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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不可而為之,是儒家的迂腐嗎?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滑頭嗎?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孔子被分裂成兩個形象。

第一種認為孔子是個非常迂腐不懂變通的人。孔子秉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生信念,不管前路有多麼艱辛,未來看不到希望,孔子還是毅然前行。

他去齊國,夢想在齊國從政做出一番恢復周禮的大事業,差點被人陷害,趕緊跑回魯國。在將近知天命之年又在魯國從政,結果很不如意,只能帶著弟子們周遊列國,希望遊說諸侯成就理想。晚年孔子依然不肯退休,孜孜不倦地從事文化研究和教育傳播工作,一生可謂是凄凄惶惶非常緊張。當時很多隱士都諷刺他,甚至弟子們也不理解,但孔子依然堅持自己的理想,頭也不回地往南牆撞。

第二種認為孔子是個滑頭主義者。因為他說過自己是「無可無不可」的人,可以這樣做,也可以那樣做,沒有非要固守不能改變的事情。孔子在處事方法上主張的「中庸之道」,更是被很多人認為是極其庸俗的和稀泥、牆頭草,教人混社會的學說,而孔子更是成了老滑頭。

事實上,這是對孔子莫大的誤解。孔子不是個迂腐的老頭,更不是個庸俗的滑頭,用孟子的話說,他是「聖之時者」,是聖人中最懂得與時俱進、最善於通權達變的人,是聖人的集大成者。

孔子既不迂腐,也不滑頭。他是真正踐行了儒家「中庸之道」價值觀和方法論的哲學家。

通俗地說,「中庸之道」其實就是守住中道的平衡點,不左不右不偏不倚,按照現實主義的原則,合適才最好。我們做人做事要隨著時代和環境的變化,不斷調整自己的做法,保持動態平衡。這種人生方法論被儒家認為是「極高明而道中庸」極為崇高的境界。

讓我們來看孔子是在什麼樣情況下,說「無可無不可」的。

《論語微子》: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孔子說:「伯夷與叔齊是屬於志節不受委屈,人格不受侮辱的人!」又說:「柳下惠與少連,志節受委屈,人格受侮辱,可是言語合乎規矩,行為經過考慮!」又說:「虞仲與夷逸,隱居起來放言高論,人格表現廉潔,被廢合乎權宜。我與這些人都不同,沒有一定要怎麼做,也沒有一定不要怎麼做。」

對於是仕與隱,孔子並沒有一個極端的觀點,一定要像伯夷叔齊那樣堅決隱居,也沒有像柳下惠那樣歷經三次被貶還是在朝廷做官。孔子說「無可無不可」,只要合乎「仁與義」,在合適的時機做該做的事,而不是頑固僵化不知變通。

那麼出仕途與隱退的時機是什麼呢?

孔子說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意思是倘若國家能為天下百姓謀福利,那就應該出來做官幫扶正義;如果國家混亂黑暗以權謀私,那就應該辭官歸隱,而不是助紂為虐或尸位素餐。

可見,在孔子看來,做事的標準要根據實際情況來定,對一件事沒有絕對的定論,關鍵要「合道」,也就是合情、合理、合義。

正直是君子之德,是孔子非常推崇的品德,但正直過了頭就變成了固執。孔子有個弟子叫微生高,是個非常正直固執的人。鄰居向他借醋,他不說沒有,而是偷偷借別人的醋再借給鄰居。孔子說微生高正直得有點過分。微生高和一個姑娘談戀愛,約定在河邊的橋柱子下見面,結果姑娘沒來洪水來了,固執的微生高抱著柱子淹死了。在孔子看來,正直是美好的品質,但是過了頭就會有性命之憂。

勇是儒家推崇的品質,但孔子認為勇猛過了頭,也會有性命之憂。子路是黑社會古惑仔出身,做事非常勇猛,動不動就喜歡砍人。孔子很不喜歡子路的這種性格,經常勸他不要動不動就怒髮衝冠,否則的話可能不得好死。最後子路真的在與敵人的戰鬥中被砍成肉醬。雖然做了烈士,但子路本可以不死。

儒家人倫的核心是孝,但孔子認為,孝過了頭有性命之憂。曾參是個出了名的大孝子,他和老爸在田裡鋤草,曾參一不小心把瓜藤鋤斷了。老爸就拿棍子狠揍曾參。曾參被打暈了,醒來後為了不讓老爸擔心,還忍著疼痛假裝開心地彈琴唱歌。

孔子聽說後要開除曾參。曾參很委屈,問孔子說老爸打我難道我要跑嗎?孔子說跑不跑要看你爸爸手裡棍子的粗細,細棍子就挨一頓揍算了,粗棍子你不跑還想被打死啊?此乃「大杖則走,小杖則受」。

這樣的孔子是個迂腐的老頭嗎?肯定不是!是圓滑的機會主義者嗎?顯然也不是。他是一個處理問題極為靈活的哲人。

孔子和弟子們周遊列國時,從陳國逃離路過蒲鄉,遇到一夥叛亂分子。弟子們和叛亂分子打得難解難分,於是大家就談判。叛亂分子說孔子和弟子如果不去衛國,就放他們走。孔子答應了。然而,孔子一出東門,就跟學生們說立即趕往衛國。子貢問,這樣我們不是違背了盟誓了嗎?孔子說,當時是好漢不吃眼前虧,再說了,要挾之下訂的盟約,神是不會認可的。

孔子得「知其不可而為之」,孔子的「無可無不可」,一方面表現出對人生理想和價值信念的堅守,另一方面,在實際處理問題時,又表現出高度的靈活性。這就是儒家的通權達變的思想。

通權達變不是毫無原則的牆頭草和稀泥,權不權變不變的標準是義。

孔子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意思是,君子對於天下的事情,無可無不可,只要是符合正義就行。

而孟子同樣說得很明白。孟子說過,「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假如一個人堅守誓言,說到一定要做到的話,那麼他一定會突破底線和原則,這樣的人就是小人,而真正的君子,說的話不是一定必須不講原則的去做到,行為不是一定不分原則的去執著追求結果!而是要看是否符合道義!

對孔子這種靈活的處事方法,孟子崇拜的猶如滔滔江水綿綿不絕。孟子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可以做官就去做官,不能做官乾脆休息。所以,孔子又被稱為「聖之時」,是識時務的與時俱進的聖人。

因此,孔子既不是迂腐的老頭,也不是庸俗的滑頭,而是一個進入了「極高明而道中庸」境界的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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