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城市給了攤販一席之地，但曾在漢口、上海掀起波瀾
胡俊修教授在新著《流動攤販與中國近代城市社會》中提到，在民國，對攤販生計構成威脅的，還有市政當局和警察。可以說，始於晚清的城市近代化步伐，一步步擠壓著流動攤販的生存空間。這一時期，因為西方城市規劃理念的引入和政府對西方的模仿，城市管理逐漸嚴格和精細。小攤小販不光影響交通，缺斤短兩和衛生問題也常令市政當局頭痛，於是，取締攤販的行動愈加頻繁。
流動攤販與近代城市交通、市容和衛生的矛盾
第一財經：近代以前，中國城市對流動攤販的管理是怎樣的？
胡俊修：古代中國，宋朝以前，官府對攤販的管理很嚴格。一是因為古代社會重農抑商，士農工商，商為末業，官方推崇穩定敦厚的農業，抑制靈動的商業活動。二是出於城市安全考慮，唐朝長安城實行嚴格宵禁，夜市是不發達的。
到宋朝，商業得到井噴式發展，市井生活熱火朝天，《清明上河圖》里小攤小販身影活躍。之後，城市裡的流動攤販——動亂戰爭期間除外——大多數時期是放任自流的發展狀態，一直持續到晚清和民國初年。
中國的警察制度，在晚清濫觴，由慈禧和袁世凱親自推動。當時的警察是從新軍中抽調組建的，主要目標是負責城市治安，鎮壓街頭暴動，維護清王朝腐朽統治；對於街面整潔衛生的訴求，則在其次，因而，晚清到民國初年，城市攤販謀生還是比較自在的。
第一財經：為什麼後來民國政府又要開始加強對攤販的管制？
胡俊修：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隨著專家治市和城市化浪潮的展開，中國近代各大城市皆強化了攤販治理。很顯然，多數市政領導相比攤販生計的實現，更青睞整潔美觀的市容市貌。當時攤販治理的市政部門是各地警察局，近代中國警察局的職能是比較寬泛的。
流動攤販在三個方面與城市化浪潮和市政管理有所抵牾：交通、市容、衛生。近代中國，隨著人力車、電車、汽車的引進和自我發展，城市交通幹道變得擁擠和危險起來，而隨時穿越馬路或佔道經營的攤販，加重了這種風險，警員會遵章管束。同時，攤販售賣後丟棄的垃圾、冷藏不到位而導致食品變質以及攤販對整齊劃一市容的妨害，都是警察局考慮整頓攤販的因素。
第一財經：民國政府主要通過何種手段管理攤販？
胡俊修：就中國近代城市攤販治理而言，其監管部門為各地警察局。為克服攤販經濟對城市交通、衛生的妨礙，維護多數市民利益，近代市政當局一般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規約引導，對在非城市幹道擺攤設點規定了具體時間、地點，發放臨時執照，便於統一管理；二是幫助扶持，例如提供小額貸款；三是嚴格管理，對缺斤少兩、以次充好等違背經濟活動公平的行為予以整治處罰。
第一財經：近代市政當局和攤販的矛盾衝突主要在哪裡，一般如何平息？
胡俊修：一是維護大資本家利益的執政理念與攤販生計的衝突。在抗戰勝利之後的經濟凋敝時期，國民黨上海市政當局為了維護官僚資本家的利益，壟斷經營，定期強行強力取締攤販，而攤販又找不到謀生的出路；攤販派代表赴警察局請願，而一些無業暴徒混跡於請願人群，沿路打砸搶燒，且警察打死攤販的謠言四起，致使請願攤販與警察當局發生激烈衝突，砸毀了上海黃浦警察分局和閘北分局。這就是一度沸沸揚揚的1946年上海攤販風潮。
二是市政當局的任性操作、素來失信於民，與攤販生計和底層民眾的衝突。1908年，湖廣總督趙爾巽離任，要從武昌過長江到漢口拜別租界里的舊交。新任湖廣總督陳小石為了整個面子工程，給前任留下漢口街面整潔的印象，而宣布臨時取締趙爾巽將要經過的沿江一帶的攤販。攤販們配合了，然而趙爾巽離開後，當局又毫無徵兆地宣布永久取締沿江攤販。官方的任性操作、溝通缺位和一向失信於民，激發了漢口攤戶和城市底層民眾的極大憤慨。大家聯合起來，打砸了警察局。這就是1908年漢口攤戶風潮。
當局軟硬兼施，加之商會等社會組織調停，輿論媒體聲援攤販，譴責當政者；政策回到民生軌道上來，暫緩取締攤販，風潮平息。市政當局和流動攤販雙方經過博弈，都作了讓步。當局的讓步在於停止取締攤販，攤販的讓步則在於接受當局關於擺攤時空的規約。
近代大城市給了小攤販生存的一席之地
第一財經：中國近代城市裡的攤販主要由哪些人群構成？
胡俊修：中國近代城市社會的流動攤販，主要由兩類人群構成。
其一，是四周鄉民，這是最主要的來源。近代中國農村人地矛盾突出，天災頻仍，匪患橫行，使得謀生不易。一些鄉民為了生存，背井離鄉，到附近城市尋求一線生機。「農民生活困難，群相率以逃向大都市，以求得生活之機會。」畢竟，城市的博大胸襟和廣闊空間能讓他們立足。當然，他們絕大多數沒有知識文化，沒有技能，沒有人脈資源，只能蟄伏在社會底層，有的做苦力雜役，有的拉人力車、做碼頭工人，而為數眾多者則操持起職業色彩不濃、本錢少、每天可回錢養家的小販營生。很多人過著城鄉雙棲生活，農閑時節，把農村土特產販賣到城市，再從城市捎帶日用品回鄉售賣，這種遊走在城鄉間販賣小本生意的職業，稱為「跑荒」。
相對於農村來說，城市有更多可以容納流動攤販的空間。不論是街頭、巷口、里弄，還是茶館、輪渡、碼頭，這些城市公共活動空間，總能給予掙扎在生存線上的攤販們一席之地。
當然，小販之家的生活是無比艱辛的。他們居住在城市邊緣的棚戶區，低矮逼仄潮濕，衛生狀況堪憂，一遇雨天，室內一片淋漓；而且棚戶區頻發的火災也時常威脅他們生命安全。
小販之家衣只求蔽體，食只求溫飽。然而，溫飽也不是他們每天能獲得的「小確幸」。當時《申報》上有一首詩歌，是寫攤販的辛酸生活的：「小菜販，實可憐。三更起，五更眠。挑了一擔菜，能賣幾多錢？換得米，又沒油和鹽，那有魚肉過新年！」
最終，他們艱難地在城市生存下來，過著最低限度的生活，成為後來許多城裡人的祖先，終於實現了脫離農村的夢想，過上城裡人的生活。
其二，則是城市失業者，既有無學歷、無技能、無資源、無人脈、無以為生的底層市民，也有「黨政軍工商」中的失業者，以前者居多。相較四鄉進城小販，他們的優勢可能是「有房一族」，雖然房不大，但能遮風避雨，而且他們有著相對豐富的都市生活經驗。
第一財經：你在書中寫到，不同於碼頭工人，小攤販們的暴力性很低。在1946年上海爆發的攤戶風潮中，他們也不是實施暴力的主要力量，當時的施暴者大都是混入其中的城市底層市民。為什麼小販們會具有這樣的特點？
胡俊修：攤販的暴力性很弱，他們沒有人脈關係，一旦鬧了事，舉家面臨滅頂之災。他們是無可爭議的弱勢群體。同時，這也和他們的謀生方式有關，小攤販都是各自為政，到處流動，和碼頭工人完全不一樣，碼頭工人都有組織，有幫派。小攤販們也沒那麼有文化，沒有維權意識。他們連訴求都寫不出來。
第一財經：民國時期，小販們為市民階層帶來很多歡樂和方便，他們的悲慘境遇也時常贏得記者和文人的同情。在你研究的過程中，有沒有關注到流動攤販自身對城市管理的態度？
胡俊修：當時的社會底層，包括小販、碼頭工人和人力車夫都是失語的。一方面，他們整天在為生計埋頭苦幹。另一方面，他們沒讀過書，不受教育，讓他們表達不太可能。他們的聲音一直是記者、文化人們經過觀察和過濾來表述的。我訪談的一些人當過小販，他們印象最深的就是怕，怕警察。他們和警察都是貓捉老鼠一樣。當然，小販還受到一些生計的威脅，第一個就是被貨棧老闆和夥計欺負，還有就是附近攤販的勒索。另外，很多小販走在路上就被車撞死了。所以，現在一些媒體有點過火，把攤販說得很美好。但其實絕大多數攤販的生活還是很辛苦的。
第一財經：你書里寫的民國攤販，和你後來在現實生活中觀察到的攤販有什麼不同之處？
胡俊修：其一，文化的底蘊不同。相較中國近代有些小販傳承著歷史和文化，後來的攤販更直接、直白，「在商言商」，簡單粗暴賣東西。舉個例子，舊時小販有自己的一套生意話語，所謂「行有行規，店有店規」，又所謂「內行不說外行話」，外行人和圈子外的人當然不容易聽懂，這就是所謂的「行話」「暗語」。小販們常用「賓、文、善、作、成、安、沔、柯、慶」來代表一到九的數字等。行業暗語如此盛行，以至於小販們在茶館裡見面時，甲問乙:「今天像么樣？」乙回答說:「不好，只搞了『文老』。」「文老」就是兩塊錢的意思。
其二，身份的交叉性不同。相較後來小販大多專心埋頭做生意，中國近代一些小販還時常兼做街頭藝人，積攢人氣，當然落腳點還是賣貨物，「人場」有了，「錢場」也就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