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隸書的書寫性？此文解開我多年的困惑！
沙孟海先生《兩晉南北朝書跡的寫體與刻體蘭亭帖爭論的關鍵問題》文講到:「刻手好,東魏時代會出現趙孟頫,刻手不好,《蘭亭》也幾乎變成《爨寶子》。
提出刻手優劣的問題。
隨後又撰文《漫談碑帖刻手問題》,詳細論述了刻手的優劣對石刻書法產生的重要影響。凡石刻書法的優劣,寫手和刻手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漢簡
技藝的高低和態度的重視與否都是寫手和刻手各自主觀因素對石刻書法的影響。客觀上,材料的優劣對於寫手和刻手水平的發揮也有一定的影響。
大約在元代以前,石刻書法都是直接在石頭上書丹。
細膩光潔的石材便於書寫,寫手才能夠盡顯其能;若石質粗劣不平,即便寫手倍加認真,也很難將其本意完全施於石上,水平就會大打折 扣。
不同的紙張對書寫效果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更何況是相對粗劣的石材。
如果說寫手因石質粗劣而不能完全發揮其水平那麼刻手則更深受材料影響,佳石易受刀,粗劣之石鐫刻時極易崩裂殘損。
如此一來,所完成的作品效果可想而知,必然去寫手和刻手本意甚遠。
《張遷碑》
立於廟堂的碑版和露於野外的摩崖石刻,前者選材精心、打磨平整,後者則就地取材、稍作修整。
由於二者材質的區別,致使所呈現的藝術效果截然不同。
漢代簡牘大量出土之前,隸書形態主要見於碑版石刻文字,沒有相應的墨跡形態與之形成對比。
另一方面,東漢中期「碑」的形制發展完備,樹碑風氣大盛,漢碑隸書多出此時。由於其功用都為墓碑或功德之碑,較為莊重嚴肅,所以無論寫手還是刻手,都應是當時水平較高之人。
漢簡
所以,以漢簡來看漢碑隸書的寫刻問題,並非討論刻手的優劣,而是為了能夠對漢碑隸書進行清晰的解讀。
首先,用筆方面,以撇畫為例。隸書的撇畫起筆輕而收筆重,且帶有向回的鉤筆,如《乙瑛碑》中「舍」、「吏」等字,這種撇的寫法在漢碑中已經形成一種定式。
《乙瑛碑》中「吏」
因為和楷書撇的寫法剛好相反所以無法從楷書的立場來解釋這種用筆現象。
而從漢簡隸書中可以很快找到這種撇法的原因,從《相利善劍》冊中的「文」字,《居延都尉府奉例》冊中的「史」字可以看出，撇的收筆處作向回的鉤筆。
《相利善劍》冊中的「文」
《居延都尉府奉例》冊中的「史」
其實為了筆勢上與下一筆的連接,而形成的一種自然的連帶,這種連帶在《居延令移甲渠吏遷補牒》中「今」字上表現得更為明顯,以致撇和捺已經完全相連。
《居延令移甲渠吏遷補牒》中「令」字
而漢碑上的撇因為鐫刻的緣故,相對規範,有較強的裝飾性,但也並非一成不變的程式化書寫,收筆或輕或重、回鉤或長或短、或鋒芒或含蓄。
如果不能正確理解筆勢間的關係,徒學其形,則會顯得獃滯刻板。
隸書的捺畫表面上看和楷書相似,其實二者筆勢還是有所不同:
從前述漢簡例字來看,隸書捺畫接前一撇畫筆勢,順勢下壓,然後彈出捺腳,有較強的蓄勢彈撥之意;楷書捺畫則有一波三折筆意,捺腳向右平送而出。
漢碑里隸書的捺畫,筆勢表現較漢簡要含蓄許多,在形狀上較直或向上略微拱起,捺腳略向上挑起。
其次,再看轉折關係。先看《禮器碑》中「石」字,口部左邊一豎似撇,與底部一橫若斷若連。
《禮器碑》中的「石」
從《相利善劍》中「中」、「者」等字看,「口」部應由兩筆書寫而成,左豎和底部一橫為一筆,上橫和右豎為一筆,兩筆之間有迴旋之筆勢。
《禮器碑》中的「石」字,或許是因為刻手的緣故,圓轉用筆難以鐫刻,或是因為碑石年久風化侵蝕,導致兩筆斷開。
如果僅以碑刻來看,就難以解釋左邊豎為何向左撇出。而「乾」字對這種書寫性表現得就相對明顯些。
同樣的情況,在《曹全碑》中表現得更加誇張,如「名」、「君」「治」等字,右上角的轉折向上聳起,形成《曹全碑》的特有的轉折特徵。
《曹全碑》中的「名」
《曹全碑》中「君」
這種寫法與左下角道理相同,橫畫行筆至末端逐漸提起,再向上迴旋順勢豎下。有時候因提筆幅度較大,橫豎之間容易斷開,但筆斷意連。
《相利善劍》的「中」
《相利善劍》的「者」
如果沒有從漢簡中理解其筆勢關係,就很容易孤立地看待這兩筆。
早期隸書「口」部的寫法大多都是此種兩筆寫法,之後逐漸出現類似楷書的三筆寫法。
特別是在漢碑隸書當中,由於刻手不可能像書寫那樣僅施以兩刀,而勢必要分開鐫刻,從而割裂筆勢間的連帶關係。
當然,有些刻手也能較好地表現出漢簡隸書的書寫性,漢碑中如《乙瑛碑》、《曹全碑》等。
最後,具體的偏旁部首,以「辶」和「彳」部為例。漢碑隸書中「辶」部左邊寫為三點,這三點之間的關係於漢碑當中很難理解,如《禮器碑》中「造」、「遲」二字,字口清晰,無殘損現象,三點有長短和方向之別。
《禮器碑》中「造」
《乙瑛碑》中兩個「通」字,「辶」部三點的寫法略有不同,一個有明顯長短關係,另一個則長短相仿。
《乙瑛碑》中兩個「通」字
這基本就是「辶」部在漢碑隸書中的標準寫法,至於三點關係為何如此處理,只能從漢簡中尋找答案。
《敦煌馬圈灣木簡》中「遲」字左側三點能看出有連帶關係,這種關係是以右側某一點為中心,向左側作迴旋用筆,所以三點會產生長短和方向上的區別,這樣也就不難理解漢碑中的寫法。
「彳」部寫法有兩種情況,一種與「辶」相同,自右向左作迴旋用筆,漢簡如《額濟納居延甲渠官文書》中「得」「德」二字,在漢碑上表現如《乙瑛碑》中「徒」字,《禮器碑》中「復」字。
《額濟納居延甲渠官文書》中「得」
《禮器碑》中「復」
《乙瑛碑》中「徒」
這種寫法,兩撇的書寫方向都是自右向左;而另一種寫法,在寫完第一撇後,不再迴旋至右側,而是直接順勢自左向右書寫第二撇,再與豎畫相連,這樣書寫起來就更加便捷。
《候粟君所責寇恩事》冊中所有的「彳」部都是此種寫法,如「行」字,《曹全碑》亦是如此,如「征」、「後」等字。有了漢簡隸書作為參考,類似這種用筆的內在關係就可以迎刃而解。
《候粟君所責寇恩事》中「行」
《曹全碑》「後」
《曹全碑》「征」
漢簡隸書對於漢碑隸書的釋讀遠不止這些。
從時間上看,漢簡隸書的成熟要遠遠早於漢碑隸書,所以歸根結底漢碑隸書只是漢簡隸書在石刻上的一種表現形態。
這種形態是經過寫手和刻手進一步加工處理的,是更加成熟的隸書形態。如《甘谷漢簡》和《曹全碑》,二者書寫年代相差約25年,但無論用筆還是結構,都酷似出於一人之手,只是前者書寫更加隨意自由,後者則要規矩許多。
同樣如《禮器碑》和《武威儀禮簡》風格也極為相似。因此,漢簡隸書可謂漢碑隸書之淵源,凡是在漢碑隸書中遇到的問題,都可以在漢簡隸書中得到解決。
漢代簡牘的大量出土,不僅對研究隸書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同時也對隸書的學習起到了糾正和推進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