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打「人」大爆發，社會化用工紅利萬億難賺快錢！
來源 / 財經故事會
文／陳紀英
懼怕於望不到頂的房價，在2019年底逃離北京回鄉後，張平平發現，四線小城的日子並不好過。
「壓根找不到對口工作」，她陷入了極度的焦慮之中，突然而來的疫情，更讓就業市場雪上加霜。
失業的焦慮直到今年5月底才終結——經過朋友牽線，她成為了北京某新媒體平台的兼職撰稿人，每月稿費收入達到了八千元以上，「拿著北上廣的勞務，消費三四線的低價」，張平平如今的日子也算輕鬆。
人才和勞務像滴滴打車一樣，不再局限於傳統的僱傭關係，開始在整個社會大分工體系里自由流動——這就是社會化用工。
2020年的疫情加速了社會化用工的大爆發，幫助品牌商直播帶貨的網紅主播，臨時分流到跑腿配送行業的原餐飲從業人員，地產行業自由經紀人的興起，刷屏朋友圈的保險經紀人等等，疫中陡然崛起，都屬於這一範疇。
而在就業壓力陡增的新常態下，社會化用工還起到了保增長、穩就業的「蓄水池」作用。
今年5月底，中央政府官員在回答記者問時特意提及，「新業態蓬勃發展，大概能容納1億人就業，我們的零工經濟大概能夠容納2億人的就業，這就需要採取更多的，不僅是扶持的，而且是打破那些不合理的條條框框的政策，讓更多的就業崗位成長起來。」
儘管前路遼闊，但諸多法規法律的缺漏與滯後，仍然是這個萬億大市場不得不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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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化用工大爆發
相比「新手」張平平，馬方已經是社會化用工行業的「老司機」了。
過去三年，他的一周七天，被精準的分割為三個時段，周二周三周四送外賣，周五休息，周六周日周一則是地產經紀人。
2013年，從某三本院校畢業後，他就干起了地產經紀，這是一個完全靠業績吃飯的行業，「旱就旱死，澇就澇死」，高峰時期，他曾月入5萬。
但好日子在2017年317房市限購新政之後戛然而止，房產交易量在隨後一年裡大降五成。
習慣了自由的馬方不願跳行，但銳減的收入，逼迫他不得不考慮新出路，從2017年底開始，他堅持每周三天送外賣，保底收入在三四千元左右，餘下來的三四天，帶著客戶看房子，「房子一成交，就有大筆進帳」。
與當了一輩子國企工人，追求安穩的父親不同，馬方認為，工作不過是獲取收入的方式，「幹嘛把自己困死在一個容器里呢？」
和馬方一樣抱有類似心態的年輕人不是少數。
「我們現在的勞動者就業方式會越來越多元，傳統的僱傭方式並不是勞動者獲取報酬的唯一方式，勞動者可以充分利用他的人力資本變現，另一方面，勞動者對工作的訴求不再是獲取固定工作，更為偏愛個人時間的自主性，以及工作和家庭、健康的平衡。」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博士趙磊對此總結。
在他看來，社會化用工的大爆發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多因素合力加持的效果，除了勞動者心態的變化外，其推動力還來自於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帶來了人崗分離的可能性——今年新冠疫情期間，遠程辦公興起，就是對傳統僱傭關係的解構，企業特定崗位的職責可以分解為一個個獨立的工作任務，以更低成本外包出去。
企業擁抱社會化用工的原動力則來自降本增效——撬動外部資源，獲取新增量，降低用工成本等等，比如品牌與外部網紅主播合作獲客引流就是如此。
疫情則加速了這一進程——疫情期間，餐飲企業停工停產，而生鮮電商需求暴漲，吸納了不少餐飲用工，就是例證。
中國勞動學會會長、人社部原副部長楊志明會長則洞察了社會化用工穩就業保增長的價值。
2020年，中國城鎮失業率一度達到6.2%的高位，為2015年以來新高——力保9億勞動者就業吃飯，成為了六保之首，社會化用工上位成保居民就業的新增量。
今年3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認定的16個新職業中，網路營銷師、外賣配送小哥、裝配式施工員（農民工）等，均登上國家職業大典。
四個月後，發改委等13部門發文——《關於支持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激活消費市場帶動擴大就業的意見》亦公開點贊社會化用工。
在諸多行業人士看來，中國的社會化用工開始爆發但遠未觸頂——中國社會化用工在人力資源總量的佔比僅為9%，而日本佔比42%，美國緊隨其後佔比32%，起碼還有兩三倍的提升空間。
「中國就業正在進入二元時代，標準用工和社會化用工並存」，楊志明認定。
但在法規完善上，目前社會化員工亦有諸多灰色地帶。比如，中國的社保體系主要基於傳統的勞動關係，社會化就業人員的保障體系如何覆蓋並無定論。
這也是馬方的擔憂之處，身為自由經紀人和兼職外賣員，他目前並沒有繳納五險一金，這也意味著在一線城市喪失了購房購車資格，「這是我的心結」。
楊志明雖然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但他依然不改樂觀看法，「先發展後規範，以規範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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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機與痛
為了釐清社會化用工的現狀，今年2月，用友薪福社聯手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發起了調研，並在9月底發布了《社會化用工研究報告》。
用友社會化用工研究院院長楊鍇發現，企業對於社會化用工的擁抱，通常基於如下幾種考量。
第一推動力是匹配彈性化用工需求，周期性用工需求強烈的企業和行業尤為明顯。比如地產行業售樓處人員，大多來自第三方的地產代理公司，而非地產商自有員工，開售時銷售人員招之即來，項目完結後揮之即去。
第二推動力則是降低企業人力成本、降低用工風險。比如文娛行業，有些影視公司一年只做一部戲，沒必要長期僱傭專門的職能人員，外包可以降低成本。
第三，提高生產效率，比如把很多細分工作拆分給更為專業的第三方，而非內部大包大攬等。
第四，獲取外部資源，典型代表如直播帶貨——品牌商借用網紅、主播的影響力，獲客引流，提升銷量等。
某小家電品牌副總裁告訴《財經故事薈》，今年疫情之後，公司的線上銷量佔比，從去年的兩成提升到四成左右，但公司電商部門員工並未增加，獲客主要依賴外部網紅，合作主播數量超過了30名，「最好的主播肯定都是自己干，不會到公司打工，我們幹嘛要自己招人干呢，效果也不一定更好？！」
今年7月，人社部等發布的9個新職業中，「直播銷售員」、「互聯網信息審核員」在列。據專業機構數據顯示，互聯網/電商、金融、新製造、信息科技、新零售等新經濟領域，2018年佔全國社會化用工人數增量的52.4%，預計在2019-2023年有望提升至64.7%。
而從整體來看，適合社會化用工的人才，呈現兩極化分布——一種是非核心崗位，比如物業公司保潔，比如很多IT公司技術門檻相對較低的測試崗位，內容平台的審核崗位等，外包可以減少企業管理冗餘。
另一種，則是核心高端崗位，典型如影視行業的明星，直播帶貨的網紅，以及多點執業的醫生等等，後者具有高度的話語權，於他們來說，在全社會中持續配置最優資源，才能實現利益最大化。
莫妮卡就是之一，她既是某頭部電商平台的專職運營，也是小紅書等平台的時尚KOL，「現在做KOL一個月收入在兩三萬左右，比工資收入還高」。
儘管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擁抱社會化用工，但在落地過程中，亦遭遇了普遍性的痛點——比如社會化用工方案如何與傳統企業人事制度結合，如何對外包工作精準量化合理定價，以及合規性管理難題等。
楊鍇就曾碰到一個典型案例。某全民地產營銷平台已經搭建了三四年，也聚集了不少自由經紀人。
但由於法律關係、財務制度理不清，導致傭金發放一直很滯後，承諾三個月付款經常延遲半年還沒兌現。
拖到最後，項目公司建議經紀人自己找來發票，通過報銷的方式支付傭金，導致經紀人怨聲載道，集體流失。
就目前來看，互聯網企業在社會化用工上的探索更為積極，但在合規性上往往存在瑕疵，「處於裸奔狀態，或者灰色地帶」；而傳統企業的短板則在於社會化用工的管理效率上，如何實現社會用工和傳統用工體系的融合。
總之，在楊鍇看來，如何適應標準勞動關係與社會化用工並存的混合新業態，是所有企業面臨的共性挑戰，「這不僅僅關涉到人力資源，也涉及企業業務和運營戰略」，滴滴、美團、快遞行業、直播帶貨等，都是直接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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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億大賽道
社會化用工，堪稱共享經濟的最高形態——讓人力資源突破企業組織的邊界，實現了社會化的高效配置和自由流動，這一領域，到底存在哪些商機，會不會出現類似滴滴一樣的巨頭？
億歐發布的《2020年靈活用工行業研究報告》預計，2020年國內社會化用工市場規模大概7258.2億元。
目前來看，入場掘金的企業可以籠統分為兩類。
一類從C端（人才端）切入。
比如國內外各種自由職業平台，2018年於納斯達克上市的Upwork是其中的佼佼者，為企業提供僱傭、管理和支付服務，為自由職業者提供工作機會、追蹤計費工時以及僱主溝通等服務，而後針對服務項目收取各種費用。
作為全球最大的綜合類自由職業者平台，其註冊用戶早就邁過千萬大關，2019年營收超過3億美金，目前市值高達24億美元——自美國疫情爆發以來，Upwork的價值凸顯，市值也翻了一倍。
另一類則從B端入手。要麼從單個環節切入，比如為企業提供人員招募外包、任務管理外包等標準化的服務，其服務客戶通常是小微型企業；要麼提供軟硬一體化的綜合服務，比如用友薪福社，其定位於社會化用工領域的整體解決方案服務商。
用友薪福社本身也是社會化用工的實踐者，其通過企業人脈關係深厚的外部合伙人獲客，「To B 客戶還是比較集中的，多在一二線城市，我們有500個外部合伙人，就能實現比較全面的覆蓋了。」
其客戶以大中型企業為主，後者業務關係通常更為複雜，定製化需求程度更高。
因此，用友薪福社既提供通用的標準產品，也有細分的行業解決方案，甚至個性化的定製方案，如此一來，就意味著必須洞察行業，這也是其成立專門的研究院，並發布相關行業報告的原因。
「這個行業比較新，還有很多未解之題，我們必須先自己搞明白了」，楊鍇說。
此外，用友薪福社作為用友集團旗下企業，To B基因濃厚，集團的雲服務、軟體服務等，可以與薪福社的服務搭配，提供一攬子的整體解決方案，也能為其引流獲客。
「企業服務是不能有短板的」，楊鍇告訴《財經故事薈》，「必須面面俱到，對於企業來說，一攬子的方案，相比多方採購的集成方案，友好度整體性更高」。
目前，用友薪福社的客戶數量已經超過10000餘家，三分之二來自傳統行業，三分之一來自互聯網行業。
其中一位典型客戶為某上市集團旗下大健康板塊，擁有十幾家私立醫療機構，招攬了大批多點執業的公立醫院名醫。
此前，雙方的合作模式不清晰，不少醫生頗有怨言，也對私立醫療機構造成了比較大的管理困擾，為此，用友薪福社助其重新梳理了針對多點執業醫生的社會化用工管理體系，明確醫生與私立醫療機構的業務合作關係，企業與個人簽訂業務合作協議或醫事服務協議，由用友薪福社提供電子合同、業務合作管理和後續的費用支付及完稅服務，為企業提供整體合規解決方案，如此一來，每月幫助企業降低了20餘萬元管理和人力成本，提升運營效率，同時確保個人收入合規報稅。
在政策尚未明朗地帶，在合規前提下，尋找最優方案，是現實選擇，「合規是我們的底線，如果企業提出不合規不合法的要求，那我們不會做他的生意」，楊鍇說，「我們也期待相關配套政策儘快落地」。
入場者無不覬覦這個萬億賽道的超級機會，但要吃下蛋糕並不容易，科學定位政府、平台、企業、用戶的職責關係，理順多方主體的利益關係並非易事，陣痛中前行，應該還是行業的常態。（馬方、張平平、莫妮卡為化名）
