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的黨派之爭產生哪些深遠影響？
萬曆以來的正直派與邪惡派的黨派之爭，到明熹宗即位時，已經持續了幾十年。明熹宗即位之後的天啟前期，這種紛爭仍在繼續。這時雙方紛爭的焦點，是對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中的是非進行辯論。由於正直派在朝廷中佔有優勢，因而正直派處在攻勢，一次次上疏彈劾邪惡派，要嚴厲追究其責任；而邪惡派則處在守勢，在猛烈的進攻面前，層層設防。將天啟前期(包括泰昌元年九月至十二月)正直派官吏圍繞三案對邪惡派官僚的彈劾及後者的答辯，擇其主要者，敘述於下惠世揚劾方從哲十罪三可殺。
自紅丸、移宮兩案發生後不久，方從哲便不斷遭到彈劾，御史郭如楚、馮三元，給事中魏應嘉等，先後上疏說：「(李)可灼罪不容誅，從哲庇之，國法安在！」而給事中惠世揚更「直糾從哲十罪、三可殺」,除了將其擔任大學士的幾年間所犯種種罪狀加以揭露外，更突出地指斥了他在梃擊案中「庇護奸黨」、紅丸案中袒護崔文昇和李可灼、移宮案中聽任李選侍「久據乾清」的罪狀，可說是對方從哲的全面指責，時在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八日。
此後，又有御史張潑等連續對方從哲進行彈劾。方從哲被迫上疏求去，凡上六疏，於是年十二月十八日獲准致仕。王之窠的《復仇疏》。王之窠於天啟初被召回朝延後，在天啟二年(1622年)二月上《復仇疏》,主張對與三案有關的邪惡派官僚，嚴加懲罰。關於「紅丸」案，他說：「乃先帝(指光宗)一生遭逢多難，彌留之際，飲恨以崩。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昇下。此先帝大仇未復者一也。」
關於梃擊案，他揭露了劉廷元等人「以瘋癲具獄」、「曲蓋奸謀」的具體活動，並認為外戚鄭國泰是案件的中心人物，其人雖死，「罪不容誅」,應當「開棺戮屍，夷其族，赭其宮」,但「至今猶未議及，此先帝大仇未復者二也」。他還把梃擊案和紅丸案聯繫在一起加以分析，提出：「用藥之術，即梃擊之謀。擊不中而促之葯，是文昇之葯慘於張差之梃也。」王之寀的這個奏疏殺氣騰騰，對於與梃擊案有關的邪惡派官僚講得尤多，也很具體，因而使邪惡派官僚、尤其是其中與梃擊案有關者，對之極為不滿，史載：「疏入……先主瘋癲者恨次骨。」孫慎行就紅丸等事追論方從哲。
孫慎行，武進人，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進士。家居時，「素講學東林」,為邪黨所忌。當朝中爭論韓敬科場案時，他任禮部右侍郎，署部事，「擬黜敬」,更為邪黨所不滿。萬曆末因受邪黨排擠而乞歸。熹宗立，召拜禮部尚書，天啟二年(1622年)四月十四日遂上疏以紅丸事為重點，對方從哲進行了全面的彈劾。
在講到紅丸案時，奏疏說：「先帝(指光宗)驟崩，雖雲夙疾，實緣醫人用藥不審。閱邸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葯，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葯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之為弒。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豪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己實薦之，恐與同罪歟？臣以為從哲縱無弒之心，卻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
在講到方從哲的其他罪狀時，奏疏說：「先是則有皇貴妃欲為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既崩而立後者。倘非禮官執奏，言路力持，幾何不遺禍宗社哉！」又說：「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若非九卿台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趣之，則雲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杌隉，為大臣者宜爾乎？」最後，奏疏提出要嚴懲方從哲，說：「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還要求「並急誅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憤」。
孫慎行疏上，奉旨百官「會議具奏」。左都御史鄒元標首先上疏支持。方從哲急忙上疏自辯。後九卿科道之疏陸續奏上，「時朝野方惡從哲，慎行論雖過刻，然爭韙其言」,「議者一百十有餘人，紛紛俱罪從哲，獨刑部尚書黃克纘及給事中汪慶百等數人右之」。於是孫慎行再疏批駁，說：「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葯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無辭乎弒也。從哲謂移宮有揭。但諸臣之請在(九月)初二，從哲之請在初五，爾時章疏入乾清不入慈慶者已三日，國政幾於中斷，非他輔臣訪知，與群臣力請，其害可勝言哉！」在爭議中，有的還強調崔文昇的罪狀，如六月二十九日吏部尚書張問達與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合奏說：「(崔文昇)當皇考(按指光宗)哀傷感寒之時，聞進大黃涼葯，罪亦當誅。可灼輕進紅丸，文昇何不詳察此葯與皇考疾合否、應進否？臣等謂進葯何等慎重，文昇在左右，乃寂無一言議葯具奏，身膺提督太監謂何？文昇之罪又在課桌上矣。」
最後雙方爭論的結果，是李可灼被遣戍，崔文昇發遣南京，至於方從哲則「置不問」。從上面的敘述看，這時正直派圍繞三案對邪惡派官僚的彈劾，從其基本內容講，基本符合實際，但也有一些人的一些說法存在渲染誇張之處，將一些無法落實的罪狀說成確鑿的事實。另外，其態度也顯得過分激烈，許多人是抱著除惡務盡、與對手誓不兩立的嚴厲態度。正直派官吏的這些表現，無疑有些感情用事。這是可以理解的。雙方几十年的爭鬥，相互間形成了嚴重的仇恨情緒，萬曆末年正直派官吏受到殘酷打擊，現在一旦翻過身來，便很易於懷著百倍的仇恨，向對方發泄胸中積存已久的怒火。
然而權衡當時的大局，正直派官吏的這些做法是存在嚴重的問題的。如果這時他們不把自己的相當多的精力用在對歷史問題的追究，或少用一些精力辦這件事，而且態度寬恕一些，那麼，他們就會有更多的精力去改良當時的政治，與對立面的緊張關係就會得到緩和，這對鞏固其政治上的優勢地位極有幫助。但他們實際上卻是沒能剋制住自己的情緒，用了相當多的精力去追論三案，追究宿敵。這便使之無精力在改良政治上較多地有所作為，也使邪惡派與之仇恨更深，易於促使他們與之周旋到底，黨派之爭不僅不能停歇，反而愈演愈烈。這對正直派官吏發展自己的勢力無疑是十分不利的。當時腐朽的宦官魏忠賢集團恰好正在興起，於是到天啟四年(1624年)後，它終於取代正直派官吏，而在朝廷中佔據了優勢地位，將朝政掌握在自己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