中有一位賈制台，「入座荒唐，起居無節」，即以張之洞為藍本，寫得活靈活現。
張之洞唯我獨尊，自以為天高皇帝遠，怠慢僚屬，誰都只能忍氣吞聲。梁鼎芬算是狠角色了，曾因章太炎力倡排滿而痛批其頰，使之留下心理疾患，但他侍奉張之洞唯謹唯敬，猶如孝子事親。張之洞的下屬中也有聰明角色，巧妙使用反制手段，相當有效。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某縣令將去粵東履新，按程序走，先要晉謁總督。有人提醒他：「總督大人極為傲慢，你要有心理準備，別指望他起身回禮。」縣令不以為然地說：「天下豈有此理！」於是他以滿漢全席賭輸贏。縣令進了總督府，張之洞果然翹足倚胡床，似睡非睡，漫不為禮，縣令見狀，立刻繞了個彎子：「卑職剛從京城來，有話跟總督大人說。」張之洞以為是京中要員托此人傳達口信，不覺起身坐直。縣令說：「卑職只想請問，大人在京城晉見皇上時，皇上舉止如何？」張之洞聞言，心中一驚：皇上不曾傲慢總督，總督又豈可傲慢縣令？這個暗藏不露的邏輯推理太牛了，於是他收起滿臉的倨傲之色，慢慢地起身回禮。
應該說，張之洞的傲慢既是一種作派，也是一種策略和手段。有例為證。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對待巡撫倪文蔚，態度極其傲慢。有一次，倪文蔚去總督府拜訪張之洞，張之洞拒不接見。倪文蔚夠倔犟，第二天再去，仍遭冷落，於是他大步流星闖進張之洞的辦公室，忿然作色道：「總督、巡撫同為朝廷命官，我因公造訪，你為何故意小瞧我！」撂下這句話，拂袖而去。某將軍居中調和，為他們擺酒。結果張之洞姍姍來遲，直入上座，全無半點禮讓的意思，將軍敬他的酒他端杯就喝，將軍敬倪文蔚的酒他也搶杯喝掉，氣得倪文蔚推案而起，當天就打算掛冠而去。同城督撫不和，中央照例將弱勢的一方調走，張之洞大權獨攬，正中下懷。
要說張之洞嗜睡，他當了三年軍機大臣，常見皇上、太后，也沒聽說他哪次睡著了。由此可見，張之洞傲慢，純粹是見人下菜碟。
張之洞是中國近代的一個重要符號，不可小視，更不可忽略。通常，後人只注重他的政績和學問，其實他的文學天賦相當了得，尤其以捷才急智著稱。曾有人出上聯「樹已千尋難縱斧」，向他求對，他略一沉吟，即答出下聯「果然一點不相干」，這個無情對工穩之極。有一次，張之洞與好友李文田游陶然亭，對飲時，張之洞就地取材，以「陶然亭」三字向李文田索無情對。李文田胸有成竹，沖張之洞呵呵一笑，道是：「若要無情，非閣下姓名莫屬矣。」將「張之洞」對「陶然亭」，確實「無情」。面對一地雞毛的政治殘局和軍事爛攤子，張之洞豈能「陶然」？就是強作歡顏也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