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的失算：光緒帝親政10年，如何將一手好牌打得稀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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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孩子作大惹」，膠東話，形容看起來老實巴交的孩子往往會闖出大禍，而光緒帝恰恰就是這種老實孩子。慈禧選擇光緒作為大清朝皇帝，是有她自己的算計的，而且慈禧也確實在全力培養這個外甥，希望他能成為一代明君，帶領大清國走過這段風雨飄搖的時期，她到了「下面」也能向列祖列宗有個交代。但不幸的是就在光緒執政期間，中國發生了甲午戰敗、戊戌政變、庚子國變等大事，讓已經有些喘過氣的大清國再次沉入地獄，慈禧和光緒死後三年，清朝即滅亡了。
光緒皇帝
慈禧選擇光緒繼帝位，千算萬算，究竟漏算了什麼？光緒帝在他執政期間都出了哪些昏招？我們普通人又能吸取什麼教訓？
一、「同光中興」中迎來新皇帝
慈禧太后，葉赫那拉氏，在她剛剛走入政治中心的時刻,大清帝國可謂千鈞一髮,險象環生:朝廷之上,八名顧命大臣公然向太后叫板,政治分裂勢不可免。長江下游,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像一把失去控制的熊熊大火,把中國半壁江山燒得一片狼藉,大清帝國的統治眼看就要崩潰。同樣要命的是,外國鬼子剛剛燒毀了圓明園,通過這場戰爭,他們已經看清了大清帝國沒有抵抗能力,隨時準備把大清分而食之。雖然對她的政績評價不一,平心而論,被剝奪了早期教育權利的葉赫那拉·蘭兒,在她的政治演出中表現的才幹和能力可以稱得上出人意料地傑出。她的表現比大部分男人剛強果斷,在某些歷史時刻,甚至可以稱得上有膽有識、機智精敏。她果斷利落地發動政變,清除了顧命八大臣。她開明地重用漢人曾國藩,眼看就要吞沒大清王朝的太平天國狂潮在她的腳下突然退卻。人們把她執政的這些年稱為「同光中興」。人們說,是她再造了帝國,使一個奄奄息的國家重新煥發了生機。
慈禧太后
但很不幸，他的親生兒子——同治皇帝——在位不久就一命嗚呼了，她不得不另覓新君。
「湉」的意思是「水流平靜」。以「小心「恭謹」聞名的醇親王亦譞給長子起名「湉」,這表明他也只是希望這孩子一生安穩平順而已，在不勝寒的政治高峰欄杆拍遍的他，飽覽風光壯美，更深知風濤險惡。對他來說,什麼「雄心」「功業」都是些令人厭倦的辭彙，政治首先意味著的是風險和毀滅。然而世事就是這麼不可捉摸並且充滿荒誕,偏偏就是這個孩子,被他的嫂子兼大姨子慈禧選中,要接替剛剛死去的同治,繼承大清王朝的帝統。
發生在養心殿東暖閣的那一幕讓所有的大臣記憶猶新:太后的話剛出口,中選者的父親奕還如同被雷擊了一樣,當時癱軟在地,「碰頭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翁同穌日記》)在後來的歲月中發生的那些故事,證明了這位親王對兒子的命運是多麼有先見之明。然而,與強大的命運比起來,任何先見之明都蒼白而徒勞。
年屆四十、正當盛年的太后,駕馭大清帝國這艘航船正是得心應手、逸興湍飛之時,選擇一個年長的王子為君,自己放手交權,當然非她所願,之所以選擇四歲的載湉,除了他的年齡之外,一個隱秘而關鍵的原因,恰恰是他那個富於遠見、聞命痛哭流涕的父親。這個以「謙老成」聞名的小叔子兼妹夫是一個異常合手的工具。他十分乖巧,素無野心。他會圓滿漂亮地完成交給他的每一項任務,又會像她肚子里的蛔蟲一樣,知道怎樣和權力保持最恰當的距離,以迎合這個權欲極重、猜忌心極強的嫂子。只可惜他大了一輩,要不然真是帝位繼承者的最佳人選。另一個原因是這個孩子的性格。在命這個孩子入宮之前,她曾經不動聲色地向妹妹了解過。妹妹說,這個孩子最大的特點是的「文靜」,從不淘氣。這極愜太后之心，看來小載活起碼不會重蹈頑劣的同治皇帝的覆轍。
同治皇帝
然而,和這孩子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慈禧就發現,她的如意算盤打錯了。這孩子絕非大清皇帝的合適人選。首先，光緒皇帝身體太弱，經常生病。其次，光緒與慈禧性格反差太大。不是慈禧喜歡的類型。葉赫那拉天生精力旺盛，性格剛強，像一團火，而光緒天生稟賦不足，精神不健旺。太后像男人一樣幹練，什麼事情都處理的清清爽爽，一絲不苟，光緒皇帝卻做事拖泥帶水，又沒長性，經常玩著玩著就煩了。太后精明聰慧，善於察言觀色，這個孩子卻木頭木腦，缺乏靈活勁兒。
萬幸的是，小皇帝學慣用功，而且小皇帝發現他能夠做得很好的這件事,恰恰是太后最看重的一件事。他竭力向太后展示自己的好學。據向太后報告的太監說,小皇帝不論到哪裡,手裡都拿著一本書,經常在走路時還念念有詞。每天睡覺前,他都會背一段《詩經》才睡。聽到這些消息,太后由衷地感到高興。(《翁同龢日記》)。
人們有理由期待他會如同他那些偉大的祖先一樣,有能力帶領大清擺脫困境,重現康乾時天下太平萬國來朝的榮光。太后鬆了一口氣。說心裡話,葉赫那拉當這個家當得確實有點累了。今年她已經五十五歲,白髮已經悄然爬上鬟端。這二十八年里,她覺得她操夠了心,受夠了累。現在孩子終於長大,她也可以歇歇了。何況,通過她多年辛苦經營,大清帝國已經挺過了最艱難的時刻。她認為自己交到光緒手上的,是一個相當不錯的統治基礎。
二、一場慘敗的「首秀」
在十五年的漫長準備之後,光緒帝終於握住了帝國巨艦的舵柄。就像一個交規考試得了高分卻一直沒有機會練手的學車人一樣,他早已經躍躍欲試了。青年人總是不滿現狀,因為胸懷「堯舜之治」的雄偉理想,皇帝對大清帝國的國勢比誰都痛心疾首:列強環伺於外,大臣狃安於內。國家衰弱貧困,百姓民不聊生。雖然有人把太后執政以來的政績吹捧成「同光中興」,光緒卻不以為然。雖然精明,雖然能幹,太后畢竟只是一個沒怎麼讀過書的婦人而已。滿腹詩書給了他輕視太后的理由。讀過三遍《資治通鑒》、自信深諳歷朝治道的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喚醒死氣沉沉到萬馬齊喑的中國。
然而,在親政的頭幾年,年輕的皇帝並沒有給大清帝國帶來驚喜。在短暫的歡慶氣氛過後,大清帝國又陷入了平沓緩慢的舊節奏。雖然已經胸有韜略,但坐到了馭手的位置上以後,皇帝發現在然能很大程度上是車在操縱他,而不是他在操縱車。親政以後,天下一直風平浪靜,帝國政治如同一架上好了發條的鐘錶,一切都按照太后執政時的成例一成不變地運行。在成例的籠罩下,他並沒有多少自由發揮的空間。
在親政的前五年，皇帝煩躁而又抑鬱。
似乎是天遂人願。光緒二十年(1894)七月,一封來自異國的報,如同進在皮膚上的一粒火星,燒灼得已經鬆懈多年的清帝國政治神經猛地一下收縮起來。這一年年初,大清屬國朝鮮發生內亂,請求中國出兵幫助平亂,日本人也藉機出兵朝鮮,挑戰中國的宗主權。
聽到這個消息,溫文爾雅的皇帝拍了桌子。氣憤的同時,皇帝又感到強烈的興奮。
振興大清的機會終於來了!這簡直是天賜良機。沒有比戰爭更能振作一個民族的精神,而如果要進行戰爭,也沒有比日本更合適的對手。如果打敗了日本,那就是道光末期以來,中國對外戰爭中的第一場勝利。也許這場戰爭會成為大清國勢的一個關鍵轉折點,因為它將大大增強大清子民的自信心,振作久已萎靡的民族精神。「中國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圖自強,亦未始非靖邊強國之一轉機也。」(《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
另外,如果他能抓住這個機會,在戰爭中充分展現自己的才幹,自然會在朝野樹立起巨大的威信,有力地向太后證明自己的領導能力,促使太后進一步放權。那麼,他就有機會刷新政治,帶領大清走上自己設計的自強之路,次第收拾列祖列宗舊日的榮光。
對於皇帝的態度,包括師傅翁同穌在內的一大批朝臣,特別是絕大多數年輕的中下級官員,都堅決支持,一致歡呼。在他們當中,曾國藩的孫子翰林院編修曾廣約的言論最有代表性,他建議,大清此戰不但要擊敗日本,還要抓住機會幹脆把日本從地圖上抹去,把它變成中國的一個省!只有這樣,才能永絕後患!(《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
皇帝把情況彙報給了太后,太后沒有立刻表態。對於皇帝親政五年以來的表現,太后是基本滿意的。特別是進入光緒二十年(1894)以來,她的全副心思都用在準備自己的六十大壽上了。她沒時間來弄清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她對皇帝說,你自己看著處理吧!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皇帝那麼樂觀,比如北洋海陸軍最高統帥李鴻章和他的部下。
其實早在二十年前,李鴻章就已經明確意識到,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必將成為中國最危險的敵人。1874年,就是光緒成為皇帝前一年年底,他曾在一份奏摺中提道:「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他所組建的北洋海軍,十分明確地把日本作為假設敵:「今日所以謀創水師不遺餘力者,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對國際事務頗有了解的李鴻章十分清楚這個小國二十年來的發展變化。日本國的海軍這些年來擴張神速。而大清的海軍自從成後,就沒有怎麼更新。從軍事實力上說,日本絕不佔下風。特別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後,日本國的國家效率、戰爭動員能力等合國力已經遠遠超過中國。基於這種判斷,李鴻章提出了「避戰求和」的建議,他建議皇帝主動從朝鮮撒軍。如果避過此戰,中國就可以獲得一個戰略機遇期。在實力充足之後,再與日本交鋒不遲。
後來的事實證明,李鴻章這一建議是整個中日戰爭中最高明的一個主張。如果這一建議得以採納,那麼日本挑戰中國的時表就會被大大延後。
然面,對於這個建議,皇帝認為簡直荒唐可笑。堂堂大清,一遇小小外夷的挑戰,就主動示弱,成何體統!皇帝毫不留情地批駁了李鴻章。皇帝說,主動撤軍,有失「大清」的體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鴻章抓緊一切時間,整軍備戰。
甲午戰爭局勢圖
進入軍事統帥狀態的皇帝抑鬱一掃而光。他命令太監把記載聖祖皇帝平定準噶爾經過的《聖武記》搬到乾清宮,徹夜不眠地研究列祖列宗用兵的方略,仿照他們的口氣,雷厲風行地下達著一道又一道充斥著「決一死戰」「迎頭痛擊」等雄性辭彙的作戰方略。親政以來,終於能夠親自指揮帝國航船的航向,真正擔負起國家的重任,怎麼能不彈精竭慮、全力以赴?
然而，精讀過《孫子兵法》和《聖武記》並不證明皇帝就懂軍事,尤其是近代軍事。戰爭過程與他的想像大相徑庭。清軍與日軍第次交鋒於朝鮮成歡驛,即遭慘敗,不得不退守平壤。對此小挫，皇帝不以為意,勝敗乃兵家常事。此戰之後,他正式聲明對日宣戰,命對日本「迎頭痛擊,悉數殲除,毋得稍有退縮」。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在正式宣戰之後,清軍仍然違反他的指示,節節退縮,及至1894年9月平壤之戰,朝廷寄予厚望的李鴻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潰敗,此後不到半個月,清軍全部被趕過鴨綠江,日本不費吹灰之力就佔領了全朝鮮。
1894年10月,日本軍隊突破由三萬中國重兵把守的鴨綠江,兵鋒直指瀋陽。把守鴨綠江的是以敢戰聞名的悍將宋慶,他的部下也是中國軍隊中裝備最好、最精銳的部分,中國軍人在鴨綠江防衛戰中的表現也堪稱勇敢頑強,然而在日軍的強大火力面前仍然不堪一擊。直到這時,皇帝才發現,問題不是清軍不敢於勝利,而是中國的軍事實力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線上。
慌了神的皇帝如同站在大堤決口旁的指揮者,第一反應就是全力以赴地試圖堵住缺口。聖旨雪片一樣從京師飛來,每一道都日氣急迫。皇帝要求將軍們竭盡全力把日本人就地截住,不得讓他們前進一步。皇帝不知道,他這樣指揮,正是犯了軍法的大忌。
日軍侵入中國境內的那一刻,李鴻章就已經自這場局部戰爭已經演變成一場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命運之戰。他給皇帝上了道長長的奏摺，提出「打持久戰」的戰略主張。他說,形勢很明顯,敵強我弱,日軍利於速戰速決,我軍利於「持久拖延」。日本的國力無法支持打一場漫長的戰爭,如果中國能以空間換時間,不爭一城一地之失,把日本拖住,就能把日本人拖垮;相反,如果我們急於爭鋒,那麼就會在陣地戰中迅速消耗自己的力量。
應該說,李鴻章提出的「持久戰」主張是當時的唯一取勝之道。他是中國歷史上「持久戰」概念的首創者,這堪稱對中國軍事史的一個重大貢獻。(劉功成《李鴻章與甲午戰爭》)
李鴻章
然而皇帝卻根本聽不進李鴻章的建議,甚至連那封奏摺他都沒有讀完。他沒有這個耐心。日軍在中國境內越深入,皇帝就越驚惶。他最擔心的是日本人按近北京,讓他和太后再上演一次倉皇北逃的慘劇。戰前下的所有決心這時都已不翼而飛,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把日本阻止住上面。他不能靜下心來分析整個局勢,沒有興趣在大腦中預演幾步之後的棋局,只是如同一個低劣的棋手一樣,憑著條件反射式的本能,盲目地把棋子一個個往前送。他一日不停地把各地最優秀的軍隊調上前線。他催戰甚急,對所有的前方將帥都不滿意。他對他們的態度只有兩種:一種是不斷地指責,指責他們不負責任,「玩誤」「膽怯」「無謀略」。另一種是恫嚇,動不動就以「有畏敵不進,即按軍律懲辦「軍法從事「決不寬貸」的聖旨相威脅。在他的不斷催促下,中國最精銳的部隊不斷被送上鋒線,不斷被日軍吞噬,這正中日本人的下懷。陸軍的失敗,很大程度上與皇帝的指揮思想有關。
海軍也同樣如此。皇帝的邏輯是只要戰敗就是有罪。甲午戰爭的第一戰豐島海戰之後,皇帝對海軍提督丁汝昌即極為不滿,認為他「畏敵無能,巧滑避敵」,要撤他的職,經過李鴻章力保,才僥倖留任,不過皇帝對丁汝昌的惡感一直沒有消除。
皇帝不懂海軍作戰規律,但是卻屢瞎指揮。戰爭正式打響後,光緒皇帝聽說日軍軍艦深入威海、旅順海口活動,生怕日本海軍進犯天津,並由天津威脅北京,遂下令命丁汝昌:「威海、大連灣台、撤順等處,為北洋要隘門戶,海軍各艦應在此數處來往梭巡,嚴行距守,不得遠離,勿令一船闌入,倘有疏虞,定將丁汝昌從重治罪。「(《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這道聖旨,導致北洋艦隊從此放棄遠道,主動放棄了制海權,極大地束縛了北洋水師,使海軍處於單純防禦、被動挨打的境地。
日軍圍攻威海,制定好了引誘北洋艦隊駛出威海衛港,在外海殲滅的戰略方針後,光緒皇帝似乎是為了配合日軍作戰,屢次電旨催通剩下的幾艘戰艦出海作戰。只是由於丁汝昌堅決不同意,才沒中日本人的圈套。
北洋海軍的最後覆沒,與光緒皇帝賞罰失當有直接關係。幾乎從戰爭開始,皇帝就不斷下嚴旨,威脅要將那些不敢拚命的海軍軍官「從重治罪」。在皇帝的威脅下,著名勇將鄧世昌、劉步蟾、楊用霖先後自殺,最高統帥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壓力更大,「唯望死於戰陣」每次作戰,他都身先士卒,站立在無保護的地方,「恆挺身外立,以求解脫」。(《甲午中日海戰見聞記》)他希望用戰死來解脫壓力。在自殺殉國後,丁汝昌仍然被光緒「朝旨褫職,籍沒家產」,兒孫流離失所。直到光緒死後,丁汝昌才被恢複名譽。
中日戰爭中,光緒皇帝表現出了晚清統治者少有的血性,或者說,是堅定的愛國主義精神。然而,對於一場戰爭來說,僅僅有熱血是不夠的。在戰爭中,年輕皇帝的性情急躁、缺乏耐心暴露無遭。他的急脾氣實在不適合指揮戰爭。
戰爭既然打到這個份上,最後的結果都是屈服,那麼當然越早議和越有利。然那些年輕的主戰派官員卻堅決不同意。在兩難選擇中,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淵,經受著地獄般的折磨。有生以來,皇帝從來沒有經受過這樣大的壓力。他的意志品質難以適應這樣一場意想不到的規模的戰爭。繼續這樣一場戰爭需要的是超人的意志力,而結束這場戰爭更是需要超乎尋常的現實感和判斷力,這些皇帝都沒有。
皇帝選擇了逃避。他把所有的兵書戰策都扔到一邊,前線的戰報也任由它堆積如山。他不再廢寢忘食了,不再聚精會神了,不再連續不斷地召見、會議、指示了。皇帝躲在後宮,長時間地翻閱詩詞、戲本,或者躺在床上昏睡。他什麼都不想做,什麼都不願想,他恨不得一覺不再醒來。
當皇帝再一次被戰報催迫著出現在大臣面前的時候,人們發現,皇帝已經由一個堅定的主戰派變成了急切的主和派,甚至比太后還要急切。對日議和中,最關鍵的問題是同不同意割地。老謀深算的李鴻章聲稱,他堅決反對割地,「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耳」。如果日本人必要割地,「鴻雖死不能畫諾」。連積極策劃議和的太后也反對割地。
然而,皇帝很快力排眾議,下定了回意割地的決定，他面召李鴻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權。然而,日本提出的條件之嚴苛，還是大出舉朝的心理預期，不但割地要割遼南,還要割台灣全島,並且軍費達三億元。李鴻章閱之下,立刻愕然,他急電北京:「日本所要軍費過高,並且遼南為滿洲腹地,無論如何不能割讓。這兩條中國萬不能從,和約不成,唯有苦戰到底。」幾乎全體朝臣都同意李鴻章的意見。太后甚至說:「兩地皆不棄,即使撤使再戰,亦不恤也。
只有「光緒之意,頗在速成」。皇帝現在只有一個心思,那就是快快結束戰爭。只要能結束戰爭,什麼條件他都打算答應。他被戰爭弄得太苦惱了。不久之後,皇帝在和議上籤了字結束了這場大清國有史以來最屈辱的戰爭(劉功成《李鴻章與甲午戰爭》)
中日簽訂馬關條約
三、痛定思痛搞變法，卻把全國「惹毛」了
中日戰爭讓他見識了「西法」的強大。他沒想到,日本在戰爭中竟然能迸發出這樣巨大的能量。看來,「西法」的威力遠遠超過「祖宗舊制」。年輕人活躍的思維容易跳出陳舊的思想,一場戰爭打開了他的眼界。在病榻之上,他命人進呈了駐日公使黃遵憲所著《日本國志)以及英國人李提摩太編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皇帝「如獲至寶」,這些書在他面前,打開了一個與「祖宗舊制、聖人之言」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終於發現,戰爭的失敗,並非是因為他的「無能」,並非是由於他不夠「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而恰恰是因為他太迷信聖人和祖先了。其實他們留下來的舊式武庫中的武器完全不合實用。皇帝認識到,如今時代,「外洋各國是今非昔比的」,中國「一切落後,大量地做趕不上外國」,「西人皆曰為有用之學,我民獨日為無用之學」。一氣之下,皇帝命人把他案頭的那些性理之書搬出去,以「皆無用之物,命左右焚之」。(梁啟超《戊成政變記》)
只有「維新變法」,讓大清脫胎換骨,才能扶大廈於將傾。可是,法如何變,舊如何革,從哪裡入手?他也沒有答案。
1895年6月3日,皇帝在養心殿書案的眾多文件中發現了廣東籍斷科進土康有為的一封奏摺。進士直接上書皇帝,這種情況分罕見,皇帝立刻打了開來:近者萬國交通,爭雄竟長,不能強則剽,不能大則小,不存則亡,無中立之理。自大而小者,土耳其是也;自強而弱者,波斯是也;自存而亡者,印度、緬甸、安南是也…拿起來,皇帝就沒再放下。他當天沒有吃午飯,晚上又把這奏摺攜帶到寢宮,在燈下細細再讀。
康有為
史書記載,讀了康有為的上書之後,太后「亦為之動,命總理衙門總署的諸王大臣接見康有為,向他詳細詢問補救之方,變法條理」。(蘇繼祖《清廷戊戍朝變記》)
關於戊戌變法,大多數讀者頭腦中都有許多「先入為主」的歷定論」,其中之一,就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大多數政治人物都反對變法,他們堅稱「祖宗之法不可變」,發誓要捍衛大清租制的每根毫毛。
其實並非如此。
確實,古老的中國在外界刺激面前,覺醒的速度實在太慢了。然而,經過甲午戰爭之後,被砍掉了肢體吸去了血的老獅子終於痛醒了過來。絕大多數政治精英終於認識到,中國和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而不僅僅是器物層面。如果照過去的老路走下去,中國除了滅亡之外,別無可能。可以說,戰爭修正了每個人的觀念,「變法」已經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識。連翁同穌的思想都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康有為等人組織起來宣傳變法的強學會,不但吸引了袁世凱、聶士成這樣的新軍將領,一大批朝廷重臣如翁同穌、孫家鼐、李鴻章、王文韶、張之洞、劉坤一也都成了它的會員和贊助人。更為引人注目的是,連一些原來以「仇洋」著稱的真正「頑固派」大臣,如徐桐、于蔭霖等人,也都開始同意中國必須進行起碼的改革。當時的情形正如軍機大臣孫家鼐所說:「今日臣士願意變法者,十有六七,拘執不通者,不過十之二三。」(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至於慈禧太后,更並非一個「頑固派」。早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她就大力支持洋務運動,在「設立同文館」等事件上表現出了堅定的改革傾向。因此,當皇帝來到顧和園向太后彙報他的變法構想時,太后立刻說:「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凡以圖富強也。」(費行簡《慈禧傳信錄》)
問題是,太后認為,皇帝難當此大任。甲午戰爭已經證明他不是一個有能力的領導者，這可是對中國幾千年傳統的全面改造。說實在的,即使康熙乾隆那樣的聖主再世,也不一定敢進行這樣的嘗試。但太后又沒法反對。第一,她是一個愛惜羽毛的人。自從居二線以後,她一直十分注意干預政治的分寸。第二,大清此時國力已經弱到極點,眼看著就要被列強瓜分,如果不實行變法,最後搏,「死馬當作活馬醫」,確實別無出路。第三,「變法」是怎麼國事,她心中是一片茫然,「並無成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已經記不住那麼多新名詞了。她對於西方政治運作方式,對於世界政治發展趨勢,都一無所知,她明白自己的知識素養不足以出面親自領導這樣的變法。
想來想去,太后決定支持變法。但是同時,太后明確地重申她必須掌握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權力。另外,太后還要求皇帝發布上諭,調任她最信任的榮祿為直隸總督,並節制北洋水陸各軍,以便牢牢把軍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雖然對「法如何變」她不太了解但是對於如何確保自己的權力她卻比誰都清楚。與國家安危比起來,太后更看重自己的政治安全。她深知,變法必然帶來震蕩她要預先做好安全防護,一且「變法」過程中出現任何偏差和問題。
經過了甲午戰爭之後漫長的消沉期後,光結皇帝的精神狀態處於一個井式的高漲期、性格急躁的他強烈希望「乘積弊之後,挾至銳之氣,舉一切法而更張之」。一夜之間改變中國的面貌,把中國從個最弱的國家變成最強的國家,他相信他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像過去他無數次地相信只要自己振作起來,「痛自洗涮」,「堅持到底」,就可以使自己從一個軟弱的皇帝一舉而變成最堅強得無所不能的皇帝一樣。越是軟弱的人越迷信意志的力量。
從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發布《定國是詔》開始,到八月六日,一百零三天中,皇帝共發出改革諭旨二百八十六件平均每天近三件。其中七八月份之交的十七天內,居然下達了百三十三件諭旨。真如傾盆大雨,轟轟烈滾而下。詔書的內容包括了政治體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員、新設機構、發展工商業建設鐵路開辦銀行、改革財政、改革教育、更新國防等等,幾乎涵蓋了社會的每一個方面。
戊戌變法中的光緒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剛烈、堅強和。他幾乎把前二十幾年生命中所積蓄的所有精力都釋放了出米。他整夜整夜地不睡,白天也只吃很少的東西。他雙眼布滿血絲,然面精神高度亢奮。他和康有為都天真地相信,他們只要用聖旨把按照日本和西洋諸國藥方抓來的靈丹妙藥灌入大清帝國體內,不久之後,就會使大清帝國去腐生肌,起死回生。就像康有為樂觀地描述的那樣,只需要三年,這場變法就可以使大清「自強」自立」起來。康有為說:「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強,而以我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變法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十年之間,他就可以令大清蒸蒸日上,「富強而駕萬國」。三十年之內,中國就會化蛹為蝶,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康有為政論集》)
然而,在其他人看來,這種「改革」簡直就像小孩子過家家。有個西方觀察者說,皇帝主持的改革「不顧中國的吸收能力,三個月內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夠中國九年消化」。
更為要命的是,他們許多具體改革措施魯莽滅裂,只圖一時痛快,不計後果,不留後路,嚴重衝擊了社會精英的根本利益。他們在所有讀書人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宣布從下科開始,廢除八股。這一舉動,一下子讓大清帝國的所有準備應試的讀書人手足無措,觸了「數百翰林、數干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怒"。(《梁啟超文集》)
改革開始之後不久,皇帝又下達命令,裁撤了詹事府等七個閑散衙門,砸了近萬人的飯碗,卻沒有給下崗官員安排新的出路。此命一下,如同在晴空爆響了一顆炸雷,引起了官場的極大震動。這樣一來改革的支持者也開始袖手旁觀。一股反對改革的大潮,正在醞釀之中。
改革的阻力遠遠超過了皇帝的預期。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個月,詔書也發布了數百條,可是居然沒有取得任何實效。皇帝的自尊心大受打擊,皇帝深感憤懣。他對這些大臣太失望了。果然像康有為所說,大臣們盡皆守舊,非用霹靂手段,不足以憾此層冰。
盛怒之下的皇帝失掉了分寸。他開始像孩子一樣不顧後果地蠻幹起來。他因為一件小事,一下子把禮部的六名正副部長全部罷免。九天後,他又決定開懋勤殿,企圖在現有政治體制之外,再設一「政治局」,由此把原有的官員全部架空。
盛怒之下的皇帝甚至沒有想到太后的反應。
太后一直在全神貫注地看著皇帝的表演。改革進行不久,她就已經知道這樣的改革一定會失敗。不過,她不急於出面反對。通過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這兩件大事,她已經徹底對皇帝失去了信心。但是她要等一個適當的時機,才會出手剝奪皇帝的權力。雖然不斷有大臣來向她告狀,說「皇上任性亂為」,太后卻仍然默不作聲。只有太后的心腹榮祿明白太后的心思,他說:「姑俟其亂鬧數月,使天下共憤,罪惡貫盈,不亦可乎?」皇帝罷免禮部六堂官,真正地激怒了太后。因為這公然違反了皇帝對她的承諾,剝奪了她二品以上大員的任免權。不管如何變法,太后有一個最後的防線,即不能動搖自己的權力。在太后看來,皇帝此舉,無疑是一場局部政變。而皇帝要開懋勤殿,就相當於一次直接的政變了。這是對現存政治體制的挑戰,更是對她本人的挑戰。作為一個政治動物,太后可以放棄親情,放棄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但絕不能放棄權力。她深知,在權力的頂峰上,一旦失手,必然就是粉身碎骨。
八月初六，太后從頤和園還宮，只是把光緒叫過來，當著眾大臣的面訓斥一頓，就完成了「政變」過程。
戊戌政變
太后的這一舉動得到了大部分重臣的支持
這次失敗徹底打垮了意志本不夠堅強的皇帝。在光緒生命的後四分之一時間，雖然還在呼吸，但已經沒有了內容。
四、歸途
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日,光緒皇帝終於在壓抑中痛苦地死去,結束了自己沒有過一天歡樂的人生。似乎是因為這個消息鬆了口氣,發現自己終於完成了扭曲、壓制、敗壞一個人的任務,不到二十四小時之後,慈禧太后也撒手而去,結束了這互為因果的母子三十四年的恩恩怨怨。
慈禧和光緒的故事講到這裡，我從中品出了一些味道，總結了一點兒教訓：
1、孩子，還是要因材施教，不能將自己的理想強加給我們的孩子，不能放養更不能圈養。培養健全的人格優於其他一切目標。
網上有過一種調侃：「為什麼要生二胎，因為「大號練廢了」，申請個「小號」繼續練」。好像生了第二個孩子之後，我們在培養第一個孩子時犯的錯誤都可以糾正，第二個孩子就一定會有出息似的。
慈禧也是這樣想的，同治皇帝是在奶媽的襁褓中餵養長大的，那時候她正忙於濃妝艷抹，爭寵於後宮，無暇顧及孩子的成長。眾所周知，同治皇帝是清朝皇帝中最頑劣的一個,從小頑皮異常,任性乖張,長大後熱衷於微服出遊,泡茶館游妓院,最終染上惡疾,一病而亡。所以慈禧對光緒就特別上心，關心皇帝的每一頓餐食，關心皇帝的每一次的課業，但同時她也跑到了另一個極端，就是對光緒皇帝的極端嚴苛。小皇帝竭盡所能，也很少能得到太后的褒獎。如果他上朝時過多地扭動身子,下跪時忘了複雜的規矩，無一例外,都會受到太后親口的或者通過太監傳達的批評。慈禧太清楚地記得同治是怎麼被慣壞的。甚至小皇帝走路偶爾蹦跳,如果讓太后看到了,都會招來一頓訓斥。教育學家說,刻板、教條、嚴厲的教養方式會對孩子的性格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這些孩子往往拘謹懦弱,膽小怕事,同時又執倔強,不善變通。這些人通常都是完美主義者,因為他們會下意識地時時處處以父母的要求來評價自己,對自己過分苛求事事追求完美,對自己和對他人都缺乏寬容。不幸的是,光緒的性格中這些特點非常明顯。
2、做事情還是有點「保守主義」心態比較好
老子，春秋時期的思想家，他提出的一些觀點在很多人眼裡那簡直是奇葩。他主張「抱殘守缺」，即抱守著不是那麼讓人滿意的世界也挺好，即使要改變，也是一點一點、循序漸進的去改善。他主張「不敢為天下先」，即再大、再好的事情，你也不要太興奮，全撲上去，摟著點。這些理論讓人好不齒的，但我們看了光緒和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中的表現，我覺得對老子的觀點還是要多思考一下。
改革之初，所面對的阻力是巨大的。中國文化的強大惰性舉世罕有,正如魯迅所說,在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之下,想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如果是一個成熟、老練的政治家來主導這場改革,他應該會選擇「小步走」的方式進行。他應該化整為零,分項進行,先易後難,「徐圖而漸更之」,在每項改革措施推出時,使支持他的力量總是大於反對他的力量。通過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方式,他可以成功地使人們的觀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點點化解。
不幸的是,命運多舛的中國沒有遇到合適的人選。相反,無論是光緒帝,還是康有為,都嚴重缺乏實際操作能力。這兩個人都是典型的「憤怒青年」,血氣方剛而又缺乏閱歷,他們把改革看得極為簡單。康有為設計的改革方案,第一個步驟就是大誓群臣,「皇帝親自在乾清門舉行大誓群臣儀式」,讓所有的大臣在決心變法的文書上簽字,這樣「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後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無有阻礙者矣」。(《傑士上書匯錄》)他們認為,通過這樣一個戲劇性的、催眼術式的儀式,就可以摧毀數千年來積累的強大思想惰性。這無異於痴人說夢。他們貪多求快,急於求成,想在一夜之間改變中國的面貌。康有為甚至比皇帝還要急切。康有為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非大變、全變、驟變不能立國」,他們認為,既然中國不敵西方,那麼就證明中國的一切都是錯誤的,必須全盤更新,徹底改變。改革必須「用一刀兩斷之法,否則新舊並存,騎牆不下,其終法必不變,國亦不能自強也」。而要一刀兩斷,就必須大張旗鼓,急風驟雨,連出重手。
因此,在「維新變法」剛剛開始之時,就有人看出它必然失敗。維新派著名人物張元濟在當年六月初九給好友的信中說變法「舉動毫無步驟,絕非善象。弟恐回力終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隨著改革措施越頒布越多,越來越多的人看出這幾個年輕人不可能成事,越來越多的中間力量開始變成公開的反對。甚至連變法的核心人物都預感到了變法必將失敗。七月,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在寫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說我大哥康有為的計划過於廣大,而支持他的同志又太少,舉措太激烈,因此排擠他。
所以戊戌變法失敗的種子就種在光緒皇帝和康有為過於急躁冒進，總認為聖旨一下，立刻一個紅彤彤的太陽就升起了，大清國立即就一掃陳腐老邁之氣，立即就變得欣欣向榮。
可悲可嘆。
3、發動變革，要盡量的爭取關鍵部門、關鍵人物的支持，讓他們參與其中，讓他們覺得這個改革方案也是出自他們的手筆，只有這樣才能成事。
改革者、革新者通常面對的不是什麼公司，而是一個由很多人組成的系統，如果只是給它一個全新的管理方案，不管這個方案有多優秀，對這個系統來說，都是一個天外來客，都會出現排異反應，很有可能會失敗。只有讓這個方案得到系統內所有關鍵人物的認可，它才能實施，革新者的方案才能讓這個公司變得更好。這才是革新者的初衷嗎，革新者的意見不重要，讓革新者的意見成功的實施下去才重要。不是嗎？
4、開放和連接的重要性——開放的心態，求知慾爆棚的去了解這個世界，去與這個世界發生連接，才能讓一個人、一個公司立於不敗、值得尊重。
1919年,當溥儀的英文教師庄士敦走進這座宮殿的時候,他的第一個感覺是時光倒流:「1919年3月3日,我第一次進入紫禁城。莊嚴肅穆的神武門,將我引進了一個空間與時間上與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過這道城門,使我……從20世紀的中國倒退回了其歷史可追溯到羅馬帝國之前的古老中國。」在高大的門洞之外生機勃勃的喧鬧的城市,而在門洞之內,卻是沉寂、荒涼的像時間被鎖住的另一個世界:「位於紫禁城深處的這些宮殿,與中國的共和世界在空間上相距不啻萬里之遙,斷非數百步之隔,在時間上相距無異千年之久,絕非共處同一時代。」(庄士敦《紫禁城的黃昏》)厚厚的宮牆阻擋了時光的進入。雖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異日千里,紫禁城裡卻還充斥著康熙乾隆年間的空氣。
按照時代的需要衡量,皇帝的教育其實是非常失敗的。他的頭腦中除了四書五經、「聖賢心法」,空無一物。他對世界大勢缺乏了解,甚至連那些西方國家叫什麼名字都不甚了了。因為在傳統政治教科書中,那些都是無關緊要之事。唯一重要的是「聖人之道」,老師說,只要掌握了聖人之道,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宮廷教育對他的影響還不止於此,他還是高分低能的典型。這座宮殿之城令人森然的封閉、保守和死寂,對光緒的成長構成了不可挽回的傷害。雖然學習成績良好,然而除了書本知識以外,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國政治的潛規則,他的大腦中卻完全是空白。親政之後,經常接觸他的大臣發現,這個年輕皇帝缺乏基本的社會常識和應變能力。在複雜的晚清世事面前,他表現出令人吃驚的單純和天真。
5、做事、做人不能缺乏彈性
在一元化的「道」文化觀控制下,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彈性,總是在兩極間震蕩。我們永遠在追求一種「一攬子」的解決方式,希望能夠「畢其功於一役」。戊戌變法的失敗,宣告了康有為的全盤西化的「道」的失敗。因此,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勢力又拾起了「中國傳統」和「中國氣派」,試圖在諸神的保佑下驅除洋鬼子,關門大吉來永遠清清靜靜過日子。在孫大聖和二郎神失效後,被壓抑的革命力量瞬間反彈,造就了全盤西化的、「亞洲歷史上第一個「民國,造就了華而不實、急於求成的議會制民主。近代以來,我們這個民族總是暴露出急於求成、經不住挫折的弱點。
結語：
1908年12月2日，溥儀即位。攝政王載灃參照日本明治維新，提出9年預備立憲方案，大清國開始立憲改革。不過隨後在洶湧的民意下，這個時間不斷更改，先是改為3年，又改為1年，最終匆匆忙忙拿出一份內閣名單，人們發現其中大部分都是皇族成員，於是群情激奮，精英們開始考慮武裝鬥爭的方式進行改革，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大清國滅亡。
光緒，是歷史給清朝的最後一次機會，可惜的是滿清朝廷沒有把握住這個機會，代價就是中華民族已經沒有耐心再給他們時間了。
可悲可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